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

　　 “天涯”是一个很远的词，远到难以心心相印。
　　 记得某位哲学家说过，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句话一直让我的心颤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太尖锐，尖锐得一下子褫夺去人的衮衮华服。是的，人是有思想，会思考，但也正因为此，才过于敏感和脆弱，敏感到稍有风吹，它就会摇摆；脆弱到劲风掠过，它就有可能摧折。有思想，人总是趋利避害，在利与害之间摆来渡去；会思考，人总会想到危险，老想“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老想“行走人世间，芝麻砸破头”，一旦灾祸降临，就会手足无措，心理崩溃，脊梁折断。所以，人是最胆小怕事、最喜欢蜗居的动物，他们害怕离开自己的巢穴，害怕离开自己活动的水村山郭。如果被迫离开，前途未卜，凶吉莫测，就会想到毒蛇猛兽，山崩地裂，洪水滔天，乃至绿林大盗杀人越货。于是，心灵的天空就会飘下绵绵秋雨。
　　 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离家即苦难，远方即苦难，天涯即苦难。
　　 所以，在古代，海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人在那里难以活好。处处蛮烟瘴雨不说，据说民风十分野蛮，惹恼了人家，真敢剖出你的心肝来祭酒。所以，唐诗宋词里，几乎见不到一个身影是背着行李去海南做浪漫淘金之旅的。离开西京长安，离开东京汴梁，差不多都是身负重罪、贬官流徙之人。犯人要去的地方，当然不会是金窝窝银窝窝，等待、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超过罪行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危险、折磨和苦难，用此唤醒他们的灵魂，好让他们洗心革面。所以，海南就成了天涯，就成了罪徒们受难往生之地，就成了人生洗脱罪恶、求得新生的修罗场。至于因湔洗前罪、重塑灵魂而导致肉体毁灭的，那是不能去想的事，想开来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天涯海角”那几个字，虽然有些朴拙，但怎么看都有些沉郁。
　　 我不知道其他到了天涯海角的人的心理感受如何，反正我有一种灵魂被押解而去、再也无法回乡的感觉。不管是伫立在平安石前，还是伫立在幸运石前，脚下是淡黄的细细的沙，眼前是许许多多卧在海水中、被海水打磨得很浑朴的石头。石间的海浪活泼有声，前赴后继，想扑上沙滩来。放眼远望，铺展开来的是海的魂，是蓝色，浅蓝，淡蓝，翠蓝，碧蓝，深蓝……最后和蓝天融为一体，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无极和深渊。你会看到，海水流进了无极和深渊，再也没有飘升。这时，你就会晕眩，感到自己的灵魂被那逼人的海的魂驱赶着，走向那无极和深渊。你觉得自己到了大地的边缘，再迈出一步，就会失脚跌落下去。于是，心儿没有了着落，灵魂没有了着落，身体没有了着落，不由自主地瘫坐到沙滩上，很久很久也难以从那虚弱而迷惘的状态中挣扎出来。
　　 别人也许不会明白这种感觉，我想苏轼会明白。
　　 作为一代文豪，苏轼一辈子活得潇洒，也活得有些天真。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利国利民，很少去考虑自己的地位和名利。这样的人在那样封建的专制时代，虽然满腹经纶，也注定命运多舛。专制斗争是权力斗争，往往要将政敌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民主斗争则是民生斗争，常常以不合民心的一方下台而结束。苏轼面对的自然是权力斗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争得你死我活的就是那抓不到手就会生不如死的权力。因此，王安石当政，必然与他苏轼心隔万里，当然也就不会饶过他。后来司马光回朝执政，启用了苏轼。按说，他此时应该紧跟司马光，为其摇旗呐喊才对。但他却一肚子“民本”思想，“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时候，他却认为应对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这样一来，自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上产生了矛盾。这段时间，虽有高太后庇佑，但他的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深深体味到了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他的心与司马光也隔远了。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新党再次得势。苏轼由此陷入更加残酷、更加漫长的厄运之中。绍圣元年，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其职衔，先贬英州，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
　　 在惠州，虽然侍妾朝云也去世了，但天性疏阔的他把一切都看得淡了，于是，他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时的当政者、昔年的好友、如今的政敌章敦读到此诗后心里不愿意了，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就说动皇帝将苏轼贬到了海南儋州。
　　 到这时，苏轼不仅身在天涯，而且心也在天涯了，国家的事你管不到了，人民的事你也管不到了，从此没有了碍眼的人，新党也好，旧党也罢，谁上台都可以为所欲为了。但被贬到天涯海角的苏轼仍不安分，居然在“载酒堂”给海南学子讲学，使得这块“蛮荒之地”开始“书声琅琅，弦声四起”，不久，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而且他在这里也活得很好，“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首诗正是他活得痛快的写照。
　　 看来，自然界的天涯并不理会一些人的险恶用心，它不会去惩罚心存善意、思虑国计民生的人，所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到是人心的天涯，是心与心之间的无法沟通。不管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章敦，如果他们也一心想着强国富民，他们就不会弃置苏轼，更不会将他撵到当时道路坎坷、雨潦横肆的蛮域荒境。他们一定会礼贤下士，躬身下问。即使听到反对意见，也不会为此发怒，而是为之快然，诣门请教。即便政见不同，也不会党同伐异，而是剖分其理，汲取精华，融合而定治国方略。真能如此，苏轼幸矣，天下百姓幸矣，国家民族幸矣！
　　 人们常常好用一个词：咫尺天涯，现在才觉得这个词的可怕。近在咫尺，怎么会有天涯之远呢？其实，即使是手儿相携，脸儿相偎，如果做不到志同道合，心灵相通，那也会产生远在天涯之感。中国有句话叫“同床异梦”，“同床”应该很近了，时常肌肤相亲，但因为“梦”——理想和志向不同，怎么也无法走入对方的心中，这还能不远吗？中国还有一句俗语，叫“人心隔肚皮”，这肚皮能有多厚？可一旦把心隔开了，谁也不明白谁的心思，谁也看不清谁的心是什么颜色，这又怎么会不远呢？
　　 可见，“天涯”很远，远就远在无法心有灵犀！更可见，离家不是苦难，远方不是苦难，天涯也不是苦难，能够带来苦难的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