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
　　 散会以后，临江县县委书记王文举愤愤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心里暗暗地发狠：李新民，不用你美，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从临江县彻底“请”出去，清理掉这块绊脚石！
　　 别看王文举是县委书记，可是真的想要把一个县长从他们县里“请”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他心里很清楚，要想拿下李新民，必须要把握足以把李新民扳倒的证据，等待时机，突然给他下个绊子，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使他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即使找人求情的工夫都没有。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彻底扳倒。俗话说得好：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好多事情往往就这样巧，困了想睡觉，有人就会递过来枕头。这两天王书记异常兴奋，他手里握着一盒录音带，录下的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做爱时发出的呻吟声。而这声音恰好是从隔壁的李县长家录下来的，而那个女人偏偏却不是李县长的老婆。想一想，一个县长和别的女人在家里胡扯，而且还被人录了音，这该是一条多么重大的新闻呢！王文举心里暗暗地盘算着，现在只须写一封李新民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的举报信，再把这盘录音带一起寄到市纪检委，李新民就得乖乖地挟起行李卷滚出临江县。可是，可是，这封检举信总不能他这个当书记的亲自去写吧，如果以后传出去，说县委书记状告县长，怕只会给那些小报增添一些新闻报料。可是他不写，又能让谁来写呢，怎么样才能使这盘录音带到了市纪检委人的手里呢？确实使王文举颇为花费了一番心思。
　　 王书记之所以想把李新民撵出临江县，主要还是因为这次县里的“形象工程”招标引起来的。应该说，原来他们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也有矛盾，但绝对没有达到如今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他们临江县是个地处偏远的农业县，一直没有真正的工业，也没有任何有影响的支柱性第三产业，当然更没有什么形象建筑。可现在哪个地方不在大兴土木，不在搞形象工程建设，不为自己在任的这几年树碑立传而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呢？那样，即使退休以后，还有几栋大楼站在那儿，人们只要看见这些建筑就会说，这栋大楼还是某某在这里当县委书记时盖的呢！
　　 王文举当上了临江县委书记后，决定盖一栋八层的大楼，当然他盖着栋大楼还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主要是想把现在的县委和县政府全部迁到一栋大楼里，放在自己的眼皮子下面，别管下边那些人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立刻就能知道。尽管这些都是不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是最起码可以当面和几个心腹们冠冕堂皇说道一番，而且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副作用。实际上，有些话不仅不能在公开场合上讲，甚至也不可能对心腹们说，即使睡在身边的老婆都得隐瞒住，除了自己以外，绝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准备新建的县委大楼图纸已经设计完成了，总建筑面积为二万二千平方米，计划造价是六千五百万元人民币。当然了，什么事情都得有个预算，没有预算，市里也不可能批。别管怎么说，只要招完标，预算不足，还可以再追加嘛！班子的一班人看完图纸，通过了预算，王文举提议这座大楼的招标工作仍由县委副书记邢仁乐负责。王书记说完话，习惯地环顾一下几个在座的县委常委。那些人个个目不斜视，正襟危坐，谁也不吭声。
　　 没人吱声便算是默认了，这已经成了如今机关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王书记轻轻地颔首微笑，正准备要宣布散会，县长李新民突然说话了。他提议此项工程最好还是由主抓城市建设的副县长徐刚负责，并且说，徐刚是东北建筑大学毕业的，抓城市形象工程建设正合适。讨论形象工程招投标工作到底由谁主持时，王书记提出仍由邢仁乐负责，本以为不会碰到任何问题，没想到李县长竟会从中插上一杠子，投了反对票。听了李县长的提议，王书记不动声色地微笑着说：“按照李县长的逻辑，我这个县委书记必须是党政领导系毕业生才能担任了？可是，据我所知，我们国家的大学恰好还没有这样的专业呢，哈哈……”
　　 王书记突然爆发出一阵酣畅淋漓的大笑，把李县长的脸当时都气青了，你！……
　　 见县委书记和县长俩人意见不一致，更没人敢表态了。到底该由谁来主持这次招标工作，只好暂时撂下了。
　　 临江县县委和县政府的两块牌子并没有挂在一起，县政府是栋三层小楼，原来县委也在这栋楼里办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在离老楼四百多米远的地方又盖了一栋新楼，县委便搬了出去，县政府仍旧留在原来的楼里办公。这样一来，除非县里有什么紧急事情需要开党政班子会议讨论，大家才能坐在一起，否则县委书记和县长可能一两个月都难得见上一面。别看他们工作上离得挺远，但是住的地方却离得特别近，不仅都住在县委家属大院，而且王书记和李县长还住在一栋楼里。尽管他们分别走两个门洞，可两家却仅隔着一堵墙，而且格局也完全一样，都是四室一厅。由于县委家属楼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建设的，不仅设计不合理，墙的隔音效果也特别不太好，在这家说话，隔壁的那家几乎能听得清清楚楚。逢年过节，一些副职或者县里的一些局、科长们到党政两位主管家去串门，或者平时到他们两家去谈心，说说心里话，不敢太大声，生怕被墙那边的人听见了。
　　 县长李新民之所以反对由县委副书记邢仁乐主持招投标工作，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去年县一中盖教学主楼，预算是一千七百五十万，由当时的党办主任邢仁乐主持的招标，结果隆庆公司以一千七百四十点五万的低价中标。这么大的一项工程，竟会和预算仅相差五千元钱，打死也不会让人相信。让谁去想，肯定都觉得里面有问题，肯定有猫腻！当然，这些仅仅都是怀疑和猜测而已，捕风捉影，拿不出来任何真凭实据，更无法证明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可是，如今的事情就是这样，背后做的那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事，也只有两位当事人才清楚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难怪莎士比亚在他的《哈姆雷特利》里这样写道：两个人知道的是秘密，三个人知道就不是秘密了。况且无论什么事情，也只能瞒得了一时，不可能瞒得了一世。工程一结束，等到教学楼投入使用后，一切问题都显露出来了。
　　 隆庆公司实际上只是一家有建筑资质的招标公司，下面没有工程建筑单位。通过台前幕后的一番活动，想尽办法把工程先拿下来，然后再分包给别的建筑公司，有的负责土木工程建设，有的负责门窗，还有的负责上下水配套工程，甚至还可以把照明用电再分出去。结果几家之间互相扯皮，不仅延误了工期，工程质量也特别差，老师在台上讲课，声音大了，教室里便有嗡嗡的回音；声音小了，坐在后面的学生又什么都听不见。这还是小事一桩，新楼盖好不到两年的时间，开始四处裂缝，宽得能伸进去指头，一时说什么的都有，连县委大楼里很多人都在悄悄议论这件事。
　　 这些话不知怎么传到王书记的耳朵里，一次在常委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在下面瞎议论，说隆庆公司中标的县一中教学主楼质量有问题，到底有什么问题？即使真的有问题，当初不也是我们组织人验收的嘛！为什么当时都在上面签字了，等到事情过后再翻后账？要我说有问题，也是我们内部有问题！再说了，人家隆庆公司已经多次找邢主任交涉过了，要是我们再拖延工程款，他们便向法院突出起诉，告我们县委。我们好赖也是一级人民政府，如果被私营企业起诉到法院，岂不是太丢面子了。万一这场官司打输了，我们不仅得马上付清工程款，还得赔付人家一部分滞纳金，更是得不偿失！
　　 县委书记的一番话，一时使在座的所有人都发聋振聩，目瞪口呆。其实人们的心里都明白，县委书记在这种场合讲这番话，实际上是想堵住所有入会人的嘴。只要把这些人的嘴堵住了，不再出去乱说，乱讲，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果然，王书记这次在班子会议上讲完话不久，县委想尽办法筹集了一部分钱，机关又缓发了两个月的工资，终于把欠隆庆公司所有的工程款一把结齐了。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紧接着是县委后院准备修建一座小型花园，仍由隆庆公司中标。
　　 隆庆公司中标后，同样如法炮制，把工程再转包出去。那几家施工的小公司拉几车砖砌了几个花池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些边角废料铺设几条甬路，再栽几棵树，铺一些草皮子，造价竟高达八十余万元。小花园修好以后，隆庆公司又提出修建这座花园赔了本，要再追加二十万，县里也痛快地答应了。一个小小的花园竟花掉了一百多万，一时更是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在背后发牢骚说：别的地方盖起一片楼，倒下一批贪官。咱们县盖起了一片楼，反而提拔了一批官。邢仁乐正是因为主持了这两次招标工作，盖起了一栋教学大楼和修建了县委的小花园，才被提拔到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
　　 对这两件事，李新民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抓不到任何证据，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二
　　 人和人的关系特别复杂，常常因势而变。别看现在王文举特别器重邢仁乐，可他们原来确是却对头。那时邢仁乐并不是王文举的人，而是当时县委书记的人，王文举几次想把邢仁乐置于死地。
　　 邢仁乐从省立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一中教政治，几年后开始担任学校的政教主任，直到学校的后勤副校长。邢仁乐这个人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写一手好文章，经常在市日报上发表个小“豆腐块”。县委书记带人到学校去搞调研时，邢仁乐负责接待，招待的县委书记特别满意。后来县里再来人，县委书记点名让邢仁乐负责接待工作，先是借调，接着正式调到县党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等到原来的老主任一退休，他便接替了县党委办公室主任一职。
　　 邢仁乐在县一中担任后勤副校长期间，认识个叫曲明义的江西人。
　　 那时的曲明义刚从江西老家来到东北，靠给县一中等几所中小学校通下水道为生。哪所学校的卫生间的下水管子堵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曲明义马上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那儿都响的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过来，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行人见他都捏着鼻子躲得远远的。
　　 别看曲明义这个人长得不起眼，甚至可以说有点猥亵，文化也不高，脑子却十分活泛，好使。他不甘心一辈子干这种又脏又累的下贱活儿，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只好先老老实实迷着。一天，他在县一中通完下水道，走出教学楼时看见校园里有座废弃的旧猪圈。他脑子一转，马上来了主意，又返身回到副校长办公室，和邢仁乐谈了十几分钟，不但把扒掉猪圈的活儿揽下来，学校还同意在原来猪圈的地方砌个花池子。这个工程量不大，挣钱也不多的小工程，却是曲明义到东北以后掘到的第一桶金。
　　 干过一个小工程，再经过几个明白人的一番点拨，曲明义的脑子终于开了窍，不但了解了行业内的规矩，也知道该怎样挣钱了。他从老家招来了几个种地的农民，通过邢仁乐把县一中所有的修缮活儿全部包揽下来。今天扒扒这儿，明天修修那儿。先在临街的地方给学校盖了一栋门市平房，过了两年，又将那栋平房扒掉，在原地盖起一栋二层小楼。一时，曲明义如鱼得水，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不但揽下了县一中的全部修缮活儿，又通过邢仁乐牵线，把自己的业务辐射到县里其他一些事业单位和几所中小学，并且还注册成立了一家“隆庆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接着，他又开了一家塑钢门窗厂和木器加工厂，开始广纳人才，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建筑公司里招募了两名技术人员到自己的麾下，使他所注册的这家建筑公司具备工程资质，接着又招进一名叫姬美丽的年轻女人担任公关部经理。
　　 姬美丽来到隆庆公司后，如只花蝴蝶一样四处乱飞，经常陪县委和教委的领导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和饭店，终于把县一中的教学楼工程揽下来。接着，姬美丽又帮着曲明义揽下来几个工程，一年挣了几百万。有了钱，曲明义的坐骑也由原来的破自行车换成了一辆破吉普，接着又换成了尼桑，两年后换成奥迪A6，还在郊区盖起了一栋二层楼的小别墅。这时候，曲明义已经成了临江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翅膀也更硬了，连当时的县长王文举也不能小看他。
　　 王文举在担任县长期间，把原县政府各办公室重新粉刷一遍不说，又把外墙瓷砖全部砸掉，重新贴了瓷砖。这些活儿自然也包给了曲明义。结完账后，曲明义带着十万元钱去了王文举家。这事不知怎么被县党委办公室主任邢仁乐知道了，立刻汇报给原县委书记。
　　 当时，县委书记和县长王文举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没有了丝毫缓和余地，一心想把王文举扳倒。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让邢仁乐带两个人去找曲明义谈话，要求他写一份证明，说县长王文举从他手中勒索了十万元钱。同时还让邢仁乐转告曲明义，说他给王文举送钱是被人勒索的，并非行贿。曲明义只要写了这份证明，拿回来，上交到市纪检委，王文举县太爷的位置肯定是坐不住了。
　　 原县委书记是邢仁乐的恩人，又是县委书记这个伯乐发现了邢仁乐这匹千里马，他自然不能怠慢，马上让人打电话把曲明义叫到他的办公室，可是曲明义死活不承认有那么回事，更不承认曾经带十万元钱到过王县长家。气得邢仁乐七窍生烟，恨不能扇他几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