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摘要：　我的童年，苦难而幸福 一九六八，岁在戊申,乙卯月甲申日,即农历二月十七日（公历3月15日）亥时（夜晚9—11点），随着一声男婴的啼哭，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年父亲29岁，母亲31岁。我上头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本来日子就不好过，现在又添一口，更是捉襟见肘，十分困难。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家中六口人，全靠父母的双手支撑着。1968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到处开批斗会，到处斗“牛鬼蛇神”，所以父亲给我取名“会国”，其原因就在此。后来我又改名“志伟”，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最后还是回到起点，更名为“惠国”（意即有惠于国），按族谱远字辈取名曰“远泽”。那时不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家中缺衣少食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那大哥大姐就要让着弟弟，饿肚子更为常见。我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们穿旧了的补丁踏补丁的衣裤，然后又改小给弟弟们穿。
　　 其中二姐在她大约10岁的时候夭折了，所以我是五个兄弟姐妹。
　　 曾记得：我们小时候吃过红薯（北方叫地瓜），并以之为主食，最困难的时候，吃过红薯渣子，并以之为主食，或者天还没有黑，父母就敦促孩子们上床睡觉，晚餐是一人一个红薯粑粑（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村还有，薄薄的长方形的东东），我们兄弟都是在饥饿中长大的，第二天早上，有些人一个红薯粑粑早就吃光了，有些人手中还有一小块。现在一想起我苦难的童年，我忍不住落泪，忍不住搁笔而泣。
　　 那时是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田土都是公有的，尽管父亲是把劳动好手，可无用武之地，只能呆在家里参加集体劳动，每天最多12个工分，母亲6分工。那时也不能到外面去打工（当时叫外流分子，必须千方百计抓回来劳动）。我记得小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劳动，拿了2分，而我们队有个人由于参加劳动的时间早，一段时期内一直拿2分，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还是叫他的外号“两分”。那时还流行一个段子：“一天工分八分钱，刚好买包经济烟”（当时有种“经济”牌香烟，8分钱一包）。如果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那队上分粮食等东西时你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又不许外流，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是当时农民的不二选择。我记得小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但已经记事了，随父亲放牛，那一头平常非常温顺的我骑着的牛儿，不知怎么突然把我从它的身上摔下来，并且狠狠地用牛角斗我，我顺着山坡往下滚，我的手，我的左手断了，粉碎性骨折。多亏了我的父亲，把我带到了龙公桥著名的女外科医生李三元（音）那儿，总算还是保住了那只左手。但我的左手，从此就落下来残疾，一到雨天就疼得不得了。
　　 但我的童年又是幸福的。尽管衣不蔽体、尽管食不果腹。但我们那一代人有我们那一代人的幸福和快乐。那时我们那儿比较偏僻，山清水秀的，几乎没有任何污染。我上山打过柴、下河捉过鱼、放过牛、捡过狗粪、踩过高跷、卖过冰棍、滚过铁环、打过陀螺……一切都懵懵懂懂的，一切都无忧无虑的。特别是下河下田抓鱼和泥鳅之类的，我是高手，每次都是弟弟们跟在我后面，做我的帮手，没有一次空手而归的。踩高跷也是我的强项，每次都是由父亲做好，我们弟兄们皆乐此不彼。老兄在这方面显然比我差很多，记得有一次，他踩高跷摔倒在有大粪的秧田里，母亲一怒之下，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并把那无辜的高跷也踩烂啦。我们的高跷没有了，我不得不自己动手做，没有扁锉，用一个大钉子烧红锤扁就是扁锉，没有锯子，断了的小钢锯就是锯子……童年的记忆，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清晰；童年的记忆，是那么苦难，又是那么幸福。
　　 更为幸福的是那一年，我大约5岁时，村办小学（当时叫大队）由于要修葺，搬到了我家。每天我就站在“教室”的后门边，跟着读白眼书（就是老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我也读一句，但我其实一个字也不认识），我一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大概滥觞于此。这也不知是祸是福，我是四个兄弟中银子最少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很清闲，有更多的时间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
　　 曾记得：很小的时候，人家说我是亥时，我会破口大骂，你才是亥时了；曾记得，有一次姐姐带我到姑姑家喝满月酒，由于没给我发红蛋，我大骂爷爷的小名（因为爷爷就是我姑姑的爸爸）；曾记得……这都说明我从小脾气就很大的。大概也是遗传了父辈的基因。
　　 一九七五，岁在乙卯。我开始上小学了，我苦难而幸福的童年岁月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