学做木匠

　　 请问！你试过“站中间”么？
　　 “站中间”，顾名思义，就是不要站在两头或者外围，要身处人群的当中；不能坐着，也不允许你大咧咧地坐着，得乖乖地站好了。不过，这个“站”字还有点讲究，就是你必须低着头，弯腰拱背的，最好是脸部朝下数着地面的蚂蚁，千万别拿眼睛看人。
　　 你该明白了吧？那是土话，形容人在被批判时的状态——他站在人群的中间，只有低头认罪的份儿。这是那年头对待“犯错者”最常用的利器。
　　 当然了，你可能从来没犯过错，也就不必那样做。但我不行，那会儿我必须“站中间”。
　　 事情有些复杂。起因就是：我一个普通教师，竟敢公开抨击过陈副校长，说他将学校的桑地改为水田种稻子是胡闹。他表面很乐意听我的意见，可骨子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瞅到机会，他就精心给我特制了一双玻璃鞋：说我在校园里秘密组织“小四人帮”，拉帮结派，竖立山头对抗领导——这是“上挂下联”的成功战例。随后他觉得四人的规模似乎小了点，于是又升级为“小六人帮”。其实，我跟别的同事关系不错的还有人在，他咋就不把我们弄成“十二寡佬征西”，或者“十三太保保唐王”？这实在是他的失策。
　　 于是，我就得“站中间”了。陈副校长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师生们对我进行声讨，小会批、大会斗。他就好比一个木匠，手里拿着锤子、凿子，上下打量着我这块木板，要在上头打个洞、敲个钉子，还不是凭着他咋弄都行？他尽情狠劲地敲打，木板却是不会说话的。
　　 我受了伤，身上带着洞眼和钉子。一个人平白蒙受冤屈，要是想不开，没准会沉湖跳井吞毒药，以前见过这样的例子多了。可我不至于如此短见，咱还想再熬些日子读读春秋。
　　 站过中间，我已经很没面子再站到讲台上了。本想就此砸了饭碗，一甩手不干了的，可是不太妥——我教的初中毕业班还有几个月才毕业，良心对我说：“老兄！求求你，别丢下他们不管，好歹你也得送他们到毕业再说呀。”我被它缠得心里很烦，只好呻吟：“好吧好吧，我就熬完这个学期！”
　　 白天没情没绪地去学校点卯，然后循例教课。其余空闲的时间都是我的。太过无聊，何况还得为将来做做准备。那么干嘛好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陈副校长的特长，对了！木匠！咱就向他学一下习，也做木匠，学会在木板上凿洞敲钉子！
　　 就这样，我开始学习做木匠。一下班，出了校门，回到家里，立即拓开工场。做了一张又长又结实的刨凳，置下一副木工工具，斧凿锯刨样样齐全。又到乡村买了一些苦楝树干，甩掉衣服，光着膀子，砍削刨凿，干得满身流油，啥烦恼都暂时抛到九天云外。
　　 镇子有个木器社，里头的大师傅阿培、阿潮、阿皮哥，都是我的铁哥们。以前我曾做过一个大提琴，有木工基础，再经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一般的技能很快也就上了手。
　　 干木匠活，最要紧的是有力气，舍得花力气，这我有。我鼓捣着，接连做成了桌椅柜橱，看上去也像模像样的。我听师傅说，木工里榫卯结构的家具是最难做的——它是三角形的榫头和卯眼，拼成后必须严丝合缝，不带一颗钉子的。
　　 我就不信自己做不了，花了好多天研究，试着做一个榫卯结构的木箱。我经过仔细计算尺寸，画好一排排三角形榫头、卯眼，小心锯板、凿洞，最后将木板拼合起来，大功告成了。我请阿培到家里来看，他托起木箱左右端详一番，然后放下，一拍大腿叫道：“你连燕尾榫都能做，木匠就算出师了！”我一听，高兴得差点没放了个响屁。
　　 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事无不成于心专。”
　　 好几个亲戚知道我能“做木”，就找上门来，希望我给做点家具。我很感谢他们瞧得起我，给我“疗伤”的机会——干活能排遣苦闷，就爽快地答应了。我开好了料子，准备大干一场。
　　 谁知神仙也料不到的，正在这时候，传来了“恢复大学招生制度”的消息。起初我还只当是身外事，我能去考么？先别说考成啥样，即使你考得满堂红，可大学能录取你么？
　　 此事撩开了好多天。到底经不住亲朋好友们的劝解游说，我最终还是心动了，试一试吧！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只念过初中（那时“停课闹革命”，根本就没上过什么课）的知识，又找来高中的课本死啃，然后就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考场。
　　 尽管陈副校长没打算放过我，在我的政审表上栽赃涂墨，但最后人家大学还是发话说：“不要紧。我敢录取你！”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大学生，而鲁班的第七十三代徒孙就夭折了，世界上也就少了一个可能的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