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器的外面

2003年的一天，我在内一科实习的时候接到传染科张大夫的电话，正好快到下班时间，我便下了电梯直接出了内科楼，穿过拱形的墙门，一栋独立的3层小楼半掩在枫树绿荫中，被四周的花卉围成一个小院，这时正值盛夏，些许蜜蜂绕在花间，一些麻雀在地上走来走去，全然看不出这是个隔离的传染病区。
　　 走上台阶，一股浓重的84味道冲鼻而来，进入病房走廊，几位熟悉的护士双手浸泡在满是84消毒液的盆中，这便是我时常和同学调侃的传染科了。在这里你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黄种人，什么是咳出肺来的声音。
　　 “小郭，你来啦，最近在内一科还好吧？”一位高大健硕的大夫喊了我一声。
　　 “嗯，张老师你好，还行，现在内一科主任王老师带我。”我转身面向张大夫笑着说。接着和他一起进了办公室。
　　 “你还记得张娟那个病人么？今天她父亲带她来复诊了。”张大夫在办公室拉过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接着问道，“你当时在她出院的时候，给了一百块钱？”
　　 “嗯”我停一下略疑惑地回答道。
　　 “昨天她父亲专门来找我，说是找郭大夫，把我都弄糊涂了，整个内5科也没有郭大夫啊，他也没多说话，转身又去了护办，好像也在询问。之后便不见了人影，2个小时后，他带着做完检查的女儿，来我这里带药，又问起，还形容了身形和长相，我便想起了你，经过和他确认是你时，他一定要当面去找你，我当时也不知道你到了那个科室。他听过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交给我，一直说着谢谢，说是一定要还给你。这不，我就在实习的学生里，问出了你的手机号。”张大夫从口袋里掏出钱边说着边交到我的手上。
　　 张娟是一个18岁的姑娘，随行一起来看病的是一位看起来有60岁左右的父亲。三个月前我还在内5科实习时见到了这对父女，张娟是位略显羞怯的女子，脸上的懵懂还没褪去，却常会在我们查房的时候，拿出可能仅有的几个苹果，偷偷地往我们的口袋里塞。这位年迈的父亲衣衫有点破旧，上了些许补丁，凌乱的胡茬，脸上爬满了皱纹，忧郁的眉头见了人便绽放开来，露出真切。
　　 在询问病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位父亲年仅52岁，家住在距离这里200多里柞水县的一个山村，每次要乘坐客车进城，需要步行10余里，妻子在张娟10岁那年患了胃穿孔，不及救治死亡。张娟在15岁的时候辍了学，随中介招工去了深圳，在深圳不到3个月的时候，觉得全身乏力，盗汗，发热，咳嗽不止，在附近的诊所当感冒治疗一周反而加重，被厂方带到医院检查出为肺结核，治疗3天稍有好转，厂方便买了火车票，将张娟送上了回家的火车。老人讲到这里眼中泛着泪光。
　　 “爸，你说那么多干啥呢。”张娟躺在病床上带点抽噎地制止说。
　　 老人随即抹了一下眼睛，笑着对我说，“对不起啊大夫，我这人不是爱叨叨，说到娃的情况，我就忍不住了，这娃啊，学习好，懂事，平时一回家里就帮我干农活，女孩子，还跑远路担水。唉，我想到这里，就觉得对不起娃……偏偏她又生在这样的家里，遇到我这样的爸……娃上初中时我身体也不争气，本来想让娃上大学走出去的，我去工地打工，又伤着了腰。娟看到这里，死活都不去上学了，求着村上改了岁数，开了证明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等我腰好了，娟自个去乡上找到招工的那些人那报了名。我还想着，不上学就不上学吧，虽说年纪小，出去打工总比在家里干体力活要轻松点，也还有同乡好多人一起去，我倒也放心，谁知道又摊上这事。”
　　 一种东西突然压在我的心头，转而在眼眶里旋转，我便匆忙问了张娟一些经期方面的事，走出了病房。独自在病房外站了一会，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到了父亲。
　　 一天我随张大夫查完房，路过张娟的病房时，听到老人低声地诉求，不觉走了进去。只见老人端着一杯水，低声劝说着张娟，看见我进了病房，老人冲着我苦笑着说，“也难怪娃不吃药，你看每次都是这么一大把，娃流出的眼泪都是药的颜色了，这些日子都反胃没胃口，你提醒的例假也有些影响了。可不吃药，病咋的好呢。”
　　 我正要说话，张娟忙拽了一下父亲，接过药全部一口含在嘴里，痛苦地慢慢吞咽下去。老人也露出笑容。
　　 “小郭，你给张娟开一下出院要带的药，开一周的，今天出院。肺结核控制住就没必要住院了，让带药回去治去，那床病人也没钱，在这花钱和在家吃药没多大区别。”这是张娟入院后的第8天，张大夫在办公室嘱咐我说。
　　 中午老人在护办办理出院，交钱的时候，面带愁容，我便上前去询问，老人叹了一口气，“来的时候，娃为了省点钱就和我走了40多里路到县上，现在钱一结，回县里的路费都不够了。”
　　 “那需要多少钱？”我询问道。
　　 “结完帐就剩下20块钱了，到县里的路费两个人要80块钱。”老人说完回头便走了。
　　 我停了一下，追了过去，从口袋里摸出130块钱，交给老人，说，“我现在也就这么多钱，你拿着和你女儿一起吃顿饭，然后回家吧。”
　　 “那你怎么办。我再想想办法吧。”
　　 “没事，我姑姑在医院专家门诊上班，再说我卡还有钱，你拿着吧。”
　　 老人有点颤抖地接过钱，取了一百块，说道，“够了够了，一百块钱就够了”。
　　 我推让了一翻，老人还是坚持，只拿了一百钱。感激地说，“过一段时间有点钱我就带娃来复诊，到时候一定还给你”。
　　 这时，眼泪不觉在我眼中打转，我便没再理会老人后面的措辞，转身脱掉白大褂出了医院。
　　 接过张大夫转交给我的一百块钱，走了出来。外边的天色也和初识他们那天一样，阳光撒在树荫上，我却无心去感受它在地上卖弄的影子，眼泪似乎蒙住了这个世界。
　　 我攥着手中的人民币，他似乎在主宰着许多人的命运。
　　 我想起张娟一直向我硬塞那些东西，不觉既感伤又觉得悲哀。
　　 我走到街头，环绕的人群吸引了我的目光，两位三四十岁的小矮人在那里激情地表演，不觉又增加了心头的凝重，或许不用他们那么用力的滑稽表演，站在那里可能就是“笑料”了吧，我心想。
　　 一位老人将10块钱正要放进箱子时，一个小矮人伸出手挡着说，“叔，您先看完我们的表演，觉得好的话再给，觉得不好就不用给了。”
　　 经过简单布置周围，我似乎在他们卖力的表演中看到了真切的生命，一个矮子翻了个跟头便站在另一个矮子的头顶伸手接住抛来的一个白瓷盘。人们相互赞许着，没有一丝爆笑流出，之前那些嘲笑的碎语也落了地狱。而后得知他们是福利机构曾经收养的一群人，正在给内二科住院那位白血病女孩筹集住院的费用。
　　 我写到这里，看看窗外，夜色已包围了城市。
　　 或许正像我小时候在工人日报上看到的那句话，人生不只是盛着快乐的容器，是苦难提高了我们人生的质量。
　　 但我似乎又看到了支撑我们容器的东西，那对父女相互搀扶着走在山路上，在我的眼前闪着光，几个小矮人在光亮里翻着跟头……
　　 “人们都已在家里歇息了吧。”我在房间里轻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