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敏的错究竟有多大？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随感

按我们中国的老皇历，六十年一轮回，今年又是甲申年，既到了甲申年，我们不免想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郭沫若先生1944年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
　　 加深对郭老印象，始于这篇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十几岁上高中，读郭老的《天上的街市》，任凭语文老师在台上咋讲，硬是进入不了诗的境界。
　　 郭老早年留学东瀛，学的是医，而后来却从了文，并在小说、诗词、戏剧领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真让人糊涂。学医的去做文。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只能算是个小散文，或者随笔之类，可谓小菜一碟，林林万余字，说来说去，就是取材于明末清初，由陕西人李自成出头闹的那场农民运动，可它的成功所在，就在于他生得逢时。
　　 六十年过去了，人们现仍念念不忘。郭老在九泉之下若有灵，应是感到十分欣慰了。
　　 1944年，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是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日益壮大的一年，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年。
　　 为纪念明亡三百周年，左翼作家的代表郭沫若，把研究先秦史的兴趣转移到了明末，写成了《甲申三百年祭》的纪念文章，3月19日至22日，这篇文章全文连载在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作者借明末的政治腐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推动全民团结抗战。
　　 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当局一片恐慌，认为是影射当局，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写此文的人，“无异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是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对作者本人大扣帽子，进行人身攻击。
　　 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仅是对明朝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论述和感慨，文中找不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找不出国共两党之争的字眼来，但却实打实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因为中共以史为镜，认为此文是为自己敲了警钟，把此文作为一面防治腐败的镜子。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把《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刊发在自己的报纸上，在各解放区油印了单行本，还把它作为整顿党的干部队伍作风的教材。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及到《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李自成败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运动功亏一篑，留下一片叹息和沉思。十九年的斗争，可谓艰苦卓绝，看过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人，都曾为李自成的悲剧结局振腕叹息。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义军与明军孙传庭部交手于潼关，大败后，李仅率刘宗敏等十余骑，败走陕西商洛山中，后转战鄂西北、秦巴地区，这一时期是李自成起义以来，最困难、最低迷的时期。损兵折将、众叛亲离、士气低落、缺衣少食、内外交困，成为义军处境艰难的真实写照，李自成在突围时，也与夫人失散，生死下落不明。也正是在这一困难时期，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者的大业，在刘宗敏、袁宗第、郝摇旗、田见秀等一批高级军事将领的支持下，历经磨砺，一步步走出困境。
　　 说了这些，我们该回过头说说刘宗敏这个人了。对他这个人，历史上可谓众说纷纭，《北略》认为，刘是义军军师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金星、李岩之前。
　　 历史也有模糊不清的时候，《北略》卷五《李自成起》中记“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可见刘宗敏是个锻工。
　　 对一个历史人物，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但多是从文学作品中去认识的，因为文学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的第一员骁将，坐武将第一把交椅，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友情，可以说，李刘班底是成就自成事业的基石。
　　 说到刘宗敏在义军中的地位，我们可以打个形象的比喻，把事隔二百多年后，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的冯云山、杨秀清与他相提并论，实在再合适不过。
　　 然而，就是这位刘宗敏，进了北京城，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这种画面，我们多见于历史剧中，从表象上看，戏剧把刘宗敏作为历史的罪人来批判了。从整个明末农民运动的大背景看，刘宗敏在李自成领导下，他所犯的错，仅仅是一个将士的错。
　　 其实，从义军成长的十几年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军纪是十分严明的。“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李自成自己也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就连进北京城时，也是一幅“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模样。
　　 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胜利来得太容易。十几年浴血奋战，一朝成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吗？崇祯十四、十五两年（1641-1642）间，义军占领河南、湖北，后进窥关中，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攻破潼关，孙传庭阵亡，全陕披靡。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拿下了。这种在短期内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使义军大部分将领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牛金星、刘宗敏二人便是典型代表。
　　 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运动失败了，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随着江山易主，清朝专制政权的建立，阶级仇恨演变成了民族仇恨。义军残余重隐于山野民间，开始了漫长的“流寇”般抵抗运动。其实，早在李自成起兵的前十三年，明庭上下始终称其为“流寇”，这两个字眼，多见于各地方官上报朝庭奏折里。翻开词典，“流寇”的解释是“流动不定的土匪”。今天看来，统治者对反对派这样的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义军初期武装斗争的形式。
　　 由于义军在战略上、政策上、组织上、作风上所犯下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革命运动前功尽弃。明末农民起义失败了，这是李自成自己的失败，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错误。
　　 一是败在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个对农民运动具有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河南官宦子弟李岩（原名李信），李岩是个宣传家和思想家，至少在当时可以这样认为，李岩的加盟和中原大地连续三年的旱灾，使义军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短时期补充大量兵源的条件，从此以后，明末农民运动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李岩参加革命，是明末农民运动中，知识分子与无产革命者结合的标志。也正是这个李岩，在革命即将成功时，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占领北京城后，便及时提出统战观点，用优越的条件去招抚手握重兵、占据要地的吴三桂；自率一军去战略要地、粮丰马壮的河南，建立根据地，这一切不仅未被刚刚建立的大顺政权的高层决策者所采纳，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历史再次上演了一幕亲者痛、仇者快的人间悲剧。
　　 杀害了李岩，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对郭老的这个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李自成仅凭牛金星一句“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就擅杀大将，这个责任太大了，谁也担当不起，无论如何，应该是由李自已承担。因为，毕竟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任何人，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都不能替代的。
　　 二是败在忽视了根据地建设，因为他是义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败出北京，到在湖北应城九宫山遇害，一路上，清军几乎没有遇到过义军大规模的抵抗，本已向义军投降的河南州县，又大面积反正，李自成多年奋战的商洛、汉水一带，也未能成为他东山再起之地，新生的大顺政权，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仅一年多的时间，义军的组织体系和军事力量便土崩瓦解了。历史再次告诉我们，一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的支持，是难以完成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会背弃人民的意愿，重蹈封建统治者欺压、愚弄人民的后尘。
　　 三是败在忽视了税收制度建设。“不治税，则无从治国”。明末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重负，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高峰时，流民多达600万之众，这是李自成成就大业的基础条件，但其起义后倡导的免税政策，又使他丧失政权。李自成率众起义后，便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纲领，并始终信守到底。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广为流传的民谣，使人民群众把理想中无税社会，寄托在李自成身上。正是这个免税纲领，使得义军席卷大半个中国，终于推翻了明王朝。李自成不向人民收税，又靠什么维持军需和政权开支呢？起义初期，主要靠“打粮”，即抄收官府豪富的粮食和资财维持；中期，开始实行了强令官僚豪绅退出贪剥之赃，以助军饷的政策。占领北京后，主要财源：一是籍没府库、皇宫、太监的财产；二是继续在北京及辖区推行“追赃助饷”，并且将矛头指向全部官绅。在执行中，打击面有所扩大，波及普通商民。最终只落了个“百日王朝”。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有稳定可靠的财政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末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成也税收，败也税收”。同时，也可以为刘宗敏在北京城里的行为，找到一点点原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