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婚事

　　
　　
　　 【母亲的电话】
　　 大哥是四十一岁的人了，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问题是他不是王老五，他是一个失业在家的人。
　　 母亲在电话里跟我唠叨了两个多小时，要我给她想想办法，让大哥谈个女朋友，争取在过四十二岁生日时，走出单身汉的行列。
　　 妻子躺在我的旁边，几次用手拉我握着话筒的手。我躲开她的那只手，身子往外移了移，离妻子那靠得很近的温热身体远一点。我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上去拿，身体躺在床边的姿势也调整了一下。
　　 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嗡嗡的，有些象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地萦绕。我住的地方，是半年前刚买的商品房，很宽敞，装修得也很豪华，小区内的环境也漂亮。从入住这里开始，我们就没看见过蚊子的影子。
　　 过了二十分钟。妻子在这二十分钟里烙饼似的翻了很多次身。妻子慢慢靠近我，又拿手来拉我握电话筒的手。我仍旧躲开她，身子往外移。不想，移过去的地方，空了。我的身体失去了支撑，摔落到地上。在手忙脚乱中，电话的听筒仍旧保持了良好的接听状态。身子落到地板上，发出“哐噹”的剧烈声音。妻子赶紧从床上站起来，跳下床，把我扶起来。母亲在电话里也听见了我摔到地上的声音，“怎么了，老三？”
　　 “没什么，妈，是我下午买的一堆货，放在墙角，没堆放好，垮了。我一会把它放好就行了。”
　　 在电话那一端的母亲没有怀疑，接着她的唠叨，继续着。我站直身子，眼睛刀一样横在妻子的面前。她的眼睛躲开了，低着头，回到床上，盖上被子，背对着我，睡了。
　　 母亲的电话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电话的听筒像一根烧红的铁棍。在这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母亲发出的声音。我嘴里只是发出“唔、唔、喔、好、好、行、行”这几个简单的声音。我对这几个单字，运用得很有感情，如果稍有些厌倦，在电话那一端的母亲都能准确捕捉到，“三儿，是不是烦妈了？”说着，她就准备挂电话了。
　　 我怎么能在母亲这样的责备下，挂断电话呢？我赶紧打起精神，向母亲道歉，请她继续往下唠叨。听完母亲的电话，身上已经是一层汗。我象不停地干了两个小时的重体力活似的，身上的汗水黏黏糊糊。我以为胶水倒在地上了，我摔在地上时，被裹了厚厚的一层。
　　 妻子用被子蒙住头，我去帮她拉开被子，她又扯下去。看样子，她生气了。盖着她的被子，静静的凸出她身体的模糊轮廓。我没在意她，去厕所冲了一个澡。
　　 哗哗的水声冲在我的身上，水洗去了那种黏糊的感觉，身上轻松了一些。我没有用洗发水，也没有搽洗浴液，任清水流过我的身体，汗水在清水的流动中被带走了。汗水夹在清水中流走的声音唰唰的，我眼里就浮起大哥那张清秀中略带白皙的脸庞。
　　
　　 【走出农村】
　　 父亲李昆林是十六岁那年，跟着一帮人到贵州的嘎吱矿挖煤的。他从四川一个偏远的小村里出去，还懵懂无知，几年以后，我奶奶帮他在乡下看好了一个姑娘，就是我母亲。他回家探亲时，跟母亲见了一面，然后第二年回来，他就跟母亲结婚了。
　　 我们兄弟四人，是父亲每次回那个偏远小村探亲的结果。大哥李小东和二哥李小西隔得最近，他们俩差一岁零两个月。我叫李小南，比二哥小两岁零四个月，老四李小北，比我差四岁零八个月。我们兄弟四人的年岁差距，说明父亲探亲的日子都相对固定，也说明父亲的年龄逐渐大了，还说明父亲是一个古板的人。
　　 在老四李小北六岁多，快七岁时，村里的人逗我们，说父亲这一次探亲，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李小中。
　　 开着玩笑的时候，父亲提着大包小包回到村子里。最初几天，他提着从远方带来的糖，按照每年的惯例，去常来往的亲戚家送去他远方的礼物。在以往的探亲时间里，父亲总是没完没了地喝酒。这一次，母亲丢下地里的农活，陪着父亲一趟一趟往大队跑。我们吃完了父亲带回来的糖，收拾起作业本，准备到那几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子里去报名读书了。老四李小北读一年级，我读五年级，二哥这一年升初一，大哥读初二。
　　 书包还没有背上肩，父亲说，你们把所有自己的东西收一下，我们这一学期去贵州读书。我们先愣了一下，二哥在我们另外三兄弟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时，哈哈地快乐地笑起来。他走到父亲身边，拉着父亲的手说，我们去吃商品粮啦？我们去吃商品粮啦？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们，而是展开笑脸摸了我们几兄弟的头，叫你们赶快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是我有生命以来的几年里，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宽厚的父爱，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父亲有一种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幸福的自豪感，他满脸放光，感觉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大哥没有把更多的喜悦写在脸上。二哥有，他满脸都是灿烂的笑。我和老四，根本不明白吃商品粮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几年以后，当我面对中考、高考时，我明白了，是父亲让我们离开了许多农村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离开的“农门”。
　　 母亲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我们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跟着父亲去享受做“城市人”的幸福。
　　 家里不能带走的所有东西都卖给了别人，房子卖给了我的堂叔。地里长得正好的庄稼，送给了我的大伯。大伯羡慕地看着我们一家人，对父亲说，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爸和妈的。大伯嘴里的爸和妈，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不停地揉着他们那双被皱纹挤得很烂的眼睛，叮嘱我们到贵州一定要好好学习。
　　 大哥背着很重的包，他对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你们放心，等我考上大学，有了工作，赚了钱，就来接你们去贵州玩。
　　 我们走的时候，路过学校，学校正好开学。我的很多同学，挤在他们父母身后，眼里充满妒忌与失望。他们心里可能在埋怨他们的父亲，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把他们农转非成吃商品粮的城市人。
　　 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眼光护送下，走上了去往一个神秘地方的路。我们几兄弟都是兴奋的，对那个将要去往的地方，充满了向往与好奇。老四李小北抱着父亲的手臂，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去那个地方要走多久？两天。我们要坐火车吗？要。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高楼吗？有。那个地方……
　　 父亲不愿再回答李小北的问题，头靠在不停颠簸的汽车座位后面的椅背上睡着了。母亲朝我们嘘了一声，我们都闭了嘴，眼睛看着车窗外闪过的村庄，绿油油的农田。
　　 下午，我们在一个小县城歇了一夜。第二天，天还只有麻麻亮，我们就被父亲叫醒了。往重庆去的汽车站，在县城的另一边。我们背着各自的包，跟在父母的后面，匆匆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穿行。天光并不太亮，四周的景物涂满了灰糊糊的色彩。父母走在前面，我们磕磕碰碰地跟在后面。父母走得快，我们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有不停踩动的啪啪的步伐声。如果当时谁有相机，把我们照下来，我们当时的样子，跟几年后，流窜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民工是一模一样的。
　　 天渐渐亮了，我们的小手酸酸地疼痛。我背着我的书，我的衣物，老四李小北背了两本书，他的几件衣物。大哥二哥比我们大，自己的东西也比我们多，他们还要帮着背家里的其它东西。大哥身上的包最重，他头上的汗最先流下来，母亲问他，背得了嘛？他喘着气，一个劲点着头。
　　 太阳升起来，热烘烘地照在我们身上。母亲抱怨父亲，我们应该住离汽车站近的旅社。父亲说，离汽车站近的旅社？头天晚上我们还是要走这么远的路。路今天早上走，昨天晚上走都一样。昨晚走到汽车站来，能住上旅店吗？
　　 我们跟着父母爬上一辆公共汽车，把身体往座位上一摊，人就酥了。从县里坐车到重庆，我们终于看到了梦中的大城市。高耸入云的大楼，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我们买了火车票，等上车还有几个小时。二哥说，难得来重庆，我们去重庆城里逛一逛吧。可是我们刚准备出门，老四李小北的那个不争气的肚子开始拉稀。父亲生气地骂老四没出息，二哥说老四烦人，让人扫兴。大哥说，你们去逛吧，我在候车室里看行李，顺便照顾老四。
　　 我们在重庆城里逛了几个小时，大哥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等了几个小时，老四被他的肚子折腾了几个小时。我们在城里吃了一次火锅，吃完出店门的时候，才想起大哥和老四还没吃。给他们带点什么回去吃呢？父亲去买了几个热腾腾的肉包子，一包饼干。回到候车室，大哥看到热腾腾的包子，很高兴，一连啃了两个。老四只吃了几片饼干，他出门时的高兴劲都被这长长的旅途和不争气的肚子给消磨尽了。吃完包子，我们坐的那次车开始检票了，我们随着人流，相互紧紧地牵着手，踏上了夜晚发车的火车。
　　 车上人很挤，车厢里全都是些高高低低的人头。我们一家六口人，被紧紧地挤在面对面，坐四个人的那个狭小空间里。过道上被后来上车的人占住了，我们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火车里的气味也是新鲜的，从没没有品尝过的蒸笼蒸腊肉的味道。火车穿行在黑暗里，我们都是第一次坐火车，大哥、二哥和我都挤在车窗边，好奇地看着外面。车窗外的原野被夜幕笼罩着，有一种神秘曼妙的感觉。车窗外的夜被奔跑的火车拉伸着，不断伸延到远方。
　　 火车跑过几个小站，车窗外的夜色就疲倦了我们的好奇。我们渐渐从车窗边滑到凳子上，无奈地任眼睛皮打架。
　　 老四李小北已经很蔫了，他让母亲抱着，无精打采地靠在母亲的手臂上。老四的肚子仍旧隔一段时间会作怪，但过道里挤得满满的，人只有象根针一样，在那些缝隙里，艰难地穿过去。大哥带着老四在人群里穿插了几次，都懊丧地退回来了，大哥一脸的汗，老四的脸憋得通红，我们还隐约闻到从他裤子下传出来的臭味。
　　 车窗外一片漆黑，车窗内的景物鬼影一样描画在车窗玻璃上。我们都束手无策了，慌乱地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
　　 “车外不都是野地吗？”大哥似乎有重大发现一样喊着，他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没明白。“来，把窗子抬起来。”我赶紧站起来，学别人的样，手捏着车窗上的锁，大哥捏着另一边窗子的锁，我们憋着劲往上抬。我的力小，车窗往上移了两格就停下了。我的劲一撒，大哥那边也成了白费劲。父亲站起来，他身子宽阔地正对着窗子。两只大手捏住窗子两边的锁匙，腰一挺，手臂往上一送，车窗张开了黑色的大嘴。
　　 等车在小站上停下的时候，大哥把弟弟抱到车窗前的小桌子上，让他把屁股撅到车窗外，大哥帮弟弟拉下裤子。
　　 “噗呲”一声，弟弟的肚肠得到释放，他憋得有些苍白的脸缓慢地恢复了正常的颜色。车窗外的风很弱，但零星的臭气还是窜了进来。大哥站在车窗前，紧紧拉着大半个屁股在车窗外的老四，他的身子正好挡在风吹进来的那一侧。可能一些零星的屎点溅到了他的身上，因为原本站在他身后的二哥，捂着鼻子，更深地插进人群里去了。
　　 坐了一夜的火车，我们蜷缩在那挤得紧紧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随着车厢的摇摆，在两根铁轨上往我们新的“家”前进。我进入到梦乡里，嘴里的口水从唇边悬挂出来。
　　 有好几次停车，我都没感觉了。但大哥的动作惊动了我。大哥把老四抱到小桌上，让他往无尽的夜空里排泄时，我被他撞了几下，我被撞醒过来。我张皇地看了看依然静默地拥挤的车厢，我的脚悬在椅子边，我把脚往地板上放，却踩到软乎乎的一团东西。我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去看，座位下的地板上睡了一个粗壮的汉子，他碗口粗的手臂伸展出来。我只能保持了原来的动作，很快，又进入到梦乡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贵阳下了火车。大哥的样子很疲倦，他整夜都精心照顾着老四。下车时，母亲让他把背上的东西，分一些给她，大哥没有回答母亲，默默地走。我们在贵阳转乘了另一趟火车，在车上，我们仍旧被瞌睡纠缠着，眼皮特别沉重。母亲把老四抱到她的身边，让大哥趴在那张小桌上睡睡。中午我们就到父亲工作的那个名叫“嘎吱”的山中小镇了。下了车，四周的黛黑色的高山，蜂拥着扑进我们的眼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的山，也没有见过支棱着那样多灰白色石头的山，我心里竟有些害怕。
　　 老四紧紧地拉着母亲的衣角，走在母亲的后面。这和我们的想象完全对不上。我们想要的是高楼而不是高山。从火车站到父亲工作的嘎吱煤矿还有一段路，我们沿着公路走。公路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包谷林，青色的长长叶片垂拂下来，路边的包谷叶，无意地划割着我们的皮肤。
　　 如果我们没有跟着父亲来吃商品粮，这个时间，说不定我们正跟在大哥的屁股后面，在我们曾经的土地上，去把已经枯萎的包谷杆砍回家，然后去树上摘梨子吃。老四问父亲，“我们以后还会不会种包谷？”在家里时，他最怕进包谷林，每次我们仨在包谷林里掰包谷，他就在地头看守我们掰好的包谷。偶尔他心情好，可能会帮我们，把裹在包谷外面的那些淡黄色的皮撕下来。
　　 “不，我们再也不种包谷了。国家会供应我们白白的大米，每个月拿着粮本去买就行了。”
　　 似乎走了很远，走到一条小街上，小街的地下，坑坑洼洼的，跟我们曾经住过那地方的小街，没有什么区别。几家花花绿绿的小店，勾引着我们的眼睛。我心里想，我们难道在这个地方吃商品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