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人生

　　
　　 镇中学那个赵副校长，就像早晨飘忽在竹林的薄雾，让人捉摸不透。
　　 赵副校长身材瘦高，肤色黝黑，脸膛上凸起颧骨，眉毛浓密而有数根特长，伸向眼篷，仿佛要探索井里的奥秘；深凹的眼眶犹如古井，那两道深邃的目光，似乎在考察世间的事物。他平时喜欢穿一件褐色却已洗得发白了的中山装上衣，两边襟中各有一个带掩的口袋，袋子里经常揣着什么东西，鼓囊囊的，掏出来除了香烟盒、火柴盒，无非就是粉笔头、小本子、螺丝钉之类。副校长与螺丝钉有啥瓜葛？这就怪了。
　　 他是个教书匠，镇上人说话没那么诌文，暗地里叫他“吃粉笔灰的”。没错，他大学毕业后就干的这一行，确实吃了大半辈子的粉笔灰。还有街坊戏称，他是本县几个“稀有动物”（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中学里主管教学业务的“大拿”。
　　 按常理说，赵副校长既然身为“高知”，自应清高，与大老粗耕不到一个田的。可也怪，他为人平易，与镇子上杀猪的老赵可以称兄道弟，与整天拿着瓦刀的泥水佬是老朋友，与理发店的“摩顶”师傅也能互拍肩膀。别看他举止挺斯文的，可在排球场上与师生们混在一起，也是挺活跃、当分的二传手哩。
　　 学校里的教学事务，均由他安排布置，显得有条不紊。他也教课，主要教的是历史，在课堂上讲述先秦至当代的历史如数家珍，年代、背景、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明朗生趣，不兴看教科书和备课本的。每个学期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做学术报告，端然正坐，声音洪亮，神情严肃。然而，到学年结束时，学校又有一批学生考上专区、县城的重点高中，于是张罗召开“庆功会”，请来地方名流，高朋满座，这时的赵副校长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破戒喝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
　　 赵副校长所拿的工资是当地最高的，月薪80元，竟让镇书记的薪水也自愧弗如。须知，那时普通教师的月薪才二三十元哪！可是又怪了，他的钱好像总不够用。他从不买酒喝，抽的是最便宜劣质的8分钱一包的“经济”或“增产”纸烟。他往往用的是“未来钱”，这个月先欠下老友——镇医院院长或泥水佬的钱，一领工资得还人家，这个月就又捉襟见肘了。物价并不贵呀，牌价猪肉七毛七一斤，三级米每斤才一毛多，他的钱都跑哪去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似乎有某种忌讳。说起来，赵副校长是本县人，曾参与创办几所中学、师范学校，这些校址其实与他的故乡并不远，均不过三四十里地。可他自从念高中离开老家，直到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几十年来都没有回去过。他的父母肯定不在了，也不知道有兄弟姐妹没有？谁也没听他说过。倘若有谁跟他提起“老家”的字眼，他的神情就恍惚了，有意扯到别的话题去，显得讳莫如深。
　　 即使他的子女也不清楚这个。有一次，准备考初中的儿子在填表时问起他“社会关系”的事，做父亲的声音苦涩，欲说还休，到底没多说个啥。这天夜里，从他的住房中传来低沉的哼歌，那是一首苍凉、幽怨、悲壮的曲子《黄水谣》——
　　 “梭——咪梭，多来咪啦梭，咪——梭咪来——咪，（低八度）多——咪来多啦多梭……”
　　 他儿子听见，不由得呆住了——这是做儿子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爸爸哼歌啊！
　　 赵副校长哼的歌儿，忽然中断。那场浩劫卷来，他这样单瘦的家伙躲不过飓风。他成了当地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挂黑牌、戴高帽、“坐飞机”都是免不了的。
　　 这不算什么。穷学生中出了个魏延，揭发了一件令人惊怒的事——赵曾经“借”给他5元钱买当月饭票（这是一个学生整个月的标准伙食费，其实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随着棍棒敲打，深挖才发现，赵的工资口袋安装有个漏斗，受到他“腐蚀”的“红色子弟”可不在少数——其险恶用心是令他们继续走“白专道路”。这还得了！
　　 赵副校长被绑成个粽子，押到濒临西江的码头顶上，在烈日底下“跪玻璃渣”，捋高他的裤腿，碎玻璃扎得他的两个膝盖满是鲜血，与脸上淌下的汗水混在一起。尽管杀猪佬老赵挺身而出，但救不了他。当时，“造反派”已经准备好了一只小舢板，要把赵运回“老家”去，“接受进一步的批斗”。谁知就在押解他走下码头那一刻，天空电闪雷鸣，顿时大雨滂沱，江面上怒涛汹涌，吓坏了那些持枪的人，舢板终究未敢划出去——他才算躲过了一劫。
　　 人们传说那是“天公发怒”，“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赵副校长摇着头说：“什么文曲星！那会儿，我已打定主意，船到江心我就跳入水中！”
　　 后来，赵副校长被赶到了学校的农场放牛，工资扣至8元。这农场十分偏僻荒凉，方圆十几里都难得见人，陪伴他的只有那几十头牛。睡禾草，吃不饱，家里人要像做贼一般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最要紧的是一些胃痛药、万花油。一天夜里，他患了“绞肠痧”，痛得满地打滚，然而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垂垂等死。也是天缘凑巧，有个农机厂的技工夜里从水闸归家，路经这儿，发现了草棚中昏死在地的病人……
　　 赵副校长与对方以前素不相识。他大难不死，从此与那个恩人成了好朋友。
　　 与牛群（不是那个相声演员）告别，已是多年以后的事。这时赵副校长刚刚年过半百，却已两鬓斑白，眼篷上方那几根特长的眉毛也变成了灰白色。本就瘦高的身个，更干瘦了，重新穿上的那件中山装上衣显得肥大了不少；个子倒像是矮了点，那是因为腰背有些佝偻了。
　　 那些年的折磨，他患上了胃病、肺气肿、支气管炎等慢性病。可是他的神色还好。回到学校那天，他去理发店剪了个西装分头，又到杀猪佬老赵那里割了些肉，当晚还喝了酒。夜里，儿子又一次听到了从他房间里传出的哼歌，声韵激动中却也平和，深情——
　　 “梭——咪梭，多来咪啦梭，咪——梭咪来——咪，（平调）多——咪来多啦多梭……”
　　 赵副校长重新走上了讲台。
　　 他口袋里依然揣有粉笔头。课后，在校园中，走到哪儿，有哪个学生提问题，他答着话，有时就会掏出口袋的粉笔头，蹲在地上画“阵图”。他走路习惯佝偻着背，慢步而行，发现地上有个螺丝钉、螺帽、铁钉、垫圈之类的什么小东西，就会弯下腰去捡起来。用他的话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这年冬天，念大一的两个儿子放寒假回到家。吃过晚饭后，父亲将儿子招进自己的房间，掩上了门，显然是有什么秘密话要说。两个儿子都不禁有些紧张，又有些惶惑。
　　 赵副校长拉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报纸来，递给儿子。那是一张《参考消息》，尚可闻到淡淡的墨香，但上面有的铅印字迹已经漫漶，可见他用手摸过不知多少遍了。两个儿子轮流将报纸匆匆浏览了一下。父亲所指的一篇报道，介绍台湾一个化学科学家从天然气成功地炼制“单细胞蛋白质”（对人类是个大贡献）的事迹。儿子俩看着爸爸，目光在询问：“那又怎么样呢？”
　　 那天天气相当寒冷，北风从窗口吹进屋里来。可是父亲黝黑削瘦的脸上却泛起潮红，似乎还热得要冒汗的样子。他忽然变得很严肃，目光炯炯发亮，喉核在脖子间上下滑动了两下，放低了嗓音说：“你们知道这个科学家是谁？”
　　 “是谁？”兄弟俩争着问。
　　 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地吐出来，说：“是——你们的表哥！他是我亲姐姐的儿子！”
　　 两个儿子同时大吃一惊，就都呆住了。等等！“姐姐”？爸爸有姐姐？爸爸怎么还有个姐姐？爸爸怎么可能还有个姐姐？
　　 这时，赵副校长的双眼潮湿了，深邃的目光望着窗外的远天，陷入了深沉的回忆，声音发哑地说，就因为出身问题，连带台湾的这个“海外关系”，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减少麻烦和冲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开始，他不得不斩断了手足之情，与老家完全切断了联系。
　　 “当然，亲情是斩不断的，我都知道他们在哪儿……”父亲幽幽地说。
　　 原来如此！父亲这是“瞒天过海”还是“暗渡陈仓”？这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现在好了！有空，我一定要去看望二姐！我还要回老家去看看！”父亲语气坚定地说，深凹的眼眶中闪着熠熠的光。片刻，他叹了口气，“我只怕抽不出空来呀！身体也不行了。咳，咳，咳！”说到这儿，他连声咳嗽着，咳得有些接不上气来。
　　 看着父亲的模样，两个儿子好一阵子没说话。
　　 这就是教师——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实在平凡；但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无愧于人生。以前有人将教师比喻成“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不如说是粉笔呢——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自己的生涯却像灰渣在一点一点地掉落……
　　 这天夜里，儿子再一次听到了从父亲房间里传出的哼歌，歌音是那样欢快、激昂和悠长：
　　 “梭——咪梭，多来咪啦梭，咪——梭咪来——咪，（高八度）多——咪来多啦多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