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淮盐课税小史

摘要：淮盐课税历经沧桑创辉煌，不仅构成国家税务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为中国的区域经济提供发展的保障，成为中国盐业史上一株常青的“摇钱树”。 淮盐课税的发展，离不开淮盐经济的崛起与繁荣，它是构成淮盐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而素有“两淮盐、天下咸、色味甲九州”美誉的淮盐，自古以来都因为是盐族之珍品，而备受人们的喜用。由此而产生巨大的课税财源，成为历代王朝政府征收盐税的主要载体。淮盐课税历经沧桑创辉煌，不仅构成国家税务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为中国的区域经济提供发展的保障，成为中国盐业史上一株常青的“摇钱树”。
　　
　　 千年盐税一脉承
　　 盐税，在中国历史上又称盐课，或盐利，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盐税是中国最古老、“最资国用”的税种之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据《尚书?禹贡》记载，青州所贡赋税有盐、细葛布、各种海产品等，由此可见盐税的征收雏形，早在夏朝就已产生。
　　 夏代以盐为贡物，生产者须向夏禹王交纳一定数量的贡盐。“盐贡”即贡税，是我国盐业征税的最早形式。周代改贡税为课税，由大宰司理的贡物。春秋中期，齐桓公采纳国相管仲盐专卖政策，实行“官山海”。这是国家征收盐税的开始，齐国也由此迅速致富，称霸一方。正如司马迁所言：“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而管仲的盐专卖思想，对于春秋以来，长达二千余年中国封建制国家财政经济，始终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淮盐课税甲天下的主要成因，就是因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深受盐专卖思想的影响，以及垂青于淮盐丰厚的利润，使得淮盐课税，日趋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从汉唐直至明清，两淮盐课在财力上雄踞全国各大盐区之首，史载“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并有“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以两淮为最”之说。道光年间，淮北盐政改革家陶澍认为：“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课最重。”甚至有人说，“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因此有学者断言：如果没有两淮的盐利，部分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一样写法。
　　 淮盐课税多辉煌，历史镜像今犹在。可以追溯的是，唐宝应元年，全国税利1200万缗，盐税利占据一半以上，其中两淮盐税利约75万缗，占全国盐税利的12%。唐顺宗时，两淮盐税利上升至230万缗，占全国盐税利的32%。北宋年间，“国家煮盐之利，以三分为率，淮居其二”。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不久，看到江西米、茶所产甚多，却缺少食盐，于是，宋廷把产量居全国盐量一半的淮盐倾销江西，以换取那里的大米和茶叶。按理说，江西与广东交通近便，可以直接购进粤盐，但宋廷为了尽快获取淮盐厚利充实国库，竭力排斥粤盐进入江西，同时，特意在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地带驻扎南安军，以加强缉查私盐力量，确保淮盐在江西的销售。饿而江西大吏郑澶、蹇辅违背圣旨，公然把粤盐运销江西，将淮盐拒之门外，结果落得削职黜官的下场。由此可见，淮盐税利在历代君王心中的份量。北宋末年，两淮盐利的最高额为2405万贯，而这时，全国盐利最高额为3113万贯，两淮盐利约占全宋盐利的三分之二。用宋人吕祖谦的话说：“宋朝就海论之，惟是淮盐最资国用。”
　　 从史料看，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对淮盐的征收。据《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四年（1501）孝宗赐王璟的敕文中说：“两淮盐利最厚，从来接济边饷，半藉于此。”明嘉靖六年（1527），两淮巡盐御史戴金奏疏中说：“今两淮运司额课，甲于天下，财富半于江南。”嘉靖十三年（1534）户科给事中管怀中，在一份奏疏中称，“天下之盐利，莫大于两淮，而浙江次之，山东、长芦最下”。明万历年间，两淮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的46．36%，当时大学者钟惺也说：“国家塞下粟，强半仰于两淮盐课。”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入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可见淮盐课税在当时的程度，是何等的强势，它直接影响着全国盐税的增减。
　　 到了清代，盐税种类分得很细，一类叫灶课，一类叫引课。引课又分正项和杂项，每引征正、杂课银，按年份据等不一。清顺治元年（1644）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总数的62%，仅杂项款目高达50余种。
　　 因为盐课是一种间接税，它的税负落于食盐者身上，要比田赋的征课隐蔽得多，所以清朝历代统治者，为了避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对田赋的加征谨小慎微，而对盐课的加征，则是肆无忌惮。在两淮盐业鼎盛的康、雍、乾时期，淮盐课税不仅正、杂课税繁多，而且另收盐斤的引费、捆费，乃至监仓、发封、加价、盐厘、报效等浮费。据史载统计，仅乾隆、嘉庆两朝，两淮运盐商共报效银3700余万两。清乾隆时期，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称：“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清嘉庆《两淮盐法志》序中亦称：“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不仅每年“为课四百余万两”而且“攸关六省民食”。乾、嘉、道时期，两淮盐产量最高达200万引左右，折合七八亿斤，约占全国食盐产量的三分之一，其课税程度可想而知。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控制长江，淮盐运道梗阻，有盐无售，朝廷盐课大减，银两不足，各省军需急迫，清政府采取“以盐抵饷”的措施。仅淮北就有“六十七万包源源济饷，营中拨盐抵课共计不下四十余万两”。清代有个名叫李果的人，在《在亭丛稿》极赞：“两淮盐课甲天下！”
　　 淮盐课税对国家的巨大支撑作用，也可以从近代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中清晰可见。民国初期，袁世凯为筹措战费，镇压南方革命党，以盐税、关税作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丧失盐务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磅，盐税由此落入洋人之手，当时，淮盐税款占全国盐税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外国银行团通过控制中国盐税、干涉中国盐政的工具——盐务稽核所，大幅度提高税额，从两淮盐税、盐价中竭力搜刮，可谓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盐政、掠夺盐税的重要罪证。据盐务稽核所会办英国人裴立克给宋子文的信中透露，从1913至1927年，稽核所在中国共收盐款10.21亿元，淮盐款项占三分之一，约三亿元，其中偿还外债1.73亿元。当时淮盐因产量占全国盐业产量的五分之一，而号称“馈食偏六省，税课甲宇内”。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进入苏北、苏中，使两淮盐场逐渐回到人民手中。期间，广大盐工、盐民一度恢复因天灾人祸一度萧条的盐业生产，促使淮北盐场上交盐税，位居苏皖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第二位，约占华中地区军费支出的三分之一，为支援前线和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援助，享有“华中金库”美称。1947年，淮北人民利用淮盐，筹集大量资金和大批粮食、布匹、器械、医药、建筑材料、军用物资，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皖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建国后，中央为统一盐政，确保民食和国家收入，决定淮盐运销采取“公私兼运兼销”方针，每吨食盐税人民币165元。1956年以后，国家盐税的具体征收管理工作，全权交由各级税务部门负责。1984年9月，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盐税条例实施细则》，坚持“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征税原则，进一步完善盐业税制，取消一切杂税，税率保持稳中有降。从此，淮盐课税进入民主法制调控时代，一度反哺淮盐生产，促使淮盐工艺不断创新发展，“品牌化”淮盐，逐渐打入国际市场，促进淮盐文化内涵的新提升。
　　
　　 淮盐税利源源向盐商
　　 盐业的高利润，向来为盐商垂涎和垄断。清乾隆时期，有人说：“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云‘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非若他途交易，有盈有缩也。”在中国古代，盐商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有地主兼盐商，有盐商兼地主，亦有官僚兼营盐业，更有官僚、盐商、地主三位一体者。而人们通常说的两淮盐商，只是指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商人群体，按其经营内容，可分为场商、垣商、运商、岸商，运商为其主体，他们构成封建政府特权商人群。
　　 明清以来，两淮盐运有许多繁琐而严格的制度。盐商交纳盐课后，从运司领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购盐。而在验收销售的过程中，各处关卡的盐吏，都可以对盐船加以刁难，盐商稍有不遂关吏之欲，整个运盐船队便有被没收的危险，或许正是因为封建政府的黑暗与腐败，让两淮盐商，只有通过加大对灶户和广大销岸民众的残酷剥削、压榨，才能获厚利供奉朝廷及各级官员，积聚大量的财富。而他们每年向朝廷提供几百万两白银的盐课，足抵“数省田赋”。所以说，清朝廷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两淮盐商皆“乐输报效”，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从康熙十年到光绪三十三年，两淮盐商给朝廷的报效银达5400万两，占全国盐商报效的67%。从清人王守基《两淮盐务议略》中“官视商为利薮，索价徇情；商偌官为护符，短斤营私”一句精彩的话语，可以看出淮盐课税位居全国之首的成因，和盐商与淸廷“相互驾拥、心照不宣”的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首先，由于封建王朝杂税名目繁多，促使盐商不择手段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其次，由于盐商必须从政府取得特权，获得大量盐引，不得不顺从朝廷盐政，既要定期交足盐课，又要与各级官员理顺关系；再次，由于盐商对官方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心理，纵容各级官吏乱设杂税名目，私吞盐课税银，以至于淮盐课税一路攀升。
　　 而淮盐的丰厚利润，也曾一度养肥盐商。清王朝时期，有个盐商花费三千金，买来苏州的不倒翁，全部放飘到河中，让人们观看，把河道都给堵塞了；还有个盐商要一时之间花费掉一万金，想来想去，想出一个点子，让仆人用一万金买来金箔，运到金山塔顶上，手抓金箔向风扬洒，灿烂炫目，人皆惊诧若狂，疑为天雨黄金。另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帝一次来到扬州，坐在画舫里赏景，恍惚身在京城的北海，只是不见那座巍峨的喇嘛塔。几位大盐商闻讯后，共同出资鸠工，连夜修造。第二天，乾隆帝乘坐的画舫再经过五亭桥时，一座高大秀美的白塔，已经矗立在不远处的河岸，弄得乾隆更加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
　　 同时，盐商更注重现世的享乐，他们建楼宇、筑园亭、美服饰、精肴馔、养娇娘、蓄优伶、玩古董，工博弈，一切声色犬马的玩意儿，他们莫不爱好。而他们的奢华生活，客观上也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虽然说，淮北盐商一向给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印象，但是，他们也有勤勉的一面。清光绪年间，淮北盐运使彭家骐、中正盐场大使陈汝芬等人，联袂创建“精勤书院”，后改为“精勤学校”，系海州名校。淮北开明大盐商李味辛，为维持学校生存，亲自出任校长，并毅然捐献出4份盐滩给学校作为校产，承担学校教职员的薪俸与办学经费。同时，又以每月50元银洋的优厚待遇，从板浦聘请一位日本留学生章伦清来校执教。时人评价他为“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从该校走出的朱仲琴，成为海属地区的文化名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江问渔先先赞誉朱氏，是“海州的泰戈尔”。这和李味辛的捐资助学，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他还致力于盐务振兴，以至于推动淮盐经济的繁荣发展。他辞世后，乡人立碑一座，用以纪念。
　　 但最终由于盐商是一个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商人群体，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至于清末时，两淮盐商每年额课30万两银子，也难以达到，真乃每况愈下。即使是当时精明强干、富甲江淮的两淮盐业总商黄应泰，也难逃结束盐商生涯的厄运。清道光年间，淮北盐商黄应泰拥有家资上千万，富甲江淮，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你家里养着全套梨园戏班子，演职员达二三百人，仅戏箱就值银二三十万两。一天，他得知来两江总督陶澍，奏请朝廷修改盐法的消息，说采取“栽根窝”之策，统一压价，使垄断淮盐产销的巨商无利可图，以此增加国家盐课。他听后不禁大惊失色，因为他库存淮盐达数十万引，一引就有400斤。但黄应泰见众盐商人心惶惶，便以自己两淮盐业总商的名义，相约到盐业会馆商议对策。商议之中，黄府管家匆匆进来，凑近黄应泰身边低声嘀咕几句。黄应泰闭目略作深思，轻轻吐出四个字：“尽数全收”。第二天，黄应泰就派人到各地去收盐，并放出风声说，淮盐要涨价。淮盐涨价的谣传不胫而走，众盐商也就争先恐后地抢购起来。黄应泰见各处都在抢购，便马上命人将所有旧存及新购进的几十万引盐，暗中假手他人全部抛出。之后，黄应泰辞去商总之职，携巨资回山西老家省亲。三天之后，朝廷改革盐法的谕旨公布，用行政手段，强制将原来一引盐二三两银子的价格，压至一钱几分，并且命令各地不许加价。弄得不少原有百万资产的盐商倾家荡产。
　　 淮北盐商在经历一段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黄金时代之后，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海州民间文士苗坦之，在淮北盐业重镇板浦所见到的，亦是一派萧条衰败景象：“残冬居板浦，客枕梦黄梁。拥被看门槛，寒风绕桅樯。雪多盐价贱，粮少灶生凉。冰破帆席去，瀛洲一眼望。”由此可见，淮北盐商始终属于一种封建性的商业资本，由于脱离生产过程，而极其游移不定，一旦封建专卖权利被剥夺，它就必然变成无本之木而趋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