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了

我从原来岗位内退以后，在大连私立学校工作了十几年，周围同事来自全国各地，除了少数自谋职业的年轻人，一大半是退休老教师。这些人大多是原来学校的精英人物，出于职业习惯，一直注意公立教育事业发展变化。
　　 世纪之交年代，在某县出现了教育局长驾小车和外遇到野外幽会，二人赤身裸体死在车内的传闻。无独有偶，不久在市内又发生一起某中学校长在女教师家夜宿，心梗突发，赤条条死亡的事。人们叹息之下，都感到一种悲凉。同行议论说：“现在在重点中学工作五年以上的校长，如果认真查一查，有哪个不是百万富翁？”
　　 回想上世纪，“文革”十年震荡，教育园地满目疮痍，排在各行末位的“臭老九”靠良知和信念坚忍地守护着阵地，不管“读书无用论”多么猖獗，待遇低下的“园丁”们毫不动摇地传道授业解惑，心甘情愿地充当“蜡烛”、“人梯”、“铺路石”，其精神真是“虽九死而不悔”。
　　 恢复高考以后，教育渐渐走上正轨。“老九”不再“臭”了，扬眉吐气地抬起了头。八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尚处于复苏时期，教师待遇难以提高，工资仍然很低。但老师们识大体顾大局，在呼唤知识呼唤科学的春天里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为了迅速给祖国培养出人才，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废寝忘食地辅导。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下班后，依然有一堆学生缠着解题的情况。而那时有辅导费吗？没有，根本没人去想。别说辅导费，就连班主任的操心费也没有。有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学子好学教师乐道，为了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的精神！
　　 进入八十、九十年代，教师开始一次次涨工资。“教师节”的诞生，使教师地位得到确认，没有人再戏称教师为“老九”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出现，让人们禁锢多年的头脑发生彻底转变，信仰渐行渐远，私欲的火焰越烧越旺。腐败、“官倒”现象出现，社会上黄、赌、毒泛滥。为治理不正之风，中央提出“两手都要硬”。不管社会污染多么厉害，应该说，直到上世纪末，教师队伍还没受到拜金主义太大的冲击，教育风气总体上还是健康的。
　　 进入本世纪后，教育阵地忽如一场飓风来，漫天飞舞人民币。班主任可以半公开地向家长索要“座位费”、生日礼金；一些优势学科教师可以公开办辅导班，向学生索要高价补课费；索要之风不仅在中小学，甚至蔓延到幼儿园，孩子纯洁的童心也遭受到可怜的蹂躏。我曾亲耳听到一则消息：某位班主任把家长带到商店，像点货一样购物，家长买单后再用车帮助把物品送到班主任家中。
　　 不觉七、八年过去，有关教师索要财物的奇闻怪象越来越多。此风越演越烈，教育成了腐败的温床、大染锅。人们议论起教育，不再是尊敬的眼色，而是气愤得用一个字概括：“黑！”
　　 听着议论，看到自己队伍出现的丑陋现象，我的心在滴血，针扎似的痛！一向被视作净土的学校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教师队伍出现了异类，校长看不见吗？一天都想什么？面对怨声载道的社会舆论，教育局长是聋子吗？怎么无动于衷？“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自己迷失了方向，那他怎么去塑造别人的灵魂？
　　 多年以来，一股气在胸中涌动不已。早已淡出社会，已过六十的我难以做到“耳顺”，不自量力，决心做点儿什么以正视听。
　　
　　 第一件事——不讨好的补课
　　 因年龄渐大，我于二OO九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面对浊流滚滚的“补课”之风，我能做点儿什么？我没有泰戈尔、托尔斯泰的名望和财富，能在自己庄园里办起平民学校，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几经考虑，我找到总工会，想以工会名义名正言顺地办个辅导班，我来当志愿者义务上课。哪知工会嫌麻烦，婉然谢绝。我不甘心，又找到老年大学一名熟识的老同事（在老年大学任职），说了心中想法。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话，劝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可行。这里的教室都是租赁性质，没有免费供人使用的。再说你只能教数学一科，别的学科怎么办？人家都能像你一样想吗？消消火吧，现在的教育谁也解决不了。”
　　 两盆冷水浇头，我还没彻底清醒，决心自己办班试试。我和没文化没退休金的老伴谈了想法，不想极其节俭的妻听了粲然一笑：“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这事别人可做不出来。”丝毫没表示反对。
　　 我和有孩子上学的邻居谈起此事，邻居非常赞赏，又有些担心：“你免费给人补课，来报名的肯定像一窝蜂一样推不开门，还不得把你累死？再说你断了别人财路，一定会招人恨，弄不好会报复你。所以你最好少收一点儿钱。”
　　 我租不起大的教室（实际上也没有哪个学校肯租房子给我），只好利用自家房屋。动迁时我分得两处楼，都在同一栋，我住五楼，一楼给了儿子开诊所。后来儿子租了别的地方开诊所，一楼暂时闲置，我想利用一楼办班。
　　 我找到儿子说了打算，儿子儿媳没表示反对，只是劝我：“那么大岁数的人，该歇就歇着得了，闲不住就锻炼锻炼身体，当什么雷锋？”上初二的孙女艳艳却说：“爷爷是想当慈善家呢。”
　　 一切铺垫完毕，我开始筹备办班事宜。买了三十个小塑料凳、一台电风扇、一个白色的小黑板及板擦、笔等；复印了五百张红红绿绿的广告。广告上介绍讲课者姓名、资历、讲课内容及时间、地点、联系电话，并注明：每期十五天，收费一百元，结束时交费（我采纳了邻居建议，为避免补课学生太多引起误议，表面写上收费，等结束时再宣布免除）。各项筹备共花了三百多元。
　　 中考时我去考场散发传单，很多人看完传单审视地望着我：“这么便宜？你教过高中吗？”也有人嘁嘁喳喳议论：“现在哪有这个价？像白上课一样。便宜无好货，可不能让孩子白白耽误了时间。”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酸溜溜的——自己离岗十多年，一直在外地工作，当年名气早已烟消云散，难怪人们不了解自己。
　　 传单散发完毕，陆续有三四个电话打进来，我一一予以详细解释。开班时来了八名学生，盛夏天气虽然燠热，我心里却好凉。
　　 半月过去，第一期结束，没有收钱，学生带着笑容离开。想接着办第二期，然而没有来报名的，只好作罢。
　　 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什么原因没人来上课？教了一辈子数学，课讲得怎样自己最清楚，一片好心却销售不出去，真是苦恼之至！难道人们认为我沽名钓誉另有所图？还是因为老教师不受欢迎？唉，怎么现在想做好事都这么难呢？
　　 直到现在，那些没发挥作用的小塑料凳还冷漠地摞在一起被放在屋角。
　　
　　 第二件事——令人泄气的举报
　　 对个别教师课堂不认真上课，在校外办班补课高价收费的行为，我深恶痛绝。前些年忙于工作，无暇分神管此闲事，现在回到家里优哉游哉，再听到此类事情，便萌生了惩治歪风邪气的念头。二年后，艳艳念高中，偶然间听到她暑假期间参加物理补课班的话。孙女学习一向很好，完全不需要补课，为什么还参加补课班学习呢？一打听，才知道是她的班主任（姓高）在某小区常年租房办班，本班学生几乎全部参加，另外还有他兼课的班级学生。
　　 我听到后，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命令她不许参加，对儿子说：“艳艳完全用不着补课，浪费那时间干什么？这些黑心的教师完全是被家长惯的，大家都不去补课，他能怎的？”儿子说：“不补不行啊。人家家长逢年过节不送这就送那，还给钱，咱们只是在刚开学时给了一千元，比起来送的最少。现在别人都参加，就你一人不参加，在班级能吃得开吗？还不成天找毛病给脸子看？姓高的名义上是办班，其实是变相要钱。家长谁心里不明白？可谁也不捅破，宁肯拿钱。一个学生一天一百，他一天办两个班，一个班一个半小时，每个班三十多人，一天不到就挣七八千，这一个假期能挣十多万呢。”艳艳说：“他老婆教化学，也办班呢，两口子一起挣钱。”儿媳说：“现在都这样，你有啥办法？权当投资了，让孩子顺顺当当念完高中比什么都强。别因为这点儿小事处理不当，在心里留下阴影。”
　　 我愕然良久，愤懑之情充塞胸膛，向艳艳询问补课时间、地点。没等艳艳回答完，儿子不高兴了：“爸，你想干嘛？别无事找事了，又不是咱们一家。你要是瞎胡闹，给艳艳造成影响可不行！”
　　 我并未因为儿子全家反对而偃旗息鼓，回家打开电脑，查询有关违规补课的条文和相关消息。得知辽宁省已出台了《关于学校和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处罚暂行规定》，并记下了省政府纠风办、省教育厅举报电话及教育厅监察室的通信地址和邮编，又查询营口市专项治理教师违规补课的条款，记下了营口市政府纠风办、市教育局举报电话。
　　 我彻夜难眠，思索如何查实姓高的补课地点。艳艳只说出补课班所在的小区名称，具体楼道、楼层、房间并未告诉。正面询问艳艳，以她的聪明，难以达到目的，看来只好偷偷跟踪。第二天在艳艳补课前，我预先来到她补课的楼区，在花坛树丛间潜伏。时间不大，见艳艳和同学走进大门，我远远跟随，看着她们进入二号楼三单元。有心继续跟进去，怕招来怀疑，便撤退回家。
　　 次日相同时间，我穿着粗布衣服，带着鸭舌帽，伪装成捡破烂的老人，看见艳艳上楼后，我跟随另一拨学生上楼。学生嘻嘻笑着，有一个女孩子还把未喝完的饮料瓶递给我。上了三楼，见学生进了301房间。开门的瞬间，看到一个五十上下的男教师站在窗边向外警觉地望着。我心中骂了一句：“败类！白活了五十来岁，看你还能勒索民财到几时？”怕被发现异常，立刻匆匆下楼。
　　 走到大门口，看见一个中年女人手拿电话，打伞坐在大门边，不时左右观瞧，似在查看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昨天这个时间她也这样坐在这里。顿时明白她原来在为姓高的放哨。
　　 探查到真实情况，回到家立刻拿起电话，向市教育局打了过去。
　　 电话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喂，你好，请讲。”我问道：“您贵姓？”对方很谨慎：“您要谈什么就快点儿谈，不然就挂了。”我说：“请问关于在职教师违规补课的事情你们管不管？”“当然管了，可是你得有具体事实，比方说时间、地点等。”我说：“没有真凭实据我是不会给你们打电话的。”便把调查来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对方，并告诉他补课地点放了岗哨，要他们来调查时注意隐蔽。对方说：“这你放心好了，我们有的是办法。”
　　 放下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像完成一件使命一样，感到轻松多了。虽然对姓高的即将被查有些怜悯，但能为纠正风气尽一份力还是感到振奋。
　　 接下来两天，我装模作样地向艳艳询问补课情况，希望得到期望的消息。然而没有。第三天艳艳回来说，高老师两口子外出旅游，补课暂停。
　　 我大吃一惊，心想怎会出现这样情况，难道营口市教育局透风给他，要他暂时停止补课？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煞费心机乔装侦察访得详情，恐怕区教育局与之暗中有关系，特地越级向市教育局举报，岂料竟是这样结局？气愤之下，再次拨通市教育局电话，想找到前次接电话之人质问，然而接电话的换了人，无名无姓，难以如愿。
　　 我当即给省教育厅监察室写信，把上述举报过程及市教育局不作为情况一齐反映上去。信件寄出，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我的心如同三九天吃冰溜子，拔凉拔凉的。
　　 事情过了不到一个月，十一放假期间，姓高的补课班重新开张，艳艳和同学们照旧成群结队违心地去上课。
　　 以前我对骂教育黑暗的群众不理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当我身体力行配合上级文件做了大量工作，举报的结果又是什么？而整天为了生计疲于奔命的一般群众又哪有时间和精力像我一样去设伏侦查？我真是天真得可以，天真到竟然认为上级机关得到我的真实举报，定会下来认真查办，籍此警示搞非法补课的人，整肃教育风气。我真是高估了某些公权机构。
　　 这件事对我打击甚大，总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我突然悚惧起来，深怕有一天会被关进“第六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