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永远不能摒弃理想与崇高 ——作品出版后记

终于完成了，我的书！
　　 这是我发愁了好些年的一件事了。一直感觉这个目标太遥远，依靠我的力量要一下做完，太难实现。
　　 首先，主要是时间方面的原因。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他人想象不来的繁忙。在这个岗位上二十三年了，回首走过的岁月，我找不到曾经清闲的日子。记得有一位其他系统的同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忙，忙的人都是没本事的。”如此看来，我这半辈子，显然就是个没本事的人了，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好像总是做不完，往往是一件还没做完，另一件便来敲门了。
　　 再者，是身体和精力方面的原因。多年来，自以为是铁打的身体钢铸的意志，每天晚上熬到翌晨两三点、四五点，第二天早上按时起床按时上班，除了怕开会听报告打瞌睡外，其他工作应该是一点影响也没有的。身体方面，也没有明显地感觉不支。但从去年春天开始，身体一下便觉得不行了，每晚发虚汗，面渐黄体渐瘦，手指和腿关节也开始发痛。白天坐在椅子上上班也觉累得坐不住，有时不得已躺在床上起草或修改文件。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体，怕是支撑不住了。从延安查到西安、北京，抽了几十针管血，花了不少的钱，检查的结果是除了高血压这个已服了几年药的老病外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排除了所有的可能后，海军总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最终的诊断结果只是一个，即常年的熬夜，体力透支造成免疫力下降，患了严重的亚健康症，高血压亦应因此来。从去年夏天回来，更感到精力不行，一到晚上十二时后便坐不住了。出版社约好的书稿却是一日拖一日，一月拖一月，怎么也整理不出来了。
　　 或曰，白天何不整理？答曰，白天只务主业。说到此，也给年轻朋友们说一声，人一生，可以有爱好，培养一些健康的情趣充实精神生活。但前提是必须把主业做好，成为所在岗位的行家里手，成为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业务骨干。也因此，我的办公室几乎未放过一本文学书籍；在办公室，基本上没写过一个文学作品。一走进办公室，便把昨夜今晨写作的思绪彻底赶走，绝不允许文学思维干扰冲击行政思维，绝不能因此而对工作造成影响。故各地来我办公室的文学方面的朋友为我办公室堆得满满的书报却找不到一本文学书籍而感到吃惊。这就是原因。每个人都拥有的时间，我自感觉凌晨零时至七时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或曰，如此身体何以吃得消？答曰，轻松与辛苦，健康与作品，二者只能选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确是一句大实话。这其中还有个插曲，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有梁上君子撬开窗子盗走了电脑和手机。电脑固然已老旧，但数年来整理出的文稿全在里边。报案后，公安的同志费了好大的气力，手机追回了，但那台旧电脑却未追回，这也是这几本或本无价值的书迟迟不能面世的一个原因。
　　 从去年开始，出版社一直催交书稿。而我，却因身体原因将近一年的时间深夜之后再未趴电脑桌，故此事又拖了一年。今年，感觉身体稍好一些后又开始了熬夜。我乡有一句话是瞌睡终要从眼里过。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块土地，必须由我自己完成耕作。其实，大部分东西已渐次打出，而且吸取五年前电脑丢失之教训，每打出一个便存放在博客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仓库内。只是外出行进中的日记太乱，整理时需本人仔细辨认或费力回忆方可记起丝缕鳞爪来。一些好容易找回的发表过的报纸杂志上的东西却又需重新打出，此项工作应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我的文友许护林、宋伟和文芳、杨延以及春草文学社的最后一任主编刘婧等参与了三本书目的编辑和文章从博客上的下载整理；我的同事叶晓东、刘拴平、冯梅、常海东、高如杰、杨波、鲁艺、张驰等参与了部分已发表作品的打字、排版。感谢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我做了这些事。
　　 还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忽培元先生，他以异常认真的态度全部读了三本书的打印稿，以异常认真的态度为之写了序；我的三十年的知音、老朋友，著名作家高建群、杨葆铭两位先生以同样的态度为本套书作了序写了评论。他们高屋建瓴的审视和满腔热忱的劳动令我十分感动。延安的文友们多年来一直催促我把这些从少年时期延至今日的心血结晶整理出来。正是有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才有了今天这三本书的面世。这些，都是应该永远铭记在心并付诸文字的。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位少年大学生，我的十七岁的女儿苏妍冰，在忙完紧张的高考后，用自己的理解为这套书设计了封面，帮我完成了我自感太费时间太费气力的这项工作。在此，也表达一个父亲的谢意和祝愿。
　　 在诗集中，收入了十八九岁时在遥远边疆步《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曲牌写的《少年同学友谊史》。那是一首青春祭。现在回头读，仍然能感到心头的痛。毕业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年后，我的亲爱的同学中居然发生了那么悲惨伤痛的事。我的儿时伙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一个最要好的知音同学在延安大洪水中以身殉职，壮烈牺牲；我的一个同样知音知己的高中同学在插队知青生涯中惨遭伤残。当时我就认为他们是这个社会最聪明、最好学、最多才、最优秀的精英。走遍半个中国，阅尽人间沧桑后的今天，我依然坚定这个认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命运为何给他们那么惨烈的打击？在朝气蓬勃、风华正茂、正准备用自己的青春汗水为祖国做一番贡献的他们，在不测命运的打击下彻底地改变了生命的轨迹和发展走向。至今想起，我的心，依然能感到那种无法消除的疼痛。组诗中关于爱情的几首，显然是有些偏激了。那是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对两个本人、家庭条件都非常出众优越的同学的美好祝愿和对另一个同学爱情遭遇的愤慨。当内地的同学们写信告知他们劳燕分飞的消息后，我在值夜班的电台前写下了这一组诗。其实，他们当时的所谓恋爱，与现在相比，是纯净水一般的单纯，他们除了通过数封信外，连彼此的手也没有拉过。现在，只能当做纯粹的诗歌读了，应与现实无牵。在此，我向他们，我亲爱的同学们致以美好的祝福。
　　 诗集中，对兵营和故乡的追忆歌吟，成为篇幅最多、分量最重的内容。兵营消耗了我的青春，故土永远在心上。与诗集一样，它们同样成为散文集的主要内容。人类心灵上烙印最深的，永远只能是承受苦难和经历磨难最多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依然走不出这两块我生命的圣土。没办法，这是我的宿命。它们或许会成为我永远的创作主题。如同作为诗集名称的《梦回甘谷驿》一诗，它是我在出差途中羁旅客舍时二十分钟内写出的，但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光里，每天晚上，当上中学的孩子做完功课腾出桌子后，从深夜到凌晨，我坐在电脑前望着它，心内充满了忧伤，怎么也走不出来。
　　 收入小说集中的《马蹄子钵儿》，是我三十年前在风雪边防线上趴在草原上写的。当时是以电影剧本的形式来表现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的家乡那场赤色革命和随后的胡宗南军队进攻陕北的故事，剧名叫《在北方的黄土上》。记得部队医院来了一位名叫佘森林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探亲，我与他谈得非常投缘。当然，作为年轻士兵的我，是带着仰慕的心情与他交往的。他非常认真地读了一个二十岁的傻大兵抱来的用军用针线缝成厚厚一摞的稿纸。他对作品的立意，对人物命运的安排较为认同。认为我的东西虽不很成熟，但却完全没有那个年代多见的政治腔调和构建模式，特别是在对敌对营垒人物的塑造上，是用人物性格去推动剧情，去完成人物塑造，而非政治化脸谱化地塑造人物形象，是属于不雷同于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个文学形象的个性之作。但他劝我“不要触电”。说在一年拍不了几部电影的当下中国，一部剧本要搬上银幕的艰难复杂远不是我一个青年士兵所能想象来的，那太费力，概率太低。听了他的建议后我计划将其改写为一部长篇小说并陆续写出了部分草稿。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已成为老兵的我回到故乡后，种地、打工，四处漂泊，便将此计划忍痛放弃了。考上学有了职业后，好像是更忙了，自己原谅自己一直往后拖，计划是拖到退休后有了整块的时间再彻底坐下来，静心疏理，从容写来。此次交稿时编辑说若出小开本书十多万字的小说集也可以，但要出我喜欢的大开本书就有些嫌单薄了，建议我将那个未面世的长篇择出几个章节来添入。于是，我用了一周的夜晚，将过去的手稿整理了其中一部分放入，算做长篇的节选了。老实地说，是为了充数而为。我不知道这个做法是否合适。作品中除了申占海、强老三、剃脑老王等人物有原型外，还写了黑掁东、张史杰两个真实人物。文中关于他们的描写记述是完全真实的。这是甘谷驿黑家堡一带出的两个很有名气的人物，我从童年起就无数次地听人们说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工作后读了他们的作品后更加重了对他们的敬重。我始终认为，对脚下这块土地，无论是英雄还是罪人，在建造石刻的纪念碑外，更应该建造文字的纪念碑。经岁月风雨的冲刷后，后者的影响力，更甚于前者。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万籁俱寂的黎明，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后记，心内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从儿时挤在窑洞的炕上听说书人说《薛仁贵征东》《杨家将》，到上小学识字后偶然读到的《封神演义》《七侠五义》和《红岩》《牛虻》《欧阳海之歌》等书籍萌生的对文学的热爱和当一个作家的梦想，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期间，在老窑的煤油灯下，在朦胧的月光下，在雪天的麦秸垛里，在险峻的背柴山路，痴迷地读给那些有几本存书的乡人挑水推磨滚碾子才借来的破旧的书；在风雪边防线的电台值班室，在等待战争打响的前沿阵地，在种庄稼、开石头，在当教师、当记者，以及在党委部门当公务员的艰难历程中，抄字典、背古文、读经典，我不知道这个愚笨的人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昨天与几位文友谈及，大家均有同感：这么些年来，当别人在工作之余尽情地享受休息和娱乐时，我们把自己放逐在荒僻的原野上费力地开拓着这块长满荆棘、荒草和石头的土地，究竟又有多少意义呢？社会不会因我们的这些东西有些微的改变？而我们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无法计算的时间、精力和健康，也错过了在其他领域探索和发展的机遇。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对还是错。
　　 尽管此时充溢在心内的的确是这么些感慨，但说实话，真正占领心灵的，依然还是这些东西。在此，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我的这些东西，却非别的作家那样有计划、有目的的专门的写作。我的这些东西几乎全是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遇和所思所虑所感，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读者朋友倘若读了此套书，从中看到的，或许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一个个体生命在行走中的一声叹息。除此，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教益，更不敢指望产生些微的影响。这或是作者本人的一点自知之明，抑或是对朋友们的一点提示吧。知道了这一点，读过之后，或许您不至于太过于失望。
　　 在文末，如果还要我说一点对文学的理解话，我以为，一个作家在面对稿纸或电脑准备动笔时，真诚应是惟一的要求。没有这一点，纵使你玩遍世界上所有的招数，把套路耍得再眩，把场子踢得再圆，把“奖项”弄得再吓人，把协会加入得再高，把自己吹嘘得再伟大，依然不会走入读者的心灵。这个现实非常残酷。它不会因人为的因素而改变。不是有为数不少的“现代诗人”的“巅峰诗作”让几乎所有能读懂诗经、读懂楚辞、读懂唐诗宋辞的读者如坠烟云，一头雾水嘛。我一直持这个态度：倘若朋友们能认同中国诗歌的神秘化、无韵化是一条歧途的话，我们所谓的“权威刊物”《诗刊》《星星》等在引入歧途上起了诱导怂恿、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他们难辞其咎。而崇高和理想，则应是每一个作家自觉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部作品应该奉献给人类的灵魂救赎和精神营养。作家不应该在世俗利益前放弃文学理想、放弃崇高境界去迎合某些低俗的要求。记得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我以为，守望理想，守望崇高，守望灵魂，守望信仰，应该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美国作家福克纳也曾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文学永远不能摒弃理想与崇高。文学若失去了对于理想的呼唤、对于美的诉求、对于爱的表述，那也就没有了直达心灵的力量，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一个老兵信奉的文学理想，尽管自身的创作还远远不能体现之。
　　 好了，容我把这些零散的东西打包起来，作个青春祭，然后，一把抛开，轻装上路吧。我感觉到，延伸在我脚下的这条路还很长，我坚守的这块荒野的开拓量还很重。我以为，这块沃血的神圣土地，除了石头的纪念碑外，文字的纪念碑太稀罕太少有。就让我，一个手艺不怎么样的山野工匠，用自己的心血和着汗水，开始浇铸、雕刻吧。
　　 回首几十年走过的路，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此以后，之于我，唯文章，为千古事了。
　　 祝福每一个朋友，我爱你们。
　　 2013年11月16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