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摘要：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儿子的眼里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谨以此文哀悼亡母在天之灵！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敢看母亲的照片，但脑海中依然时常浮现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压在心底里的那份亲痛感就会揪扯我，不由自主地眼眶湿润了。
　　 常言道：时间是冲淡一切的良药，但我觉得“母亲”例外，这是一个难以淡忘的印象，一个魂牵梦绕的影子，一个刻骨铭心地记忆。我庆幸的是在母亲生前做了两件事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些许慰籍。一是从单位退养下来先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伺候了两个月，并找了个老中医为她调理身体；二是在母亲病重期间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直至寿终。
　　 一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却很伟大。
　　 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从我记事起她就带着我四处逃荒。我三、四岁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民不聊生，饥民遍野，野菜、树皮吃光了不得不离乡背井要饭逃生。那个饥荒的年代里，有多少孩童饿死街头？有多少骨肉分离？有多少成了异乡之鬼？而我与母亲在长达三年的流浪生涯中，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也曾有好心人要收养我，都被母亲谢绝了。我是母亲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母亲抱着我跋山涉水，费尽千辛万苦，总是先让我吃饱；要到一块玉米饼子自己不舍得吃，留给我下顿再吃。我冷了，她就解开棉裤腰，将我冰凉的双脚放到她的肚子上暖热。我胆小，怕狗和鹅，母亲就把我抱起来。母亲心灵手巧，慢慢和当地人熟悉后，凭一手好针线活手艺赢得了大家的青睐，从此毋须在风雪中奔波。母亲做针线活时，我坐炕头摆弄布条玩。母亲叮嘱我，吃饭时看到她放下碗筷便马上放下，免得人家说我们能吃。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吃饭时两眼紧盯着母亲。母亲也怕我没吃饱，故意放慢速度，看我吃的差不多了才把碗筷放下。就这样我们母子身在异乡相依为命，平安度过了灾荒之年。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方见母爱伟大！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今天，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为此，我永远感恩母亲！母亲恩重如山！情深似海！
　　 母亲--我的启蒙老师。
　　 母亲没有文化，只在解放初期偷偷溜进“识字班”学了几个字和珠算加减法。在我入学前，母亲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用烧火棍在灶前教我识字。读小学后，又教我珠算。母亲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对我的作文很感兴趣，每次写完后都让我读给她听，然后点评。每次按他的意见修改后都能得“优”，使我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很优秀，曾多次入选县级展览。读书十年时逢十年文革（1966--1976年），社会动荡不安，但我仍坚持学习，这与母亲的启蒙和引导教育是分不开的。
　　 母亲--我们家的顶梁柱。
　　 父亲三十六岁那年不慎患了气管炎，又咳嗽又喘，因无钱医治，病情日益加重，经常半夜憋得昏过去。母亲喊醒我，我从睡梦中惊醒，紧张地将倒躺在墙壁上的父亲扶起来，用力捶后背，父亲“呜哇”一声上来一口气，又活过来了。看到父亲上气不接下气，憋得大汗淋漓，母亲就让我去叫赤脚医生，打上一只针，立马有所缓解。酷暑严寒，风雨无阻，半夜去叫赤脚医生的门已成家常便饭。平日，不敢睡沉，久而久之，养成浅睡的习惯，至今稍微有动静就会惊醒。
　　 有一次，父亲剧咳一阵后吐血了，母亲吓坏了，忙将伯父叫来，和伯父商量后，又把生产队长叫来，他们商量将父亲送医院。队长找来一辆手推车，铺上一床棉被，堂哥歪歪拉拉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再转乘火车到了胶州医院。据回来的队长说，父亲得的是肺脓疡，需要住院做手术，堂哥留在医院等母亲筹钱。母亲求亲告友总算凑了一点钱，让队长送去，顺便也带上我。母亲本没打算让我去，发生一件事为了弄个明白，母亲让我去与父亲见一面。
　　 队里发放布票煤票棉花票，母亲什么也没有见到。母亲去问分管票证的会计，会计回答说给了我父亲。而父亲刚入院，这怎么可能呢？可是，会计一口咬定，母亲想，幸好父亲还没死，不然死无对证了。
　　 我跟着队长来到胶州医院，见到了父亲。父亲面黄肌瘦，一双无神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把来意向父亲一说，父亲说没有的事，他什么也没见到。
　　 回来后我告诉了母亲，母亲清早就把会计堵在菜园里。会计看到母亲很气愤，立即改口道“你别生气，我想起来了，你家的票证给高某了，去找他要吧。”高某和我家住一条胡同。母亲找到高某把来意一说，高某火了，要母亲和他一起去找会计三人当面对质。母亲和高某气呼呼地来到会计家。高某一把将会计楸起来要动粗。会计一看情情势不妙马上改口道：“二叔二叔你别发火，让我想想，都是我一时糊涂，我记错了，是在我这里，对不起”。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票证要回来。
　　 父亲手术顺利，住了半个月出院了。母亲把节省的小麦给父亲加营养，托亲戚从青岛买青霉素打针治疗。父亲很虚弱，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为了撑起这个家，白天像男劳力一样下田劳动，晚上纺棉花到深夜。每当我半夜醒来时，看到母亲满头花絮。
　　 炎热的夏天，母亲中午也不舍得歇个午晌，上工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钻进闷热的玉米地里，割一篮青草晒到街上，再去参加集体劳动。
　　 秋收地瓜分来家，堆在院子里，母亲大半夜不睡觉，一个一个洗净再擦成地瓜干挂起来，次日不耽误去队里干活
　　 实行稻改后，母亲起早贪黑和社员们一起下水拔秧苗、打场、脏活累活无所不干。
　　 冬天，一些砖瓦厂收购草帘子，这对一贯被极左思想禁锢的社员们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多年来，社员们除了队里分点粮草外，再无任何经济收入。家家都很穷。母亲为了多打几个草帘子又是起五更睡半夜，手指磨破了。为了帮衬母亲一把，我上学带着泡湿的稻草，课间搓草绳，放了学带回家。寒冷的冬天，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室外室内一样冷，双手被又湿又凉的稻草冻麻了，放在口边哈哈热气，暖和一会再搓。
　　 尽管母亲拼死拼活地干，还是堵不住队里一些人的嘴，说我们家吃闲饭，常年靠他们养活着。分东西常被落下，处处受歧视，被欺负，母亲被逼疯了，患了精神分裂症，昼夜不归，那年我十四岁，弟弟七岁，放了学到处找娘。
　　 经济拮据，日子艰难。在五姨的帮助下，勉强度日。我多次萌生辍学念头，但母亲稍微清醒就表示反对，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我把书念下来。
　　 我考上高中，弟弟上初中，家里真的是撑不住了，庆幸的是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感谢上天保佑，母亲清醒了，家里又有了主心骨。
　　 学校里经常“闹革命”，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学黄帅，张铁生。尽管高中毕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家当社员，但我依然坚持学习，逢兰村大集教室只剩我一人。
　　 因为，我每交一次学费，都是给家里一笔沉重的负担。
　　 为了我的父母，我理应珍惜在校的每一天，否则，我对不起父母。
　　 高中毕业后，我回家当了社员。我们家里才有了挣公分的男劳力，日子开始有所好转。
　　 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第一天，白天干了一天农活，晚上接着上夜班，推车子往三里外的地里送粪。在生产队里，没有同情和怜悯，只讲“同工同酬”，什么年龄干什么活，干什么活计什么公分。队长视我与其他青壮年社员一样，一人一辆手推车，自带铁锹，自装自卸，无人拉车。一支十几人青壮年组成的手推车大军，月光下浩浩荡荡从村里到村外的地里延绵二三里，从晚饭后直到东方发白。我才十九岁，刚走出校门，农活还不熟练，力气也不够。刚收割完稻子的地里还有些泥泞，推独轮车整夜送粪这种繁重的体力活对我来说实属超负荷劳作。上半夜还可以。下半夜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尤其黎明时分，又饿又累，时值深秋，凉风习习，身上的衣服早日湿透了。天亮收工了，匆匆吃了点早饭，倒头酣睡，下午又上工了。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又无可奈何。
　　 我成了一名被当作整劳力使唤的社员，割小麦、打场、插稻秧、挖平塘什么重活累活脏活都干。
　　 我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我不甘心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为自己的前景规划设计了四条路：
　　 一、团小组长--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入党--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公社干部。
　　 二、当兵--提干。
　　 三、民办教师或大队会计。
　　 四、外出打工。
　　 在母亲的鼎力支持下，我拼命地表现自己，努力上进。下田劳动带着笔和纸，休息间隙写广播稿，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以赢得大队干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好感。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脱产当了大队会计兼团支部副书记。分管四个生产队的账目，负责大队广播稿子的写作审稿编选及全村黑板报的宣传工作，非常忙碌，但“革命尚未成功”，必须继续努力，为求“更上一层楼”，又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按要求圆满地完成了党支部交给的“扫盲”“划成分”等各项工作任务。经过一番打拼后，二十二岁我一身三职，即：大队会计、团支部副书记和贫协副主任，成为青年中的佼佼者，被大队派往即墨党校参加学习，成为重点入党纳新对象，仿佛看到了希望。我深知，每取得一点成绩，都有母亲一份功劳。如果没有母亲无怨无悔地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因为在农村总有干不完的活。
　　 意想不到的是“唯成分论”将我的梦想粉碎，已故去而又从未谋面的姨夫是地主成分，入党不行，当兵，也同样又被拒之门外。
　　 我相继受到双重打击，心情一落千丈，前途甚感渺茫。直至一九七七年冬天才又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国家恢复高考！自由报名，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喜讯传开，母亲毫不犹豫地到邻居家借了5角钱让我报了名。
　　 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金榜题名，全县第一。
　　 父母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
　　 同时，弟弟也考上了高中，双喜临门。
　　 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农村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解体，“人七劳三”不复存在，我一走，家里再度失去劳动力，分的地谁来耕种？母亲要一个人供养一个病人两个学生，谈何容易？
　　 临走时，春天盖起的四间房子没有窗也没有院墙，借债未还，母亲送我到村口，父亲蹲在街头喘，父母那寂寞无助的眼神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板上。
　　 在校期间，每人每月36斤粮，母亲担心我吃不饱，（其实就是吃不饱，但又不敢和父母讲，怕他们牵挂），把值钱的小麦和大米换些粮票寄给我。国家每月补贴18元。勉强应付日常生活。放了暑假，人家盖房子我去搬石头，一天挣一元钱，干了十天挣了十元钱，喜滋滋地买了火车票回家看父母。听母亲说，自从我走后，父亲的身体渐渐好起来，现在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了，我不信，便和父亲及弟弟一起到地里载地瓜去，果真如此，父亲能挑水了，我喜出望外！
　　 母亲，我们的领路人。
　　 虽说日子过的穷点，但母亲人穷志不穷，始终注重教我们做人。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将一个苹果一分两半，一半给弟弟，说：“你哥干活多，应该多吃点，你吃这快也不少。”将另一半给我，说：“你当哥哥，应该让着弟弟，吃这块也不少。”弟弟高兴，我也高兴。饭后，父亲给块玉米饼子相互推让，只有掰开才肯吃。谁给一块糖，也一咬两半。
　　 干活时，母亲说：“一等人用眼吩咐，二等人用嘴吩咐，三等人用手吩咐。”我们都想做一等人，从不用吩咐，放学后，一个去剜野菜，一个去浇园；一个扫院子，一个垫猪，都很主动。我们从小养成了勤劳、互让的好习惯。
　　 父亲母亲心底善良，心灵手巧，父亲会接骨术，会写各种文疏。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给新娘做嫁衣、开脸，会剪纸；村里红白事都少不了他们帮忙，分文不取。
　　 有一年，村里来了几个难民，住在村外一间小破屋里，母亲知道后特意包了一锅地瓜面包子让我踏雪送了去。
　　 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是父母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我出去上学后就再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尤其是当我有了孩子后，更能理解父母的艰辛与不易。无论多忙，也要挤时间回家看看。每次回家，都先敞开饭厨看看父母吃的什么饭，看看身上穿的什么衣。因为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
　　 我常以清朝八反歌勉励自己。歌曰：
　　 富贵养亲易，亲常有不安；
　　 贫穷养儿难，儿不受饥寒；
　　 一条心，两条路，
　　 为儿终不如为父。
　　 劝君养亲如养儿，
　　 凡事莫推家不富。
　　 二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退休后什么也不干也要先照顾照顾年迈的老母亲，尽尽孝道。天遂人愿，去年提前一年退养。我将老母亲接到城里来，（父亲已故），想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没有在母亲身边照顾对她的亏欠，找了个名老中医为母亲调理身体。一日三餐做不重样的饭菜，让母亲把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尝个遍。白天除了去菜市场买点菜全天在家里陪着母亲。每天晚上兑一盆热水，先用手试试温度合适再给母亲洗脚。母亲笑眯眯地说，“我不老不小的，怎么能让你给我洗脚呢？”。我说“娘啊！你都八十多岁了，还不老不小呢，我给你洗洗脚还不应该吗？”洗完脚后再做足疗。我的举动首先使母亲的心得到了宽慰。每当我双手抱着他那双老脚时，他的脸上总是绽开幸福的微笑。我想：人若年老有病时得不到儿女的关怀照顾会倍感冷漠和孤寂，这种心态是不利于健康的。被人按摩脚，本身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高尚待遇，内心会感受到一种关怀和爱抚。如果是自己儿女给自己按摩脚，这种宽慰的感觉会愈加强烈，对健康更为有利。母亲高兴地说：“在你这里，是我一辈子最享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