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红色书写 ——涌动在血脉河流里的沙金

日前，中共瑞金市委书记许锐，对我的红色文学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评价，他在批示中充满殷殷的嘱托与关爱：“希望元浩同志再接再厉，继续当好‘红色金矿开采工’，深入挖掘汲取红色文化资源，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鼠·少年时代的红色梦
　　
　　 记得读初中时，我的大姐夫曾能谊因看到我读书认真，且成绩名列班级前茅，他好几次追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也就是说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想当记者，做作家。”至于为了什么，我只晓得当记者自由，约束少；做作家呢，则可以写出《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一类的红色文学作品。当时的我乳臭未干，根本不晓得天有多大，地有多厚，将来的自己究竟是个啥样子，在社会上究竟能做些什么。少年时代的梦呵，朦朦胧胧，浑浑噩噩。然而，那个时候的人思想单纯朴实，我虽然迈进了青春门槛，可脑子里装的东西却很少。论资力开发、人才素质，是绝对不能与现代的年轻人相比的。“时势造英雄”，历史因时代的不同而造成各异，人才也因条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区别，这犹同气候、土壤、水分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成熟和收获一样。假如我处在今天的时代，兴许我对未来的打算又不同了，条件与环境影响人、造就人呐。
　　
　　 牛·老师为我播下红色种子
　　
　　 记得读初二时，全校（初中部）举行同题作文竞赛，题目是《我的理想》。竞赛结果揭晓后，我出乎意料获得了全校第二名，作文卷子成为班里的范文。考入高中后，我的班主任是语文教师邹起文。当时我14虚岁，因社会的贫困与饥饿，我的个头既矮小又瘦弱，邹老师不仅选我当副班长，而且还举荐我当了全校的学生会干部。学校的重视与培养，使我深受鼓舞与激励，我下决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理工科成绩很拔尖，尤其是数学、几何、化学，我每次考试几乎都得满分。可是，邹老师在分学科时却偏偏把我分到了文史类，说我的作文功底不错，攻读文科可以当干部、做作家。由此，我听了班主任的话，梦想考个“文状元”，跨进北大或复旦或中山，到全国文史类名牌大学中去深造。可没想到，老师在我青春花季中播下的红色种子，却统统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冲走了！
　　
　　 虎·红色梦被划上了伤痕
　　 当穿上草绿色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后，我就像一条小鱼似的游进了汪洋大海。军营里有吃有穿，读书不用交学费，写信不用贴邮票，吃饭不限量，穿衣不掏钱……我的饭盆子比脑袋还大，我一餐饭就吃下了13个大菜包，满满当当三大盆子呐。新兵训练一结束，我被师政治部选调去宣传科报道组学写新闻，说是要培养我摇笔杆子，做个文职干部。古时候，“文官画一笔，武官走一七”。当今，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枪杆子、笔杆子，尤其是笔杆子，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更加重要。于此，我又做起了红色的梦。当我写写画画了一段时间后，福州军区《前线报》很快就在醒目的位置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献上画卷献上心》。可没干多久，姜焕尊连长又把我要回到了喷火连，说我是他们连里从地方领过来的，“是快料也得安在咱自家的机器上！”姜连长没考虑我的兴趣爱好，却把我从好梦中推醒，真是太“残忍”了！
　　
　　 兔·红色高官启示录
　　
　　 连里的理发员朱福州是我的老乡，我们是同一天被大队干部敲锣打鼓接出家门而送上军车的，他跟我讲了第一次为中央首长剃头的事。那天，连指导员刘文华对他说：“司令部命令你前往南昌市青云谱为一位中央首长理发，你得好好完成任务！”当他见到首长时，虽然首长的个头并不比自己高大多少，但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他想，这回理的头不一般，一定要小心侍奉，若是没理好那就完了。一见面，首长和蔼地问他：“小战士，你是哪里人？”朱福州忐忑不安地回答说：“我是瑞金人。”“嗬，瑞金，我们在那里打了几年游击，瑞金是个好地方！”首长满脸带着笑容，他问长问短，好像瑞金就是他阔别多年的故乡似的。朱福州看到首长这么亲和，很快轻松了下来，他的手脚也不再抖动了。于是，朱福州小心翼翼地为首长理发。他连续为首长理过好几次发，直到首长回北京恢复工作为止。他是谁呀？是中央的某号“首长”？当时，我们不知道，朱福州也不知道。过后，我们才听连首长说，他是与邓小平同志一起被流放来江西的陈云同志。从这件事中，我意识到了家乡瑞金的政治历史厚重，她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红色政权诞生在这里，金色的太阳升起在这里，“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聂荣臻曾经题辞：“永远值得怀念与敬重的红都瑞金！”是呵，我们的家乡江西瑞金，是永远值得讴歌与赞美的。
　　
　　 龙·对台宣传与红色新闻
　　
　　 依据中国的十二生肖而论，1981年属鸡。就在这一年，我迎来了“双凤朝阳”的好运程。大年刚过，瑞金县食品公司的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护送到万田公社食品购销站任站长。就在那个鱼米之乡的万田，我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地出生了。孩子还没满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下文把我调到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任职。我的主要业务：宣传组稿、台情调研、台胞台属接待等等。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由此，对台工作成为党委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深刻地认识到：家乡瑞金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国共两党曾经在这里殊死拼搏，浴血奋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最先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瑞金，“红白相间”，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以及十大元帅和100多位将军，都是从这里出发，爬过雪山草地，住进延安窑洞，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瑞金，既有“红色高官”，也有“白色将领”。我的一名工作对象在大陆时是蒋经国的保安司令，而其同胞兄长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师长。瑞金，极具传奇色彩，她神圣、伟大、贫瘠、富有。面对如此厚重的一方红土，我岂能不好好地耕耘她、打造她？我决心傍着储量丰富的“红色金矿”，做一名勤奋挖掘、精心制作珍珠瑰宝的开采工！
　　
　　 蛇·军营待我高规格礼遇
　　
　　 1990年冬天，我受瑞金县人民武装部委托，回访中越边境线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当时，武装部长交代我说，我的身上挂着三块大牌子，意思是说我代表中共瑞金县委、瑞金县人民政府、瑞金县人民武装部；我的任务是：为做好一名新兵不安心服兵役的思想工作。一路上，我受到了各部队的高规格礼遇。他们款待我吃最好的饭菜，住军师首长检查视察时下榻的套房。在中越边境线上，部队特地委派周连长陪同我参观了坐落在友谊关的镇中炮台。我亲眼看到了炮台上那辆用钢铁特制的指挥车，百孔千疮，车厢的墙壁上弹洞累累，真像乡间村民常用的米筛那样。随后，周连长又引领我走进了当年的布雷区、“猫耳洞”。说实话，我还真害怕脚下突然踩着了地雷，心里老是忐忑不安。当我弓背弯腰地蹲进“猫耳洞”后，我浑身的鸡皮疙瘩拼命地往头顶上窜，手脚一下子麻木了。我以为这些布雷区、“猫耳洞”，乃是中越自卫反击战贴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块“疤痕”。当身处和平建设环境中的我们走近它时，有谁的心中平静得了？然而，物极必反，世界就有这么光怪陆离。同是那一天，我又亲眼看到了中越两国的老百姓在边境线上的集市里和睦友好地做买卖，谈生意，两国之间仿若从未迷漫过战火硝烟似的。返程时，我遵嘱沿途访问了有瑞金兵员的其他部队。驻扎在广西省柳江市的部队首长陪同我参观了解放军某部的三蛇酒研制厂。三蛇酒是风湿病患者的一剂良药，它行销东南亚各国，是一种具有驰名商标的中国民间保健品。当酒厂的首长得知我的手脚麻木时，他以最优惠的价格把出口香港的五斤装三蛇酒卖给了我。我买的这瓶药酒泡的三蛇，有青竹蛇、眼镜蛇和过树龙……我想，假如我不是来自江西瑞金的话，我又能否得到他们如此高规格的款待与关爱？短短一些日子的军营回访，我似乎感到自己突然高大了许多。红都瑞金，我亲爱的故乡，你在我这个平凡普通的写作者心中，将永远那么崇高、伟大！
　　
　　 马·“小荷才露尖尖角”
　　
　　 在福州军区《前线报》发表处女作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那首诗总共四段，每段四句，是一首自由体新诗。新兵蛋子的诗作登上了军区大报，这本身就是一条极具份量的新闻。部队比地方历来更重视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当时，在我自己的连队里好像炸响了一颗定时炸弹那般，消息很快传遍了军营内外。可我自己对此并不在乎，我觉得它在我的“红色梦”中仅仅是刚刚爆开的小花骨朵而已。然而，尽管如此，它却为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予以无穷的志趣与信心。
　　 当翻过十几本日历后的1983年秋天，我被选送进京参加人文大学面授班的学习。我是“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首届学员，攻读文学专业。在面授班的学习中，我们聆听了很多名家、大师的讲学。比如享誉当代文坛的东方大诗人艾青，《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还有肖军、浩然、刘绍棠、刘白羽等等。面授班结束后，北京人文大学校刊——《学员之家》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红色散文作品《绵江，流动的歌》。后来，这篇散文选编进了《中国广播电视界优秀编辑记者传》一书。心灵之歌的发表与传播，犹如春风似的阵阵吹来，使我大步流星地跨入红色文学创作之旅，我发誓朝着这条洒满阳光的路走去……
　　
　　 羊·红色诗文荣登大雅之堂
　　
　　 十年磨一剑。时序翻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央苏区挖掘、创作的《“修炼”——毛泽东被罢官后》和《阴霾迷朦时——毛泽东幸遇周恩来》两个中篇纪实文学作品，先后被中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杂志连载。这本杂志发行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有影响、有分量、有力度的国家级大型刊物。为此，我深感欣慰与鼓舞，我的作品登上了大雅之堂。从此，我好像真的上瘾了，我把红色的书写当成了最爱，时时刻刻地和她依偎在一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白天黑夜，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我几乎都在红土地的高山大川、河流峡谷中摸爬滚打，拳打脚踢。1996年8月26日，我的散文作品《长征第一山》，见诸于中国的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文学副刊。这回，我总算向中国和世界喊响了红都瑞金的长征第一山——云石山。据党史资料核实，毛泽东同志是从云石山到于都去搞社会调查后再集结北上的。云石山上的古庙、翠竹、石凳、老樟树可以作证，毛主席和张闻天（洛甫）隔墙而居，你来我往，屈膝谈心，共同研讨工农红军的出路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以致他们两位“巨头”之间由此消除了原来的分歧……据当地老百姓说，他们每当怀念已故的伟人时，总爱爬上云石山去看日出。同样，我也经常到云石山上去勘查、挖掘，解读“红色中华”在红都瑞金所遭际的电闪雷霆、血雨腥风。耳濡目染，近水楼台，我更加痴迷于红色诗文的书写与创作。同年8月16日，《农民日报》文学副刊又发表了我的红色情诗《眷恋》……捷报频传，这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呵！
　　
　　 猴·书商相中我的“红书胚胎”
　　
　　 1998年冬，我身为《广东商报》记者驻长沙记者站。一天，有位书商找上门来，要求我把《苏维埃迁都前夜》的书稿卖给他。这部书稿结集起来后，曾经与江西人民出版社联系过出版。此间，历史早已进入了市场经济秩序。出版社回复说，他们几经社务会反复研究决定，买一个书号最优惠的价格为10000元人民币。尽管出版社踩在了最底线上，可光是一个书号就得一万块钱，再包括印刷等其它费用至少也要花销几万块钱，这对于我来说，哪能吃得消呢？云遮雾霭，穷家寒舍，我的“红色书稿”只能待字闺中了。如今，书商找上门来，出价30000元全包，著作者姓名不变。这回可比我自己出书更爽了，我既不必投资，又不要卖书，而且还有余钱上手。一时间，我真想一拍了之。不料贱内打岔说：“不行，这样就把版权也卖掉了。”于此，“红色书稿”仍然待字闺中。直到我真要花几万块钱出版它时，我又后悔当初没卖，三万块钱可算得上“小富”呵。当初我之所以选择不卖书稿，或许这是与我对金钱素来比较麻木的缘故所致。然而，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以往，我总认为自己写的红色书籍与言情小说、惊探小说、武打小说、英雄故事等等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区别较大，尤其在情趣、魅力方面，红色书籍是远远逊色的。而现在看来，我的这种观念赶不上趟了。既然出版商都能看中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这就证明她同样是值钱的。可以说在社会效益方面，它就尤其值钱了。须知，红艳艳的国旗，是代表着兴旺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