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同桌吃饭

　　 这个马克思当然不是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而是我老家的一位邻居，大名叫余水永，马克思是他的绰号。
　　 这个绰号的来历也颇有些意思。上世纪七十年代，要选择干部，要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能担任干部。余水永家父母双亡，家徒四壁，弟兄俩两个光棍，很合乎干部择优的要求。再加上余水永虽然论文化水平，小学也没有毕业；但一张嘴却能说会道，即使关公战秦琼，猪八戒打日本鬼子，他也能很认真地讲上半天，这很合乎干部要会演讲的要求。于是他被任命为大队共青团书记。
　　 干部的职位使余水永获得了许多正式演讲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确实有演讲才能，他不但演讲流利，而且能引经据典。他知道中国当时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祖宗是马克思，因而他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冠以“马克思说”。
　　 他说：“‘马克思说：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马克思说：要多养猪，多积肥’；马克思说：‘要计划生育’；马克思说：‘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奋斗’等等。因为他言出必是马克思，所以大队的社员奉承其好，都叫他“马克思”。久而久之，他也不以为忤，习以为常，以马克思自居了。
　　 公正地讲，马克思当干部还是比较认真和廉洁的。他当了多年共青团书记，除了揩油多喝几顿酒和多抽几包烟外，其他并没有多吃多占。还是那样两袖清风，还是那样家徒四壁，还是那样光棍一条，还像当年那样，睡在四个酒坛搁一块木板的床上。
　　 马克思办事是认真的。当年有个公社副书记，是杭州大学的一个下乡锻炼的学生，作为走资派挨批斗。造反老大说这个人善于“放毒”，要给他吃点苦头。于是马克思去邻村借了一块三十多斤重的木牌，挂在那副书记的脖子上，使他几乎闭过气去。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那位造反老大也挨批斗，马克思又奉命把这块木牌挂在造反老大的头上，使他也吃了一些苦头。
　　 改革开放后，人们不需要那么多“马克思说”，于是他下野了。幸好他艳福不错，我们台门里有一位堂叔死了，留下一个妻子。她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她显得孤寂，就招马克思填补空位。她虽然比马克思大好多岁，但对马克思温顺有加。马克思也借此摘去了光棍的帽子。人们都说这是双赢的互动。
　　 上月老家要选村长，竞选者之一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于是我义不容辞地去老家参加选举，为老朋友捧场。
　　 我那位老朋友看起来人缘还不错，许多人都以志愿者的名义帮他拉选票。马克思也是志愿者之一，口中叼着香烟，袖子挽得高高的，忙进忙出，情绪昂扬。
　　 但马克思似乎有点吃力不讨好，中午我听到有人在呵斥他：“马克思，你怎么搞的，沙田坂那十二户，每人给他们三百元，你怎么只给了二百元？还有后新屋，每户是给一条香烟，你怎么只给了五包？你想贪污吗？”
　　 马克思虽然支支吾吾，但却罚咒赌愿，竭力分辩，反复解释，决不承认自己贪污。
　　 经过两轮投票，我那位老朋友终于胜出，当上了村长。晚上在黄檀溪大酒店筵开数十席，庆祝胜利，同时慰劳那些劳苦功高的助选志愿者。我作为“贵客”，当然也位列上座。
　　 马克思也很高兴，意气风发，气宇轩昂，以至于手舞足蹈。因为这场胜仗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获得了新村长的表扬和感谢。他代表主人给许多人斟酒，敬烟，穿梭忙碌于各席之间。基本忙碌完之后，他到我们一桌坐下喝酒。
　　 多年未见马克思，也显见他的风尘之色。屈指算来，他也早过知天命之年。他见我之后也很高兴，一连串的恭维话：
　　 “余影哥呀，好多年了，你一点也不见老。你们做城市人就是好，你看我，像烟炭头，真不像人样了。人呀，到底要有文化，你们有文化的人说逃就逃，逃出农村，早就跳出苦海，不像我们，一生都要面对泥土背朝天……”
　　 他一边喝酒，一边絮絮叨叨地对席上的人一一恭维。待人渐渐散尽后，我也陪着他又喝了两杯。
　　 一会儿上来了两个人，是他的两个粉丝。他命令他们把一些剩菜分别倒入不同的塑料袋中，把一些剩酒也分类合并，一起拿回家。并吩咐，把剩菜放入家中的小冰柜。
　　 他回头对我苦笑道：“余影哥，没办法，不拿白不拿，扔掉怪可惜的，这些菜和酒回家可以维持好几天……”
　　 晚饭后不久，主人就派车送我回城关去，同车还有好几个人。好些人在车外相送，马克思看来已经酒足饭饱，口中叼着香烟，也笑嘻嘻地站在人丛中，一边还向我挥手。那神态怡然自得，似乎比当年的马克思还要快乐和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