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好表现

唐朝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题记
　　 中国俗话说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里出文章。”中外近年来一些官员或领导者，或自己出版文艺作品，或为他人作序的较多，有著书立说或树碑立传者不少，早已司空见惯。姑且不论其当官从政，或为国爱民如何，仅从文艺创作水平上讲：有些领导者大抵如初学写作者相当，所写文章多是流水账，无多大实用价值可言；有些领导者所写是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全篇空无实物可取；有些领导者的文章则是由秘书捉刀，而后冠以自己的大名，占为己有罢了；有些领导者确实有一定的写作功底，不妨也写出一些优秀的文章来，然而实属少见。中外如今在各行各业的某些领导者，喜欢以各种形式作自我表现来提高知名度，已经成了无需争议的本来事实，从而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当今社会科学文化发展迅速，信息媒介和网络媒体的传播十分快捷，好坏事情一下子就会让全球皆知。现在中外都出现了一种现象，好像领导者永远是充当带头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很精通，无论在各种各行的活动中都要抛头露面，完全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今有些报刊的头版头条内容，几乎成为领导者的专版，清一色刊发他们所写的文章，或是别人所写有关他们的文章。若是有记者来采访时，镜头中总是出现领导者的画面，或是拍摄出一幅正派风范的图片。虽然没有歌功颂德之词，但是也有矫揉造作之势。领导者若是出席什么大会、考察或剪裁等活动，他们总是走在众人的最前面，仿佛始终是起到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领导者若是遇上抗洪抢险、天灾人祸或战争动乱等事情，他们并非奋不顾身冲在最前面，而是在幕后指挥便指手画脚了。绝大多数领导者是明哲保身，出了乱子就推脱责任，有了成绩就坐收渔翁之利。领导者总是喜欢占据他人的胜利果实，也特别爱推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主动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现在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惯例。
　　 如今一些当官从政的领导者，自始至终都是在坐享其成，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抛于脑后，只因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作风根深蒂固，从而形成了新时代的“新三民主义”。为官只有“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若是“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最终“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当官从政者自我表现的各种现象，值得我们今天冷静深思。
　　 曾几何时阅读到一部高级官员的大作，内容纯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流水账。如果说书里的文章出自他本人之手，那么说明他只不过是喜欢自我表现了。如果书中的文章是秘书床头捉刀，那么说明秘书的写作水平也非常一般了。正所谓一流的领导者用一流的秘书，二流的领导者用末流的手下，就是说明了某一些领导者在用人方面，只凭自己的兴趣和喜好来任用人才这样一个道理。
　　 曾经流传着一则讽刺领导者喜好自我表现的笑话，一位喜欢随处留下笔墨的领导者，有一回在某地考察之后，当地官吏要求他留下墨宝，以求诗来作为纪念。因为他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平常只是在公文上面签署“同意”或“不同意”的字样，此外别无其他能耐了，所以这次他就写不出诗歌来，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又碍于自己的面子，从而硬着头皮写了一首流水账的打油诗：“同意不同字，同字不同意。意同字不同，字同意不同。”此诗如同传说中朱元璋所写“公鸡叫一声抖一抖，公鸡叫两声抖两抖”的诗句一般无二，实在是俗不可耐了。我们在写诗作文时，必需得通俗而不庸俗，要求具有传奇而离奇，在人们雅俗共赏中体现出文艺作品的实用价值。
　　 我们从正常的角度看待，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官从政者应该为国为民，乃是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如果能够在本职工作的余业时间里，写出较高质量的文艺作品，固然是一件美事。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方面的为官当政者，他们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流传于后世。例如三国的曹孟德以《龟虽寿》闻名后世、唐代的白乐天以《卖炭翁》流传称颂、北宋的范希文以《岳阳楼记》绝唱千古。他们不仅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而且身居宰相、司马、参知政事的高官，政绩斐然，为后世所称颂，固然两全其美。假如为官从政者，能够以他们作为榜样，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传播思想文化，既能够名作传世，又能够勤政爱民，不但是文苑的美事，而且是官场的幸事。正如俗话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为官之道，理当如此。
　　 从政并非不可从文，即能官运亨通，又能著书立说，可以名利双收。可是有些为官从政者，不但自己从来不读书看报，而且自己更不会文艺创作，然而掠美可有一招，官样文章必不可少。正如唐代李白在其《行行且游猎篇》里所云：“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领导者对于侵犯他人的著作权问题，从来就不存在。好像秘书床头捉刀，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今当官从政的领导者，真正能够写出有意义和价值的文艺作品来，实在是凤毛麟角了。
　　 据传清朝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一生写了四万二千多首诗歌，成为中国古代诗坛上空前的最高产写手。他所写的诗歌数量几乎与《全唐诗》等量齐观，可是全属于华而不实的流水账或打油诗，并且流传后世者甚少，故而在诗坛上从未确认他是位诗人。唐代诗人张若虚，流传至今的诗作极少，以一首被著名学者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春江花月夜》，并屹立于中国古代诗歌之林，确立了他在诗坛上的历史地位。民国初年活跃于文坛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产量高达近千部长篇言情小说，如今大多数人只记得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等社会世情小说了。
　　 那些空无实物而自吹自擂的官样文章，虽然在一定的阶段里风靡一时，但是最终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例如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如今大多数失传，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更是寥寥无几，因而成为官样文章走向消亡的最好例证。有道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文艺作品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质量的优劣。
　　 如今一些为官从政的领导者喜欢舞文弄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他们所撰的文章基本上是官样文章，他们所讲的语言大多数是官腔语言。无论他们所撰的文章就是流水账，都是能够成为名文佳作；无论他们所讲的话就是胡言乱语，都是作重要的指示并讲话。领导者的所作所为都完全正确，绝对不允许他人质疑和反对。如果是阳光明媚的晴天，他说是当天在下倾盆大雨，那么别人也要随声附和为在下倾盆大雨，永远成为一切都是由领导者说了算。他们总是显得官样十足，更有甚者却是不可一世。一些领导者所撰官样文章必不可少，所说官腔语言就是一大堆。正如鲁迅在其《学界的三魂》里所云：“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因为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大多数是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所以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可言，从而会在历史长河中走向消亡。文艺作品乃是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便能够间接反映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我们不需要空无一点实用价值的文化快餐，而需要有真情实感和讲良知的创作成品。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乃是人们创作的思想结晶和集中体现，所以文艺作品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流传后世长存，才不会在历史中封尘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