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谈起 ——羊肉的由头与苏轼的旷达人生

摘要：杂谈 序言
　　 临街有家涮羊肉的，生意挺火，找个位子，居然等了有半个小时，看来，羊肉的市场确实不小，我忽然想到了苏东坡。
　　 苏东坡与吃，与羊肉的关联是很多的，什么“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都是因他闻名的。
　　 当他被贬惠州之后，一条街一天只有一只羊卖，羊肉，常人都难买到，他这个待罪之人就更难买到了。苏东坡只好和杀羊的屠户打招呼，把脊骨留给他。在和苏辙的书信中，他不谈别的，专门介绍羊脊骨的吃法，如何炙烤，如何剔肉，让人看着就眼馋，想必他自己吃着也是津津有味。
　　 他的这种吃法，现在很流行，被称为“羊蝎子”火锅，是个城市就会有那么几家。苏东坡这种吃法，实施起来很费事，我等粗人还是向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吃个羊蝎子，很担心会不会把自己的嘴唇蹭破了。
　　 羊肉在当时成为上等货色，依然与苏轼有关。在他二十岁那年，苏洵带着哥俩进京，来年考试，双双金榜题名，轰动京城。其中，苏轼成了事实上的状元，只不过，主考欧阳修在判卷的时候，觉得如此之好的文章，只可能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于是，老头避嫌，把状元改成了第二。等拆封之后，才知道自己误判了，对苏轼大为惊奇，并坦言：三十年之后，应该没有人能记得住老夫了。在后期的制科殿试当中，苏轼当着仁宗的面，一落笔就洋洋洒洒，分析时事，直击时弊；再经过面试——也就是与皇帝面对面的论辩，虽然，他言辞中明显流露出对仁宗怠政的微词，但老皇帝龙心大悦，回去就和皇后交流，说自己为后人找到了两位清平宰相，一个是苏轼，另一个是苏辙。
　　 制科考试，苏轼考上三等（一等、二等皆虚设），再次位列第一，百年大宋，获此成绩的苏轼之前只有一人，那个文人叫吴育，不过，估计只是一个应试高手而已。
　　 当时的京城，为他哥俩编了一首歌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吃到羊肉，被视为身份的象征，一如几十年前的国家户口。他们的文章是范文，他俩考试，别人多半会避开，苏撤当时生病，主考得等他病好之后才开考，你说没理就没理，你说有理就有理。
　　 那时候的苏东坡，大概说什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买不到羊肉，只能买到别人挑剩的羊脊骨，而他也没有想到，他那同样出众的弟弟，也被一贬再贬。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中，仕途起伏，命运多舛，迁徙不断，甘苦难言，任何一个金牌编剧，都无法构思，就像他始终是千年唯一一样。
　　 苏轼，一个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大号的人，他挑战着智慧的极限，他探寻着生命的密码，他留下来的岂止是数千诗文？他给我们影响最大的的，是他怎么坦然地快乐地面对苦难。
　　 毕竟天才是永远无法靠近的，但是，生活大家都要面对。
　　
　　 一
　　 文学成就不想多谈，读过一点书的人，都知道苏轼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黄口小儿也会来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顾影自怜的文艺男女，动辄也会摇头晃脑地念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稍有阅历的，会慷慨地背诵“老夫聊发少年狂”；爱人故去痛彻心扉时，会临窗远眺，“十年生死两茫茫”。
　　 小孩打上学开始，就面对着苏轼，诗词赋都有，都是极品，没办法，因为他是苏轼。他信口一来便成绝唱，这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说与家乡眉山的底蕴，以及他家族的传承有点关系。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爹不是，他爷爷也不是。他爹苏洵是在二十七岁那年，忽然醒悟后开始埋头苦读的，而他爷爷苏序更是奇人，没事学张果老倒骑毛驴喝酒玩，遇到丰年的时候，他可劲地收购粮食，别人以为他囤积居奇，可到了荒年的时候，他全部送人，这是一个半仙式的人物。这样的基因，是有传承的，否则，在最重要的考试当中，没有谁可以像苏轼那样，随心所欲地编造典故，让欧阳修翻箱倒柜地查了好长时间，都没查到出处。
　　 四川那个地方，原本比较富庶，五代十国战乱频繁，当皇帝像小孩过家家似的；许多人觉得外出做官风险系数不小，对做官兴趣并不是很大，这叫“蜀人不好出仕”。怎么过都是过，干嘛非要舟车劳顿，跑出去碰运气做官呢？到了苏轼这辈，观念有了些变化，对外出做官不再那么消极了，但也没有“必得”的狠劲，不像现在这样，非要哭着喊着挤独木桥。
　　 因为这种心态，苏轼兄弟在考试的时候，都能潇洒应对，他们走的是素质教育的路子，却也练就了应试的高手。不像后期的很多文人，苦巴巴的，写写诗文小说什么的，觉得自己挺跩，没考上进士，就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其实，没中者大多不冤，即便是八股文时期，依然有很多大师，考起试来很厉害，比如王阳明，想考就能考上。
　　 王阳明也被我们忽略得太多，我们继承他的远远不够。
　　 天地万物，都是相通的，天才是能够自由地穿行其间的。
　　 宋朝很多文人，皇帝给官要是不合意的话，可以坚辞不受的。王安石嫌京城房价高，京官不当，跑下去当县令去了。后来嫌在翰林院里整材料没意思，又要跑，送圣旨的没办法，跟着屁股后面追，他楞是在厕所里不出来。挺逗的一件事，哥不当还不行吗？不像现在，屁颠屁颠地当了个什么小领导，就像祖上三代积德似的。
　　 王安石辞京官，是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苏东坡做官，也是想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两人用不同的履历，践行了各自的政治理想，结局未必如意，但是他们遵从了内心，他们心中无憾，光照千古。
　　 要是老惦记着自己，还有什么光宗耀祖、金钱美女之类的，还不如窝在家里，喝着小酒，反倒不会祸害人。
　　 看得太重，就容易变形，从来都是这样。
　　 现代人学苏轼以及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如果看不到这一层，老在词语诗句上转悠，不如省省力气，颐养天年，毕竟，读书也不见得就是件快乐的事情。
　　 苏轼不会这么说，但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学业和仕途。
　　 他说做个真人，什么豪放、婉约、禅意、旷达，没那么复杂的，不过都是自己真实性情的流露罢了。
　　 他说做个快乐的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心思坦荡，只要擅于调节，生活永远能提炼出快乐。
　　 他还说要做个好人，这个世界上无一不是好人，他做好事不是为别人，是在换取自己内心的快乐。言语之间，他似乎忽略了他的一生——都被小人包围，黄州、惠州、儋州，又岂是他那样一个政治新星应该去的地方？可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好像要是不感谢那些不断打压他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即便是面对动物，面对羊蝎子，他吃完之后，也会略有愧意地说，狗见了不高兴了，因为，羊骨头原来是属于狗的。
　　 你此时如果在他身边，你能不乐吗？他自己都乐了。
　　 还有他那胖乎乎的书法，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个好人。
　　 诗文算什么？古今中外，躲在楼上面，趴在桌前的，包装水果的，藏在厕所里的，到处是文学，冷不丁也会蹿出两个好句子，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可是，有几人能像苏东坡那样生活。
　　
　　 二
　　 苏轼几乎穷尽了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记住苏轼，得先记住苏轼的作为。他不是个闲散的人，虽然人称“坡仙”，其实他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人，他的文学成就，遮盖了他的政绩，他的政绩，是他性格展现最重要的补充，撇开政绩谈苏轼，只能看到一小半。
　　 还有他和王安石、司马光的关系。好事者，都喜欢拿他们的政见对立说事，其实，他们都是君子，都是大写的人，私下里引为知己。
　　 看看他做了哪些事吧！
　　 初涉官场，待人有度，工作认真，被称为“苏贤良”。叔父辈的太守陈希亮，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律不许别人这么称谓，他倒认为太守打压他，心中不快，例行的宴会他不参加，陈希亮罚他款，还对他说：你要是对上司不敬，我就用鞭子抽你。后来，他体会到是老人对他的历练，是要他从稚嫩走向成熟。老人死后，他亲自为其写下墓志铭，客观地评价，并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年少气盛。
　　 陈希亮的儿子和媳妇，在那时也很出名，儿子叫陈季常，儿媳妇叫柳月娥。再想不起来的话，就想那部叫做《河东狮吼》的电影吧，因为这部电影，陈希亮和他的媳妇，在我们生活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狠狠地火了一把。河东狮就是苏轼给柳月娥起的绰号，可见他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题外话。
　　 陈希亮当时把凤翔府治理得挺好，这是给苏轼的第一个感性教育，遇到第一个好师长很重要。
　　 是时，王安石正在积极推行新法，苏轼经过充分调查之后，不顾人微言轻，直接两次上书皇帝，当面批评皇帝“进人太锐，听言太广，求治太切”，直接指责新法乃至皇上。皇上听了很不舒服，王安石也不舒服，可是，苏轼管不了这些，他想的是家国前途。
　　 其实，苏轼也觉得要变法，这个国家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长着一张好脸，肚里杂碎坏完了。不过，他主张慢慢地来，温火炖汤，才能炖出味道，欲速则不达。
　　 王安石不同，他沉潜了多年，好容易等到了无条件支持他的宋神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他等不急了，再说，年龄也快五十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付诸实施，哪怕是通过强权来强行推动。
　　 偏偏司马光和苏轼都是不买账的，皇帝都不怕，能怕王安石？司马光一头躲进洛阳，编纂《资治通鉴》去了，不理王安石的茬儿；苏轼在凤翔跑遍了所有的县衙和乡村，他以事实为根据，来驳斥新法的流弊。
　　 王安石变法，本身争议很大，一千年来没定论。后人多言新法不是坏事，用的那帮人不行！王安石知道，他这样大刀阔斧般地改革，当时的主流是不赞同的，包括他的亲弟弟王安国都不赞成，他只能用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谁都想用德才兼备的人，达不到只能退而求其次。王安石想的是国家富裕，而司马光和苏轼兄弟，更看重的是道德和风俗，他们认为，所谓国家富强，不过是与民争利而已，一个为国，一个为民，都没有为自己。
　　 还有人性的弱点在作祟。
　　 比如青苗法吧！理论上很好，老百姓遇到荒年的时候，只有到地主家借高利贷，利息五分，乃至六分。青苗法规定，官府放贷，一到两分，既可以保证老百姓度过荒年，又可以帮政府挣来收入，绝对是好事。可是，执行的时候，不是这么回事，一来地方官为了政绩，拼命借钱给下面，下面不要不行，地方百姓很少有这么多闲钱在手里，一下子不适应，结伙地一通乱花，吃喝嫖赌，一年有半年时间赖在城里，等钱花完的时候，溜之乎也！反倒出现了大量的抛荒田地。二来官府借钱需要人担保，那只能是富人担保，到时候得还，不还就连坐。所以，有那么点钱的人家都战战兢兢，怕遭受连坐之苦，最后连仅有的那点财产都消耗殆尽，怎么又不怨声载道？虽说政府收入增加了，可时常在路上看到成批的犯人，要么是没钱还的，要么是担保不给的。
　　 苏轼有理有据，还有策士风格的论述，得到了太多的响应，神宗也看见了他的忠心。可在推行新法之际，苏轼这样的反对者必须要离开权力核心。碰巧，一个叫谢景温的人上书，说苏轼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神宗和王安石都知道，苏轼是不可能贩卖私盐的，但是，王安石对这个罪名的真假就是不表态。苏轼是没犯错，但是，苏轼必须得借助这个事件离开，于是，苏轼来到了杭州，做起了杭州通判。
　　 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事是王安石授意的，以王安石当时的能量，解决一个苏轼，不需要走这个弯路。小人的能力，在于他们总能提前揣测到别人的心里，该挠痒时挠痒，该下毒时下毒。王安石最为得意的助手吕惠卿，为了当个宰相，后期整起王安石来，比谁都厉害，不过，终究没有撼动，因为，小人毕竟只是小人。
　　 苏轼在杭州依然关注新法，依然用他的诗文来记录新法，依然认为新法是弊大于利。他写道：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无食盐。”
　　 青苗法借的钱，一过手就花去了，老在城里耗着，后生们已经学会了城里的语调了。老头七十多岁，因为新法，开始吃竹笋了，三个月没有吃过食盐了。想想在富庶的北宋，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苏轼心情不佳，与人写道：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不佳。
　　 他无时不惦记着老百姓，无时不惦记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
　　 又是一个三年之后，他升任密州太守，上任之后，立马治理蝗灾。他走遍全州，在田埂上写奏折，文不加点，请求朝廷减免赋税，在乡里待了一百来天之后，回办公室，官衙中竟然有半数人不认识他。
　　 他见路边有大量弃婴，心生柔软，从官府拨款，给那些贫穷的母亲们，让他们至少把孩子养到一岁。因为一岁之后，母子情深，也就割舍不开了，结果果然，弃婴少了许多许多。
　　 再过三年，他担任徐州太守，遇到了罕见的洪水，他不顾僭越，跑到驻军那儿，生生地感动着地方军政首脑，参与抗洪。他自己指挥着万人会战，动用公船私船，全程参与，一共达六十多天，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连神宗都亲自嘉奖，而老百姓把他当做了神灵。离任的时候，哭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