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喝酒的人,不一定计较下酒的菜。但每一个人总有特别喜欢的下酒菜.。
我父亲和阿才伯都是爱喝酒的人，他们特别喜欢的下酒菜是“盐水豆角.”。
所谓盐水豆角即盐水毛豆,把新摘下的嫩黄豆豆荚撕去边茎,在盐水中煮几分钟,捞出装盘即可。此时的毛豆翠绿,鲜嫩,带着大地的生气,透着田野的芳香.。
八月的乡村,晴日的傍晚；暑气已经散去。我家庭院中间的石板道地,早已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旁边的水池中，游鱼唼喋、草丛里虫吟声声,花枝和林木间,凉风习习,香气阵阵,一切都那么使人心旷神怡。
道地中间早放上一张桌子，桌子上是几味可口的小菜：盐肉童鸡，蒜泥白肉,清蒸鳜鱼,凉拌豆腐,,,,,,，当然还有一大盘盐水豆角,翠绿鲜嫩,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父亲和阿才伯就开始喝酒漫谈。当时我大概六七岁,赖在旁边,如其说听他们谈话还不如说是痨点东西吃。
“我们确实是你们厉害”阿才伯喝了一口酒说道。“我们师是第三天参战的，当时新四军应当筋疲力尽,但我们师却伤亡了三千多人……”。
长大后我才知道他们说的是皖南事变，当时阿才伯是国民革命军第７９师野战医院院长。
父亲和阿才伯是自幼一起长大的朋友,一同玩耍,一同读书,一同劳动。当进入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们和千千万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毅然加入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我父亲於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回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金萧支队成立后,父亲卖掉了家中三十余亩田，作为经费,成立了暨东抗日自卫队，自己任指导员,在金萧支队党委的领导下,与敌人殊死搏斗。
阿才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部队,当了一名军医。由于人品正派,医术精湛,不久就升任国民革命军79师野战医院院长,挂少校军衔。
由于政党不同,信仰有异,父亲和阿才伯碰面时经常争论。但这些争论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哪些岁月里，他们更交往频繁。阿才伯经常组织一些医疗器材和药品,送给金萧支队。并派遣几个医术最好的学生,参加金萧支队，加强金萧支队的战地医护能力，以支援家乡的抗日斗争。
见面除了忧国忧民的谈话,当然依然要喝酒，清亮醇厚的绍兴黄酒,翠绿鲜嫩的盐水毛豆。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和阿才伯在各自命运的驱策下,奔赴自己无法逃避的命定的战场。
父亲在上级领导指示下,于主力北撤之后,留在当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血与火的交迫下,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辗转斗争了三年多,直至解放。
阿才伯则随着他的79师，开上了内战的前线，与解放军接连战斗。不知怎么搞的,与日本军队很打过几次硬仗的79师,与解放军打却一败再败。终于有一次,阿才伯他们的野战医院全部被解放军俘虏。
解放军对阿才伯倒非常客气,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解放军,仍旧从事医护工作。阿才伯婉言谢绝了，表示乡下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希望回家尽孝，解放军也没有难为他,发给路费,任他自便。
他回南京寓所打点回家时,碰到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79师师长,师长告诉他,准备重建部队。并给他一笔经费,要他重建野战医院。“士为知己者死”，阿才伯无可推托,于是重建了一个野战医院,随79师重新开上前线。
后来在又一次战役中,阿才伯的野战医院又一次被解放军俘虏，阿才伯又一次谢绝了解放军的挽留,而且真正回到了家乡，开了一家诊所。此时已是1948年了。
解放了,我父亲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战乱之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也终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而又分到田地的农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家中几乎天天客人不断,原来会稽山游击区的基本群众,拿着香榧,冬笋,栗子等土特产,来我家向我父亲表示感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毕竟是一个抽象的名字,而毛主席又太遥远了。
阿才伯的诊所的声望也蒸蒸日上，在那毫无医疗保障,缺医少药的年代,他的诊所象救命皇菩萨一样伟大。阿才伯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对下面的医务人员要求极严,医疗收费也很低。一些贫困的乡民实在拿不出医疗费,阿才伯都给予免去。许多垂危的生命获得挽救,许多伤病的痛苦得以解除，阿才伯在乡民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才先生”。并认为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的化身。
有时父亲也带我去阿才伯的诊所走走,聊聊天,此时的阿才伯显得十分慈祥,摸摸我的头,开几句玩笑。而且总要给我吃点东西:糖果,饼干,有时给我一只他自已种的西红柿。
阿才伯平时不苟言笑,尤其对部下,很严厉。如果有谁对患者态度不好,或者马马虎虎诊断,都会遭到阿才伯严厉的批评。据父亲讲,阿才伯在79师野战医院时,对于背后中枪的伤员,如果弄清他是逃跑时受的伤,往往要加以训斥:“你丢掉了军人的荣誉！”。阿才伯除了医务外,也面对面和敌人搏斗过,一次野战医院被日本鬼子包围,阿才伯亲自率领警卫部队掩护医务人员和伤员突围,在白仞战中,他还用手枪杀死了二个鬼子。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阿才伯到我家来,与父亲喝酒聊天。陈年的绍兴黄酒，清亮、醇厚；青青的盐水豆角，翠绿、鲜嫩。
三年后我父亲调离了本地，去外县任职。因为和一些南下干部意见不合,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终于被开除党籍,调离领导岗位,又二年后,我父亲退职回了家。
其时正是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时候。巨大的积极性和民力在荒唐的口号下白白消耗掉。接着大饥饿的幽灵光临神卅大地。父亲目睹着许多精壮的乡邻,由于饥饿,日渐疲惫,浮肿,终于一个一个地倒下。父亲痛苦极了,他不明白革命胜利十年后,何以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着父亲自己也患上了浮肿病,濒临死亡。
我在上海工作的大姐把父亲接走了,不久把父亲的户口也迁到了上海，从此我父亲就一直是上海的居民。
56年阿才伯被逮捕了。这么一个好人竟然要坐牢,乡民们都大惑不解，目瞪口呆。终于有人解释说,阿才先生是因为“国民党员”才逮捕的。
“不对，国民党员是不能作为罪状的，阿才先生是因为‘历史反革命’才被逮捕的,”。我们村子的‘博士’阿炳疯子反驳说。“可是他是一位多么仁侠仗义,可敬可爱的‘历史反革命’啊,”阿炳疯子又叹息着补充。
阿炳是我们村子的一位‘才子’，他三岁就会诵唐诗,五岁开始读书,一路跳级上去,十四岁就考上杭卅高级中学,十七岁就考入了北京医学院。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由于他只专不红,校共青团组织派了一位女同学来与他配对,帮助他在政治上进步。而且他与这位女同学一起提出了微血管循环的研究——许多年后这位女同学凭此研究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一位医学科学家,——不幸的是,他爱上了那位女同学,而那位女同学却并不爱他。于是他神经错乱了,胡乱闹腾,终于被勒令退学。
他在杭卅一中教书的父亲把他接回杭卅,并给他治好病,安插到杭一中图书馆工作。一年后他心血来潮,报名去支援国家边疆建没。于是到宁夏的乡村去安家落户。结果那边贫困的生活,恶劣的气候把他浪漫的幻梦击得粉碎,还不到一年,就逃了回来。不敢到杭卅去见父亲,就回了自己老家。
阿炳确实是个“博士”,他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几乎样样精通。他讲活富含哲理,语言风趣幽默。他会演奏许多曲子,钢琴,提琴,二胡琵琶,笛子等乐器他样样都会使用,他打得一手好乒乓球,跳水姿势优美，许多青少年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学他一身潇洒诙谐,满口之乎者也。
他常说‘君子安贪,达人知命’,于是自己也做起‘君子’和‘达人’来了。他一只脚瘸,不会农业劳动。当家中可卖的东西几乎全部卖光之后,他开始做皮匠,他弄了一付皮匠担,沿门给人补球鞋,皮鞋,赚五分钱,一毛钱,倒也勉强可以糊口。
他是个懒散的人,但饥饿使他勤奋起来。每天他瘸着腿,挑着担,笑嘻嘻地口中吟着唐诗宋词,走村穿巷,收罗趣闻,编撰笑活。乡民们都喜欢他的热情风趣,他也笑着对大家说道:“你们不要看不起我皮匠佬,斯大林的父亲就是一个皮匠呢。
阿炳的最大错误就是不通人情世故,尤其是对于有权势的人,缺少应有的尊敬。
比如有一次,公社的金书记作报告,把“大放大鸣”念作“大放大呜”,阿炳马上台下叫上去纠准,弄得金书记很不高兴。又比如有一次公社贫协寿主任家的一条狗病了,寿主任叫卫生院的医生治疗,医生把当时很紧张的青霉素给狗打了。这事让阿炳知道了,于是滔滔不绝地四处说道：“谁说狗比不上人,寿主任家的狗就比人高级,上次公社付业队的石工受伤，寿主任指示,用中草药治疗,不能用青霉素。可是如今寿主任家的狗只有二餐不吃,医生就服务上门,大打青霉素……”。
直到后来寿主任的二个亲信打了阿炳二个耳光,阿炳才不敢多嘴。另外又一次,当时正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公社电影放映队为了配合形势,放映电影<摩登时代>,公社的何付书记管文教,看不懂这电影,于是训斥放映队: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不许放这样的电影……”
阿炳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的何付书记却说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后来阿炳又挨了几下拳脚,因为领导的权威是不允许亵渎的。
因此,阿炳获得了“疯子”的绰号,遭到了许多凌辱,但是他的个性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阿炳疯子没有说错,阿才伯确实是因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的,并被判了五年徒刑。
乡民们在惋惜之余,从自己美好的愿望出发,编出了阿才伯的许多故事.。
“你们知道吗？”阿炳疯子一瘸一瘸地挑着皮匠担,向围过来的乡民说道:“阿才先生一到法院,院长就跟他握手,原来法院院长是他的老同事,老早就起义到解放军了。所以他本来起码判十年以上徒刑,现在只判了五年。”阿炳疯子唾沫四溅地继续说道:“还有更奇怪的呢,阿才先生一到劳改农场,农场的场长居然是他的学生,也是老早起义到解放军的,这下可好了,马上把老师清到家中喝酒,并且把老师安排在场部医疗室工作,用不着去干农场的苦力……”。
后一点是对的,阿才伯五年劳改都在医务室工作,而且农场干部也注意政策,对他人格也比较尊重。
1964年阿才伯刑满释放回家,乡民们惊喜地奔走相告。他们携着自酿的米酒,提着鸡`鸭`鱼`肉`蛋,拿着各种菜蔬,来阿才伯家探望慰问。连一向沉默威严的阿才伯也十分感动,连连向人们道谢。
然而阿才伯向接着来求医的人,一一作了回绝,因为他的头上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没有行医的资格。
在乡民们的奔走呼吁下,阿才伯终于进了公社卫生院,白天给人看病,晚上向治保干部汇报思想,不发工资,在生产队记工分。
由于乡民们的迷信,阿才伯被牵到了耶露撒冷的各各地,踏上了十字架之路。
每天清早起到天黑,他的病案前排着病人的长队,许多最起码的小病,大家也非叫他看不可。而别的医生有时空得剥手指甲。阿才伯虽竭力做病人工作,也无济于事。就这样,阿才伯一天忙到晚,经常半夜里也起来给人看病，弄得筋疲力尽,心力交瘁。而同事们却意见很大,领导也大为恼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威信居然高于领导,这算什么东西!
1965年八月,我父亲从上海来乡下小住。还是在我家的庭园中,还是那水洗后的石板道地上,父亲和阿才伯又一次共同喝酒。菜是丰盛的:美味的盐肉童鸡,洁白的清蒸时鱼,可口的蒜泥白肉,滑爽的凉拌豆腐……当然中间是一大盘盐水豆角,青青的豆角,翠绿鲜嫩,似乎还带着大地的生气,似乎还透出田野的芳香.
父亲和阿才伯对于当时的现实充满了困惑,因而谈话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重。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在这花香阵阵,虫吟声声的庭园中的饮酒,竟是他们的永诀。
1966年9月,造反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我们家也获得了造反派的青睐。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我们家几乎被洗劫一空。庭园的围墙被推倒,花木被刈平,家俱什物被抬走,除了一间小屋,其他房子都贴上了封条。许多祖传的字画,古董,书籍被打烂烧掉,就连我一套新版的<红楼梦>和一套38年版的<鲁迅全集>也被当作黄色书籍付之一炬。
阿才伯家当然也无法幸免,他几乎收集了一生的许多医疗典集；中国古代的许多医药专论；大批的验世良方；都被搬到门外的道地上,浇上煤油,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这时候,阿才伯平常镇静平宁,宠辱不惊的脸上,露出了痛楚的神色。
卫生院的造反派认为对阿才伯光抄家还不够，还应当游街示众,以彻底打掉其反动气焰。于是动员各村的造反派来参加这次行动。不料各村的造反派头头都面面相觑,大家虽然都充满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但也懂得众怒难犯的道理。对于这个有恩于乡民,人人敬仰的阿才先生下如此毒手,乡民们的唾沫都可以把他们淹死的，他们都惋言推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