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就得有点的贵族精神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贵族”就是一个贬义词。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豪车、养尊处优、悠闲奢华，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这是暴发户。这种认为“贵”就是金钱，就是华丽、气派、显赫，是对“贵族”一词精神内涵的误解。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富和贵不是一回事，也无绝对的关联，富是物质上的，贵是精神上的。“贵族”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种特指，不仅是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更是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我们又称之为“贵族精神”。
　　 我国历史文化中的“贵族精神”首要标志是“礼”。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今天的“钱”一样无所不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译：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译：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者。’”（译：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
　　 其次，我国古代“贵族精神”的核心是重视荣誉，敢于承担。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可见，我国古代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在死亡面前的尽责不苟和从容不迫。在资本主义早期“贵族精神”也有“尽责任，敢相当，在关键时候勇敢地迎向死亡”。看过《泰坦尼克号》的人知道：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走进了船长室。甲板上的乐队也一直在黑夜寒风中，忘我地演奏，和船一起沉没。就是贵族精神的最佳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更永恒。
　　 我们今天所说的贵族精神，首先是一种严于自律，珍惜荣誉，胸怀坦荡，敢于担当，敢于自我牺牲的先锋精神。如屈原追求卓尔不凡，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贵族精神也是一种灵魂自由，意志独立，不为金钱所束博，不为强权所奴役的自主精神。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崇尚自由，追求超脱物欲，坚守原则，固守高贵。贵族精神还是一种追求建功立业，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栋梁精神。如曾国蕃代表中国历史后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精神，他集“立功，立德，立言”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由于多种原因，我们中国人过去不但不提倡贵族精神，还极力批判贵族精神。然而，“贵族精神”内涵的自律，坦荡，担当，自由，独立，自我完善，追求成功的精神，仍是今天社会所倡导的。但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这跟中国暴发户所认为的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的所谓“贵族生活”完全不同。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只要不断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追求高贵的品格、丰富的学识、高尚的行为，同样是具有高贵灵魂的“精神贵族”。而那些物质极其富有的人，如果为了一己之利，巧取豪夺，不择手段，生活奢靡，精神空虚，则真的与贵族精神毫不搭界。
　　 人活着，就得有点贵族精神！“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做君子，不做小人，活得干净优雅，活得有担当、有爱心、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