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架下

　　 一、葡萄架下
　　 小学在育新小学校读了五年半。学校前后共四栋房，有一个校办工厂，做铁扣子的。后院西墙角有一个幼儿园，女老师一车车往里送孩子。
　　 学校的四周先是用铁丝网围着，后来被红砖墙代替。那是我们在家脱的黄砖坯，运到学校后院的两个大砖窑烧制的，每个人二十五块砖坯的任务。红砖并不红，有些泛黄。
　　 校门旁边有户人家。方方正正的院子，春夏秋冬被葡萄架隐蔽着。最吸引我们的除了绿莹莹的葡萄，还有院子里时隐时现果树上的海棠果。后来知道那是我班李玉花舅姥爷家。
　　 李玉花原名叫李玉华。因为我班还有一个叫李玉华的，老师当时就把她的名字改成李玉花。好像家长也没言语（看看那时的家长多大度），我们叫她老花子。
　　 老花子的舅姥爷家很难进的，院子里有一条大黑狗，就是老花子也很少进。老花子家也有一棵海棠果树。那时学校半天上课半天放假，课外学习小组在老花子家。夏日的小风沙沙袭来，夹着扑鼻的香气。窗外树上雪白的花朵落去，一颗颗指甲大的果子探出头。我写作业时常抬头看看，流出了口水。
　　 一日，我忍不住爬上树，终于尝到又酸又涩的果子。老花子在树下急得直跺脚：行了，行了，快点下来，我妈回来了……
　　 我猛地往下一跳，小腿碰到树下浇树蓄水用的大号铁锅的锅沿上。血没流出时，我已看见了白森森的骨头，直到今日小腿的馋疤痕依稀可见。
　　 老花子的舅姥爷个子不高，说话南方口音，一身藏青制服干干净净，走路总是低头背手。叫人不解的是他总拣扔在地上的烟头，见烟头就拣。老花子说他并不吸烟，老花子说他家炕头有个用烟盒糊的箱子，拣回来的烟头都存在那儿。
　　 小孩子们看见他走过来齐声喊：拣烟头，拣烟头！老头不愠不火，看见小孩走近了，回头猛地一跺脚，骂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小孩子一哄而散。
　　 许多年以后，每当从学校经过，总忘不了看一眼那神秘的小院，那道永留记忆的绿色风景。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问起老花子她的舅姥爷时，老花子脸一沉，早过世了。你还不知道吧，我舅姥爷以前是在安徽开卷烟厂的，后来工厂充公了。
　　 我愕然了。
　　
　　 二、七娘
　　 七娘在生产队的高粱地里只瞟了七伯一眼，七伯的魂儿就被勾去了。
　　 七伯要娶七娘。
　　 奶奶不同意。祖奶奶更不同意，她跳着小脚骂了三天三夜：“她爹喝大酒，她娘耍大钱。哪有闺女不随娘的？你娶了她还不倒血霉了。”
　　 七伯不管这些。七伯住进了高粱地……
　　 终于，祖奶奶的小脚没拗过七伯的大脚，七娘进了门。
　　 七伯没看走眼，七娘真给七伯长脸，农活儿拿得起放得下，家务活儿更没说的。七伯穿出的鞋不是这个女人瞅就是那个女人看：瞧瞧这针脚码儿细的，咱屯没第二个。七伯乐了，脸上整天带着笑。
　　 自从七娘进了门，七伯家的园子就变了样。
　　 一畦畦韭菜、香菜、小白菜、水萝卜跟她人似的，水灵灵的。一棵棵沙果树上的果子跟她脸蛋似的红扑扑的。
　　 好日子没过多久，阵阵狂风刮来，七娘的园子遭了殃。菜被那些人踹个稀烂；树被他们拦腰截断……七娘披散着头发，趴在地上抓着土哭着：“割啥尾巴割尾巴，还叫不叫人活了！”
　　 七娘变了，面容憔悴，东家走西家串，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两只眼。终于七娘开戒，走了她娘的路——赌。
　　 七伯骂过她，也打过她。有时七娘的两只手被吊在房梁上，解下来时还没等消肿便又摸上了纸牌。
　　 因为这些，七伯和七娘过了十九年打了十九年。常常七伯在夜色中瞅着一炕“没娘”的孩子唉声叹气。
　　 因为这些，七伯常外出拉脚儿，一去便是个儿八月。
　　 七伯一走，七娘便把老宋婆子、刘麻子、二瞎子他们招来，一赌便是一宿。赌的东西并不那么值钱。开始是火柴棍，后来发展到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一毛五分一盒握手烟。
　　 牌友们一来，我那些堂哥堂姐们不用七娘说便把家里所有刀子、剪子、锥子拿来，远远地冲着他们的屁股摆下阵来。屯里人有说道，谁屁股后有这玩艺，即使你打上三天三夜也别想翻本。所以搞得他们微笑而来，苦笑而去。
　　 日子一天天溜过去。那年冬天，天冷得出奇，泼出去的水还未落地便结成了大冰溜子，有人叫回出门快一年的七伯。
　　 七娘不行了。脸色灰暗，头发焦涩躺在炕头上。见七伯过来有气无力地说：“老七，我真是不行了。你这辈子娶了我，我对不住你呀。”七娘让二姐拿过来一个大包袱，里面是一双双男人的棉鞋、单鞋：“老七，这是我抽空做的，数数够不够下半辈子穿的，啊！”七伯本想说，活该，自作的。七伯没说，七伯只说：“你快别说这些了。想起来我也对不住你，有几次我把你打得那么重，唉。”
　　 七娘流泪了，七伯也跟着哭：“她娘，你想喝什么？”七娘摇头。“想吃什么？”七娘又摇头。
　　 七伯一拍大腿：“二丫，快拿纸牌来，你娘要玩牌。她娘呵，我这辈子还没摸过这玩艺哪，来，你教我打牌，快抓呀，她娘……”
　　 终于，牌从七娘的手上滑下来。
　　 七娘走了，追她娘去了。
　　 出殡那天，七伯没哭，只在屋里踱着步骂七娘。背着手，手指上夹着快要燃尽的蛤蟆头粗卷烟。
　　 “盖棺了！”门外有人大喊。
　　 家里人疯了似的抚在棺沿上痛哭。蓦然，大家都愣住了，只见躺在棺材里的七娘手里竟攥着一副崭新的纸牌。
　　 那一年，七娘三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