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矶石畔的梦

一位远房本家，论辈份我应叫他叔公；他在遥远的加拿大定居，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这次由孙女儿陪同，回故乡探亲，回到这个已经阔别六十余年的故乡。
　　 他的直系房族里面已经没有其他亲人，算起来数我家与他们最近亲，因而由我家义不容辞地接待他们。说接待，其实也无非是聊些天，吃几顿饭而已；因为时空的距离已使彼此颇为陌生。他们爷爷孙女俩住在小天竺酒家，总的生活还是自己料理。而我家又因为数我有点文化，接待外籍客人比较合宜。
　　 叔公的孙女叫西梦妮，白肤、高鼻、深目，看外表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姑娘。她能结结巴巴地讲些汉语，而我也能支离破碎地讲点英语，我们用中西合璧的语言交谈，倒也别有情趣。
　　 西梦妮在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她对于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于老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中国古代哲学家非常熟悉，连我这个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也自叹不如。
　　 她用声调怪异的普通话向我讲述老子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事物认识规律，以及“道可道，非常道”等哲学命题，讲得津津有味。而且惊异于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对事物就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能有如此伟大的哲学成就。
　　 叔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多时间叫我带着他在小镇上走来走去，他常常在一些破旧的老台门前徘徊迟滞，他常常痴痴地望着一株古樟，数丛老竹，若干野草，并长时间地发呆；那神情分明显示，他的心中还沉浸着许多往事，还萦绕着无数旧日的梦。
　　 他常常在小天竺山的元佑塔下徘徊，他坐在三矶石的旧址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呆呆地望着彩仙山，望着回龙庵，望着那冉冉西下的夕阳，他的眼中闪现的是凄楚和忧郁的目光。
　　 “爷爷，你为什么老喜欢坐在这里？这里风景虽然很美，但是也用不着整天看啊，你原来在这儿待过吗？”西梦妮终于向爷爷发出了疑问。
　　 “是的，我在这里待过，这已经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叔公迟疑了一会，终于发出了长长的叹息，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一九四七年吧，我当时刚从省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因为我老家在枫桥，未婚妻也在枫桥，因而在我的要求之下，被分配到枫桥七县剿共司令部，任少尉警卫排长。
　　 当时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年代，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内战的烽火遍及全国。两党无数骨干，中华民族的无数俊英都倒下在内战的血泊中。
　　 枫桥是七县剿共司令部所在地，每天有大批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者被捉来。中华民国有独立的刑法，当时适用的是《中华民国紧急治罪法》。因此每天都有捉来的人被立即拉到旁边的桃花山上，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一律抢毙。中华民国的法律是废止砍头的，但每天总有几颗头颅被砍下来，挂在镇西的五显桥上；更有甚者，有几个特别顽固的共产党人，据说是“可恶至极”，被司令部的警卫们砍了头之后，又挖出心肝，生炒后作下酒菜。
　　 我刚从学校出来，对现实社会状态很不适应，被目前的血腥吓得目瞪口呆。因为我的“胆怯”，我被调往监狱看管犯人。每天公务一完就逃回家中，和未婚妻毛若兰散散步，论论诗文，以消淡心中的血腥和阴影。
　　 毛若兰是省教会学校毕业的，信基督教。她的叔叔是枫桥小天竺教堂的牧师，她随叔叔在小天竺教堂内服务。
　　 她是唱诗班的领唱。每当教堂的钟声悠悠响起，风琴柔和的旋律也飘扬起来，毛若兰柔润的女中音送出了衷心的赞美诗：
　　 “赞美圣父和圣子，
　　 赞美主拯救人类，
　　 赞美主的光荣与权威，
　　 赞美主的恩惠。
　　 …………”
　　 在风琴优美和谐、得意洋洋的旋律中，唱诗班全体的吟唱声也随之跟进：
　　 “膜拜圣体吧，
　　 那是圣母玛丽亚之子，为了拯救人类，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钉子刺穿了他的躯体，
　　 任凭鲜血流淌。”
　　 …………
　　 “啊，神圣的主！
　　 崇高的牺牲者，
　　 我们心之慰抚，
　　 我们心之安乐。
　　 …………
　　 教堂的钟声是恳切和庄严的，唱诗班的吟唱也是虔诚和优美的。然而这庄严的钟声和虔诚的祷告，这漫空缭绕的天国梵音，丝毫解脱不了人间的苦难，也丝毫驱散不了枫桥大地上那遍地的污秽，丝毫驱散不了枫桥天空上那浓重的血腥。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朝朝暮暮我与毛若兰常常在小天竺山道上散步。元佑塔旁呼啸的松林，三矾石畔烂漫的山花，无不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那三矾石，三矾巨石高高地累迭耸立在枫溪江畔的山坡上，突兀挺拔，鬼斧神工，确实是枫桥乃至天下的奇景。
　　 大自然的美景，少男少女的柔情，使我们陶醉其中，暂时忘却了周遭的残酷与苦难。
　　 一件突发的事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那天又捕来几个共产党的游击队员，进入监区时，我一眼认出开头那个五花大绑的大汉就是我的同学王磊。
　　 王磊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早就传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带头发起学潮，反内战，反腐败，要自由。被学校开除学籍，并被政府追捕。据说他参加了四明山中共的游击队，这次显然是从游击区被捕来的。
　　 尽管我与王磊的政治观念不同，但我与他的个人关系很好。他个人品格高尚，坦荡无私，光明磊落，行侠仗义；他学习成绩优秀，强记博闻，博学多才。不但我对他崇拜，在整个学校中，他也有极高的威信。
　　 如今他有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监狱长已透露，这个王磊明天审问一下后，后天即砍头示众。
　　 这时候我的心中充满见义勇为的冲动，其他什么也不考虑了。当晚是我值班，我支开了几个部下，以提审的名义把王磊带出监狱，叫他去赵家里面的会稽山区去寻找金肖支队游击队。当时还是王磊提醒我：
　　 “老西啊，你也赶快逃吧，否则的话，‘通匪’的罪名也够你坐一阵子牢乃至砍头的。”
　　 我这才真正感到危险和恐怖，我连队部也不回，到毛若兰家，把情况与她说了，在她的啜泣声中连夜逃往上海，在上海的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几天后就远赴加拿大。”
　　 “此后的几年我是在焦急期望和绝望中度过的。经过三年浴血的争斗，中共终于夺取了大陆的政权，但加拿大和大陆之间的联系也全部切断了。万里迢迢，海天茫茫，我忧心如焚，不知道年老的父母，未婚的妻子近况如何。
　　 直到六十年代，毛若兰教会学校的一位叫柔柔的同学，也是小天竺教堂唱诗班的一位成员，她通过香港亲戚的关系，辗转来到了加拿大，她告诉了我许多我走后故乡和亲人的情况。
　　 我离开枫桥后，毛若兰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忧愁中，饱受着相思之苦。唱诗之余，她常常一个人久久地伫立在三矾石畔的山坡上，痴痴地向西凝望；夜深了，她还怅怅地立在那儿。夜风吹起来了，草藤木叶都发出轻轻的叹息；碧海长空，万里无云，只有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天空，那明月显得如此的孤独，那月光是如此的凄清。
　　 柔柔和幽幽是毛若兰最好的朋友，她们见毛若兰如此凄绝和伤心，都非常同情她，都百般地安慰她，陪她讲讲话，散散步，以消解她心中郁积的愁苦。
　　 柔柔有一只旧式的‘莱卡’照像机，她摄下了毛若兰当时的形像，这照片到十多年后的六十年代才由柔柔交到我手里，这时候毛若兰早已长眠于地下了。”
　　 叔公缓缓地从怀中取出一个皮夹子，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们。
　　 这是一张发黄的照片，看来确实已年代久远。但人像依然很清楚；这是一位脸颊秀丽的姑娘，端正的五官，披肩的长发；只是眉宇间流露着无法掩饰的忧愁。背后是高高耸立的三矶石和远处昏蒙的彩仙山；近旁杂树丛生，芳草萋萋。
　　 照片反面用绢秀的毛笔小楷写着一首诗：
　　 “骄阳已收江南春，青山一片唯昏沉。危岩无语峥嵘在，芳草空待月夜魂。”
　　 “爷爷，这就是你那位未婚妻吗？她真的很漂亮，后来她死了吗？她怎么死的？”西丽妮发出了许多多疑问。
　　 叔公的情况我小时约略听爷爷奶奶和父母亲讲起过，但非常模糊，原来这中间还有这许多曲折的故事，我无法理解和体味上辈人面临的社会状态和人情世故，也无法设想当时社会的血腥与残暴；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叔公讲下去。
　　 “大陆解放后，就开始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我家有几十亩田地，当然被划为地主；我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少尉排长，就被称为反动军官。我父亲作为地主分子和反动军官家属被逮捕起来。
　　 我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小如鼠的土财主，平常安分守己，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哪里会想到进监狱？早就吓得了半死。那知本村的农会长因为早先和我父亲为争买一块田有些意见，又一直妒忌我家比他家富有，他在我父亲的头上加上，了“杀农会长”和“勾接土匪”两条罪状，于是我父亲被判处了死刑，准备几天后就押解到就地执行枪毙。
　　 这时候毛若兰担负起了解救我父亲的责任。她抛头露面，四处奔波，求人托人。终于她打听到王磊已是我们地区的副专员，于是她连夜赶到地区，把情况全部告诉了王磊。
　　 王磊对我们家的情况是熟悉的，他赶到我们县，查清了加在我父亲头上的那些不实罪状，把我父亲保回了家。
　　 在监狱里，那些监管人员是军队里新抽来的士兵，这是一些新分到土地的翻身农民的子弟，他们最恨的是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我父亲不但是土豪劣绅，而且是通土匪，杀农会长的土豪劣绅，因此他们非常痛恨，每天都要用刺刀和棍棒对我父亲加以教训。我父亲保回家后，已经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了，二天后随即去世。
　　 我父亲，一个安分守己，战战兢兢的小地主，会遭如此无妄之灾，这是无法料及的；但最后还能够保释回家，“寿终正寝”，总还算是祖宗积德，洪福齐天的。
　　 小天竺教堂关了门，那晨昏敲响的钟声和唱诗班美妙的歌吟也都喑哑绝响了。毛若兰的父母因为是资产阶级，害怕被“共产”，早逃往了香港。因此毛若兰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我虽和毛若兰订过婚，但尚未结婚，我又远在天涯，音讯茫茫；因此我母亲劝毛若兰另择人家，但毛若兰不肯，要等我。。
　　 等我的代价是大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女，一个地主分子的儿媳，一个反动军官的家属，绝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像。不但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但在人前抬不起头，而且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示改造。
　　 毛若兰是上层人家出身，即所谓“资产阶级小姐”，自幼读书，学习音乐，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但这时候却必须天天在治保干部的监督下去水库工地劳动，挖山，挑土，夯堤。由于不能象样的劳动，她时时要受到治保干部的呵斥。当然人道主义毕竟还是有的，后来她昏晕，吐血，累倒在工地上，总算给她换了别一种比较轻松的活。
　　 这时候她一直信奉的慈仁的上帝已无法来拯救她，她心中那美好的惠及全人类的天国之梦也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次破碎。但她心中对上帝的信念却毫不动摇，她无数次默默祷告，希望上帝宽恕那些邪恶者，因为那些邪恶者也是迷途的羔羊。
　　 然而她并不因此获得宽恕，在命运的驱策下，她终于走向了苦难的纵深。
　　 一九五六年，她叔叔联络了一些教会同人，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教堂的宗教活动，毛若兰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字。
　　 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企图宣传反动迷信，利用宗教向党猖狂进攻。”的刑事案件。几个为首分子都被判了徒刑。毛若兰本来算不上为首分子，但她的“反动”身份使她也被划进为首分子的行列，也被判了刑，不过法外开恩，她只被判了五年徒刑，而不像她叔叔他们几个，每人都判十多年。
　　 她的好朋友幽幽也在劫难逃，也被判了刑。
　　 她在运河农场强制接受劳动改造。劳改农场对她还算照顾，考虑到她体力弱，只叫她在医护室做做医疗协助工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造成了中国大地上无数人被饿死的的惨剧。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服刑的罪犯更是惨剧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中国的传统概念，罪犯是天经地义应当受惩罚和吃苦头的群体，谁叫你犯罪？而当时的社会状态下，监狱服刑人员当然更无法获得那怕最起码的人权。
　　 后来和毛若兰一起服刑的幽幽讲，他们运河农场当时几乎天天有人饿死；起先死的是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后来青壮年的也逐次浮肿、躺倒、死去。幽幽出身贫寒，身体素质也好，更有强烈的求生欲望，饿急了，什么树皮草根，什么生青蛙死泥鳅都塞到嘴里，嚼碎了往肚里填。所以她侥幸没有饿死。
　　 而毛若兰却每天除了三两米汤外，其他粗粝的，非正规的食物一点都不能下咽。她的身体逐渐浮肿起来，一段日子后就躺倒了；终于有一天早晨，幽幽发觉她已死在地下的草铺上。头一天晚上，幽幽还看见她在悄悄地向上帝祷告。
　　 她被裹上半片芦席，一条破毯，草草埋葬在农场旁边的一个乱葬岗上。一坯黄土，数丛野草，隔绝了人间的文明；一座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永劫了青春的生命；周围地狱般地沉寂，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凉、冷漠、和恐怖，只有好朋友幽幽偷偷地哭了一场，为她送行。她的一些遗物后来由幽幽带回，交给柔柔，最后交到我手上。”
　　 叔公平静地叙说着，不知何时苍老的脸上悄悄淌下了两行混浊的泪水。西梦妮认真地听着，凝重的的脸上有许多迷惑不解。一个外国长大的女孩，确实是无法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的。就是我，虽然资料上看过，上辈人讲过，自以为对于上世纪的历史已经非常了解，但今天听叔公具体叙说，依然感到怵目惊心。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束缚获得解放，走过了多么漫长泥泞的路，这漫长泥泞的路上，牺牲和徘徊着多少无辜的冤魂！
　　 起风了，柔和的风轻拂着彩仙山，轻拂着元佑塔，轻拂着三矶石遗址旁的草木花卉，那草木花卉都在轻风中自由舒畅地摇摆，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和谐。
　　 轻风中忽然传来小天竺教堂的钟声，教堂早就又开始宗教活动了。那钟声平宁、祥和，但又那么凝重、深沉；钟声随着晚风在枫桥镇的上空盘旋回荡。对于叔公而言，这久违的，半个多世纪前聆听过的钟声，仿佛声声敲击在他的心坎上，这钟声仿佛是在为一切苦难者而祈祷；仿佛是在为一切冤死者而招魂；钟声勾起了不堪回首的沉沦的岁月，勾起了无数难以忘怀的惨痛的往事，这一切的一切，更仿佛是一个可怕的梦。
　　 明天叔公就要回去了，他又登上三矶石遗址的山坡，漫目烟尘茫茫的古老的枫桥，像是对故乡和亲人，对儿时的圣地，对难以忘怀的往事作最后的诀别。
　　 时近傍晚，夕阳已经靠山；运行了一天的夕阳，仿佛已经疲惫，显得庸庸无力。然而无力的夕阳，却依然显示出惊人的伟力。它吞吐喷薄、旋转滚动，挥洒出万朵红霞，把西边的天空染得通红通红。天竺山顶庄严的古塔；三矶石畔呼啸的松林；枫溪江上萧萧的芦苇，彩仙山下萋萋的芳草，都沐浴在这绚丽的红霞中。
　　 红霞越来越艳，越来越浓，渐渐布满整个天空；远处的群山都露出惊疑的目光，惊疑于这沉沦的落日居然会显得如此的美艳，如此的壮丽，如此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