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威

权力，是指支配和指挥人的力量。权威，是使人敬畏的气魄或气势。有了权力就追求权威，而有了权威就更加强了权力，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和权威的性质和程度，标示着国家的性质和社会的进步程度。如何使用和看待权力权威，又反映出国家的制度和治国方略。
　　 权力，据史书上讲应该是产生于奴隶社会初期。原始社会形成人的平等猎食生活，随着对食物的贪占，就发生争斗，强者为王，支配和指挥弱者，弱者就沦为奴隶。这一现象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解放时，西藏还有农奴，有的少数民族还存在头人。其实在动物界也存在这一现象，猴中有猴王，羊中有头羊……利益的诱惑互相争权，而有了权力就霸占了利益，权、利相联，争权夺利的演变涵盖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上下五千年历史。
　　 封建社会同样是强者奴役弱者。与奴隶社会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增加了说教，以束缚有着高智商大脑的人类，说穿了就是欺骗弱者心甘情愿地服从强者的奴役。封建社会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就在于用儒学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并为其树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的草民都要受帝王的统治奴役，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而帝王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君权神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王环》、《汉书·董仲舒传》)儒学神化了帝王，让人们世代甘心情愿地给帝王为奴，自称奴才，还荣兴无比。帝王自称孤家寡人，唯他一人为天之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神化为真龙天子又套上光环，树立权威。
　　 也有头脑清醒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发出疑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揭竿而起向帝王挑战。然而他也脱不开当时环境，在起义时让人将写有“大楚兴，陈胜王”的素绢藏于鱼腹，装神弄鬼神化自己。封建社会漫漫几千年，将但有一些作为的帝王将相都树为神，中国的神像越来越多，一路摆设到解放时，让人们顶礼膜拜，将自己的意愿寄托到神佛上，削弱了志气，奴性鬼魂不散。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然而权力落到蒋介石手中又独裁了，形同帝王统治，民众称他为独夫民贼。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其实历朝历代都是在枪杆子里面争夺到权力的，打天下就在一个“打”字，强者打败弱者而再建立一个新政权。共产党的学说翻开了历史崭新一页，将人类划分阶级，提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斗争失去的是项上锁链，而得到的是天下。国际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解放人类全靠我们自己”。彻底打破了君权神授论。到1949年革命成功时，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权力从故宫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人们以前对权力的敬畏，转为对为民行使权力者的信任。这不止是形式的不同，而是质的转变。
　　 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期盼统治他们的人贤达开明，希望有个明君、清官为他们做主，所以清官戏一直吸引民众，就在于他代表民愿。新社会人民是主人，就倡导民主了，人民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去表达民众意愿。选出自己信任的人掌权，为他们服务，而领导者又自称为民众的公仆。执政党实行集体领导，从而使掌权者的行为变为服务职能。然而封建社会被推翻了，封建思想却并未随之殉葬，还在社会上发臭，一旦谁有了权力，就想使权力扩张，不愿受制约监督。
　　 毛泽东主席在缔造共和国时的丰功伟绩，使民众对他的信任度浓缩，在“东方红”歌曲中把他比作人民的大救星，又有了些神化色彩。在彭德怀元帅上“万言书”的庐山会议上，本来他与大会的纠正极左精神是一致的，上书作为参会者提出意见形式也是合法的，更何况说的是实话，然而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罢官了。后人多推测是他的“方式方法”有问题，触犯了最高领导者的权威。事实是此后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文化革命时反映更明显，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文革“破四旧”砸烂了此前的神像，又开始了新的造神运动。三呼万岁，呼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呼副统帅林彪身体永远健康！总让人联想起旧社会的“万岁、千岁”称呼。“天才论”也热门了，将林彪写入党章，林彪的儿子也成了天才，一场闹剧直到“9.13事件”后才退烧。文革被否定了，林彪受批判了，但权力的神威并没有随之消除，而是在官场伴随至今。
　　 在对后来的掌权者，仍然是谁上台就给谁制作光环，当然是一贯正确，光辉形象托举到云里雾里，让人们敬畏盲从，必须与他的意见保持一致，团结在他的周围。而对倒台者就广罗罪恶，从根否定，没办过好事。这种思维还是没脱开造神影响，就是对自信打了折扣，还是寄希望于“神仙”。就官场现状来说，仍然普遍存在只有一把手说了算，其他领导成员看一把手脸色行事现象。出现了往往在任副职时主张集体领导，高喊民主，而升任正职后就想一人说了算，顽固的旧权欲阴魂不散。权威也如影随行，不论哪个领导掌了权，就在权威上下功夫，用种种方法使他人对自己顺从听话，看他的脸色行事，看重奴才。从而形成了逐级敬畏上级，而漠视民众，主人和公仆摆错了位置。
　　 如此对权力和权威的陈旧认知导致官场不正之风盛行。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早就指出：一些为官者“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还是多少年前的问题，现时的腐败现象使问题更严重。而同时民众又缺乏自主意识，崇拜权力，精神空虚，养狗逗猫。权力权威愈盛，民主意识愈弱，似成反比例关系。民众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时，以相信上级人治的想法上访，随之又出现了稳定政策，视上访为不稳定因素，千方百计予以阻止，或者“给多哭孩子施舍点奶”的方法扬汤止沸，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
　　 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民主问题上。一方面唤醒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另一方面规范民主选官，再加强对权力的民众监督。
　　 现在之所以贪官能卖官，正是因为民主选官制度的不健全。真正使官的命运掌控在民众手中，官就应该敬畏民众，而不会去溜须上司。现在贪官所以能轻而易举贪占巨额国资民财，正是民主监督权力的弱项甚至缺项的体现。正如有识者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监督的弱势，在于没有有效的制度保证民众意见的有效性。民众意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反映出效果，当家作主就是句空话。所以领导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以制度管理取代人治管理。
　　 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对权力的产生、运行、监督的大政方针，应该转换成法律条文，在法律的范围内程序运行，以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保证权力的规范行使。权力使用的正确与否，唯有对照法律条文判定，而不是上级领导脸色的阴晴冷暖。民众有问题去求法律，而不是去上访找人。做官的好坏由民众评价，官的升降由民众掌控，而不是贿赂讨好上司。让权力服务人民，权威就是人民的信任度，而不是敬畏甚至惧怕。
　　 民主是大势所趋，民主一定会进入权力范畴。经过三十余年解放思想的民众，不会再拜新神旧鬼了。科学管理权力、依法治国是必由之路。
　　 今人评价文革的造神运动愚昧可笑，而后人评说今天的失控权力又将作何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