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吏 ——刀笔之痕

摘要：文人心路 一
　　 陈布雷自杀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一文胆的死，曾让我陷入莫名的悲伤和痛苦。钱穆说，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一政权的兴亡，往往与时代精神观念之演进密切相关，而在我看来，陈布雷的自杀，即是那个党国精神衰败之征兆。他僵硬肉体所传达的绝望情绪，迅速在政权庞大的文官系统之蔓延，并最终促成了更大溃败的发生。
　　 从沪上文章惊海内，到抗战时期，以如椽巨笔为蒋公写下著名的抗日宣言，从江南才子一跃而登执掌文枢的台阁之列，在多数的读史者看来，陈布雷无疑是将文人从政之理想发挥到可能的极致了。千载以来，多少读书人皓首穷经，所为者不正是以文章立言，以政事立功，以节操立德吗？而这些，陈布雷都做到了。如果他在抗战之后的荣光中激流勇退，或可在梅子肥熟的雨季，闲垂慈溪江上鱼；就算进而入阁，他也可以沉默如大多数，静静目睹历史巨变的生成，在天地玄黄之际，保留一张飞往台岛的机票，可他偏偏也不！他一生殷勤谨慎，侍奉蒋公如履薄冰，但最后的选择竟是那样的惊世骇俗：吞药自杀，在一九四八十一月，徐蚌会战失利的关键历史节点。
　　 孱弱的国民党内为之哀鸿一片，而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却将这一自杀解读为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注解，是历史的必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自杀选择背后的文化伦理因素。自己在政权位列中枢，女儿女婿却是地道的共产党，政治选择与亲情伦理的冲突已让他身心疲惫。而战事的溃败与烂污透顶的官场生态，不断刺激着他极富文人敏感的神经，他的廉洁奉公已然使他沦为这个大时代的异类，多少次他在进与退之间彷徨，但蒋公的知遇之恩不可不报，举步艰难的战事又岂能轻易放手？这个笔力雄健，富有开明政治理想的民国文人身上，其实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最传统古老的忠君情怀，为了此一忠字，他可以收敛少年时自由行文，指点江山的梦想，而甘为一名幕僚，为了此一忠字，他可以不近人情地约束内心欲望的奔腾，“不合时宜”地保留着刻苦的道德自律，为了此一忠字，他甚至可以替蒋委掩过，用笔墨颠倒乾坤，甚至任由个人理想幻灭，沦为所谓“党国政治”的精神附庸……
　　 徐蚌会战的失利，最终开启了陈布雷悲剧的序幕。我相信他在决心赴死的前夜，已经感觉到了某种绝大的虚空，几十年所奉行的传统精神信念，在一个只有政治斗争，没有政治理想的年代根本就是荒诞可笑的。但从小濡染的经典之志，已经注定他即使看穿一切，也无法超脱。他终究是一个苦行僧一般的人，而不是一个吟弄风花雪月的才子，才子的诗文可以浪漫而不拘，苦行僧的背影则只能留给人一声沉重的喟叹而已。
　　 但恰恰是这沉重，而不是某种流于想象的轻逸，构成了真实而残酷的历史。
　　
　　 二
　　 现在，我想说说我的父亲。
　　 将我的父亲与陈布雷这样的历史人物并列讲述，似乎缺乏某种必要的逻辑支撑，但至少在我心里，他们占有同样重要的精神地位。
　　 严格来说，我的父亲甚至连小知识分子都称不上。他有限的写作才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战争通讯中被激发，此后转业到地方金融系统，靠一手文字的功夫，赢得了小县城中不少人的尊敬。
　　 我印象中，父亲总喜欢在深夜拧灯，关在狭小的书房写作。洁白的稿纸，浓黑的笔墨，俊秀方块字的组合为他赢来些许“文名”的同时，也补贴着当时家里拮据的收入。父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和教科书上痴人说梦似的审美无功利无关，而投有浓重现实生存的阴影。
　　 中年之后的父亲，俨然已成为银行里名符其实的笔杆子，他发表的文章体裁庞杂，散文、评论，通讯，还有论文。更多的时候，父亲闷声关在屋中，只是为了给大大小小的领导捉笔，讲话稿、会议稿、各种名目繁多的征文。多数的时刻，他的写作并不轻松，他一声不响地从书房出来，总是一副绞尽脑汁的痛苦模样，留一堆揉烂的废稿纸在灯下刺眼地闪光，有时我甚至能听到他暗夜里幽微深长而又无可奈何地叹息。
　　 当然，父亲的文字里也有轻松好读的，那些隽永的小品，或记录了南方县城第一场春雨的酥润，或传达着黄昏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景物风致，总是那样活泼动人。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对民国作家十分倾心，他收藏的旧书里曾有俞平伯和朱自清先生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行文间泄露的，都是老牌文人缠绵古旧的意趣。书的封面，已经被父亲翻烂，秦淮月色下的幢幢灯影，想来也为父亲所熟稔，但那样好的月亮，那么美的清歌，他终究只能对窗遥想。一阵恍惚之后，案头的文稿仍然厚重，笔下的文辞也无非是一些自己不想说，不想写，却又不得不整齐码放的滥言罢了。
　　 多年之后，父亲终于摆脱了苦役般的文字生涯，文事既废，他却再也不能写出早年饶有情趣的短章，但书房的灯光依然闪亮，那些稿纸上也落下了新的墨迹。从模仿父亲的文章起步，我也走上了漫长的文字之路。记得我十多岁时第一次发表文章，父亲的脸上焕发着得意的容光，后来念了中文系，他也一度嘱望我能以文辞之事进阶为仕。
　　 父亲或许并不知道，沿着这条道路一直向前，一个中国文人可能企及的现代高峰就是陈布雷。但也正是布雷先生的殉志，预示了执笔入仕，而又部分保留理想的书生共同之悲剧宿命：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更无法遵循一个人的心灵生活。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这是王家新歌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而在中国的文化里，类似的写作经验往往可用来描述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刀笔吏。陈布雷式的人物，是这个群体中怀抱某种高蹈信念的代表，而像我父亲这样普通执笔者的精神导向，则是更为世俗的生计，但纠缠于这两种人格间的痛苦，其实有着同样灼人的沸度。世俗的生计固然无法轻易逾越，高蹈的理想亦终究只是归于虚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笑的，说这番话的，只是一个不知疾苦的帝王贵胄罢了。而更为真切而悲情的故事则是，一代代起于微末的书生，从开蒙落笔的刹那，即怀抱一种刻苦自持的信念，如履薄冰，拾阶而上，仿佛正接受某种庄严盛大的巡礼，其实只是重复着刀笔吏们眉间深锁的苦情。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少有一个民族会用夸张的死亡经验譬拟文事的艰辛，此种文化传统哺育之下的写作者，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承担某种悲情的角色。刀笔刀笔，那最初力透于竹简之上的，并非是文字，是命运，是血，是精神的创伤，每一刀下去，皆在痛苦地剜去写作者自有的心志，褫夺他们壮怀激烈的浪漫想象。举其杰出者，往往沦为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如陈布雷；平凡之辈，则潦倒于世俗的窘迫，在谨小慎微间洗磨掉全部的锐气，劳役于庞大的文职系统，如我的父亲。少数人试图突围，但梦醒了，多半也是无路可走；更为极端者，就索性释放被压抑的恶，借笔为刀，为武器，以文字原始而神秘的魅惑力，掀起民众的迷狂，猎取执政者的欢心。这样的人，曾经左右了多少人暗昧的精神生活，最终却发现，自己也不过是更高的权力而愚弄，说穿了，也无非还是书生政治的一厢情愿而已。
　　
　　 三
　　 十多年前，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叫《绍兴师爷》。陈道明演的书生方敬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独对孤灯黄卷的叹息和微微驼着的背影，总让我想起许多熟悉的人和事。
　　 不光是绍兴，也不仅在清末，南方数以万计的文人始终占据着这个维系国家运作的文职群体最为广泛的部分。但无论是少数登堂入阁的幸运者还是多数碌碌于文事的小吏，他们的内心常常伴随着一种隐秘的分裂，孕育他们的，是南方明丽的山水，是诗酒年华的温柔；而为他们所期待的，则是北方巍峨壮阔的宫阙，是涤荡江山，玉宇澄清的豪迈。
　　 我即将提到的第三个南方文人，正是在类似的矛盾与冲撞中，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姚公埠，离我外婆家不远的一个村落，后来呼风唤雨的姚文元正是从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出发，去往上海，去往北方，去往一个大时代不可阻遏的漩涡中心。他的父亲姚篷子是民国时期沪上著名的文化人，他自己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艺评论文章。从那些文章磅礴的句式来看，他的内心一定也涌动过浓郁的诗情。当然，这诗情的指向，不仅仅是浪漫，而是更为残酷的生死，是一代文人命运顷刻间为之逆转的黑暗。
　　 这个文艺青年的一枝笔，直接诱发了十年浩劫的到来。他潜藏在文辞之下的亢奋欲望获得了巨大的释放，而他自己也被这欲望裹挟，命运沉浮于种种权力的暗战。他的笔，是真正的刀笔，无比锐利地戳痛着一个时代的神经，并以残酷冰凉的笔意屠戮着那些和他一样起于微末的文人，并最终完成了精神的自屠。
　　 我无意于对姚文元做任何历史意义的评价，事实上，要想完成这种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他去世的那一年，正是其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沧海桑田，历史的走向为之改变，无数惨烈的人事也已经蚀磨得面目全非，唯有姚公埠的青山依旧，南方村落的空气里飘荡着雨水湿润的味道。我大胆地猜想，四十年前，当姚文元笔落惊风雨的刹那，他或许会生出一丝莫名其妙的懊悔，故乡山水妩媚，自己又一身才情，缘何要写这样一篇内心未必完全想写的文章呢？但彼时彼地的政治空气，又岂容这样温柔的存想？
　　 几十年后，这懊悔的情绪已近于颓败，身为阶下之囚而为万人所唾的姚文元，恍然发现，这一身难逃的也无非仍是南方文人刀笔吏的宿命，捉笔捉笔，那真正难以捕捉的，不是文思，不是句意，而叫做命运。而铁窗之外，南方的一片残山剩水，或许才是他一生真正的精神归宿。
　　 此刻，巨大的苍凉的气息向我扑来。这样的苍凉之境，我曾体验过多次。读陈布雷早年酣畅淋漓的时评文字，再想想一九四八年冬天那场阴郁的死亡，我无法自持；再读父亲那些锁在抽屉里的性情文字，回头一看，当年才子的黑发，已有鬓丝泛白，他一生殷勤为文，才有稳定的家境，可消磨牺牲于世俗中的，又岂止年华，还有他再也无力写就的曼妙篇章。
　　 悲凉之后，则是更深的恐惧。我已预感到沉重的命运正在压近，但我无力躲闪。
　　 刀笔吏，刀笔吏，父亲，我终将和您一样，投身于笔意和刀锋的搏刃，笔意温柔，刀锋残酷，而笔梢所指，刀锋所向，乃是南方文人共同的精神谱系与命运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