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见了

摘要：父亲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挂着深深的皱纹。他定定地站在风口里，一言不发，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眼神里有日落西山的凄凉，凄凉的背后好像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突然，父亲的手哆嗦了一下，塑料袋从指根处跌落...... 父亲不见了，父亲去哪了，刚才还在屋里的，我们匆忙走进父亲的老屋，屋里有些灰暗、潮湿，破了洞的蚊帐在风里荡来荡去，翻开一半的医书躺在床头，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父亲不见了。父亲的电瓶车也不见了，父亲骑着电瓶车走了？去哪了？电话嘟嘟地响着，无人接听。
　　 秋天的小雨刷刷地下着，门前那排密匝的柿树上挂满了橙色鲜亮的果子。这排柿树，多少年来一直是父亲侍弄的，果子成熟了，父亲确不见了。我们穿过树下的小径，湿漉的草叶冰冷地渗入了我们的脚踝，顺着乡村的水泥小路一路望去，湿漉漉的路面上了无人迹。
　　 父亲去哪了？为什么不声不响的走了，我们刚才一屋子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不住地在脑子里回想。
　　 中秋了，在外的姐妹齐聚老屋，来看望年老多病的父亲。中午，在隔壁大哥家吃饭。饭桌上，久已未见的姐妹们话特别多，一翻询问后，大家谈起了自己的家事。大姐高兴地谈着她儿子的前程，三姐谈着她的生意，大哥在高谈阔论着他的厂子。开始，父亲坐在桌子的拐角上，一声不吭地吃着白米饭，很少夹菜。后来，他似乎犹豫了好久才说：“今天头又有点晕。听你村北头大叔说，乡医院来了一位‘专家’……。”然而，父亲的声音在高分贝里淹没了，被我们无意地、冷冷地撇在了一边。
　　 细雨中，仿佛看到古稀之年的父亲，穿着劣质雨披，戴着次品头盗，怀着被冷落的心情，昏沉着头，在乡路上行。雨中，那辆老式的电瓶三轮车在吱呀吱呀地响。
　　 停在院子里的私家车，在雨里泛着白亮刺眼的光，它似乎刺伤了我们心灵深处某些不为人知的“小”。
　　 雨中的乡村医院，冷清萧条。“专家”刚开的一张高额缴费单，冷冷地躺在收费窗台上。窗前，古稀之年的父亲独自一人在湿漉漉的劣质雨披里摸索着，他摸出了一只邹巴巴的白色塑料袋，用左手指根与残掌紧紧夹住（多年前的一场意外，父亲四指已去。），硬邦而又长满厚趼的右手，伸进袋子里，从一堆花花绿绿的废纸里摸索出几张大面额的红票。
　　 刚刚赶到的我们，心情复杂地冲进了医院。我握住父亲那只冰冷而又湿漉的右手：“爸，这钱送这儿等于扔下水呀，上次带你到大医院看了，医生也明确跟你说了，这病，能维持就不错了，想看好，不可能的。大雨天的，送上门来让人骗，你这是为什么啊？”
　　 “爸，这些钱哪来的？家里卖秋粮的钱全在这？平常给你的零花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攒在这？送医院来了？爸，你真傻啊！”大姐说。
　　 “爸，跟我们回家吧，我们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穿的，别让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啊。”三姐说。
　　 父亲消瘦而憔悴，脖颈上挂着深深的皱纹。他定定地站在风口里，一言不发，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眼神里有日落西山的凄凉，凄凉的背后好像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突然，父亲的手哆嗦了一下，塑料袋从指根处跌落，有过堂风扫过，塑料袋里的广告纸刮了一地。“心脑血管病，给我六个月，还你30年”、“鬼郎中醒脑丸价格低，见效快，组方庞大，成分好”……一律的醒目位置，一律的红色大楷。
　　 我的心揪了起来。“爸，走吧，要看病，我们到大医院去看，明天就去。”
　　 晚饭时，父亲吃得很少。电视里的卖药广告还在拼着命的火热宣传着。床上，父亲面朝墙壁地躺着，脸色惨白，木然地望着粗糙的墙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爸，不舒服吗？我们明天去大医院看看吧。”我说。
　　 “不去了，结果不早定死了，看不好的。”父亲冷冷地说。
　　 “看不好，但可以维持现状呀。”
　　 “不去，去够了，结果早知道了。”
　　 给父亲收拾衣服时，无意中，在衣柜里发现了父亲刚拍的“老照片”，木制的镜框，12寸吧，白色的底，相片上的父亲，表情木然地望着远方。这样的照片，在我们农村，几乎每家的条台上都供着一帧到两帧，和这些照片所不同的只是，相框被漆成了红色。
　　 突然，我有种想哭的冲动。突然想起几天前母亲的话，电话里，母亲惊喜地对我说，你爸同意跟我一起去教堂了，这下好了，你爸有救了；你爸开始吃醋了；你爸现在研究医书了。为了信基督，父母可是吵了一辈子，父亲是无神论，一生的唯物主义，他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打卦算命，更不信江湖游医、街头广告；父亲一生不吃醋，记忆中，母亲炒菜只要放了醋，父亲是一口不吃，他咽不下那种酸；父亲一生热衷政治，他的床头从没断过《伟人毛泽东》、《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今天，早被《高血压偏方》、《心脑血管疾病》等替代。
　　 父亲纠结的心理我终于明白了，是我们唯物太久了，该有的情商早已麻木了，遇事，只算经济帐。大医院的诊断，让父亲对那个可怕的结果越来越恐怖，父亲反感大医院，但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父亲很清楚，可人性的本能让父亲仍想苦苦拽住小道广告这根救命稻草。
　　 父亲为什么变化？而且变化这么大？父亲在求生啊！
　　 “爸，我们治，多少钱都治。我们不去大医院。”我哽咽又坚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