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穿越”枪林弹雨的皮箱

重阳节前夕，我和同事去探访了革命先烈谭留科的儿子谭登盛老人。
　　 在西江桥头的一套老居室里，我们见到了谭老和他妻子。谭老上年纪了，有点瘦，精神却很好，他妻子倒心宽体“富”；他们的孩子或打工、或嫁作人妇，二老和一个孙女过日子。我们打过招呼，道明来意，跟谭老聊起来。谭老回忆起他父亲，谈笑风生，虽饱含遗憾（正值壮年就遭杀害），却无怨恨之意。
　　 谭老出生时，正是家国多难之时，他父亲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忙于保家卫国，对他照看甚少。谭老长到六七岁，他父亲已成为地方革命的一位领袖。他父亲曾几次带他去社塘村小学，小学一角的两层的青砖瓦房是地方革命党人的据点，他父亲和同志们在楼上谋划革命工作，他在楼下玩耍，完事后，两父子便搭伴回家。那时，闹革命总担心要掉脑袋，他父亲从来不跟家里人说革命的事，对他母亲也保密。家里常来客人，当时广西区党的革命领袖之一黄彰曾几回长住他家，他父亲对他母亲说，这是一位很重要的客人，照顾好，但绝不能跟外人说一个字。他母亲照做了，并守口如瓶。他母亲真不知客人是谁，直到后来，黄彰的妻子来访、说出真相，两家人才了解两位革命先烈的情谊，而此时谭老的父亲和黄彰已就义许多年了。
　　 就是在那么艰难、惨烈的环境下，我们的先烈为追求共同的信仰，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校园办公楼、隐秘山洞、村屯瓦窑、杂货店、篱笆墙边、甚至家里，传播革命的种子，点燃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书写了一曲曲桂东南大地英雄儿女的战歌。
　　 我们问谭老：“您父亲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么？”老人摇摇头，应答：“没有啦，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我父亲被害后不久，我们的家也被抄了。那个时候啊，能留条性命下来都不错咯，还敢留什么东西。后来，我就跟我母亲回外婆家生活了。”谭老说完这番话，却忽然想起还有一只旧皮箱，存放在杂物房里，是他父亲用过的留下的唯一物品；谭老上学时，也曾拿去学校用。
　　 谭老的父亲谭留科原名谭科月，1916年出生，港南区木格镇社塘村人（后改名社岭村），十七岁高小毕业，在社塘村小学任教。1936年，黄彰在社塘村创建木格区第一个党支部，谭留科被动员入党，后继任支部书记。1938年冬，谭留科到南宁参加学生军，第二年返回贵港开展革命工作（改名谭霭济）。不久，中共贵武横三县（贵县武宣横县）中心县委成立，谭留科为中心县委委员。1942年“七九”事件后，贵县县委书记江明彬调回武宣，谭留科主持县委工作。1943年，国民党搜捕共产党员，谭留科转到六万山区活动，兼管兴业县党的工作。
　　 1944年9月，谭留科回木格组织抗日武装；10月初，时任省工委副书记的黄彰在社塘村召开桂东南各县党的主要干部会议，恢复贵县县委组织，谭留科任县委书记。10月底，贵县县城沦陷，谭留科致函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要求释放被捉的抗日共产党人，呼吁合作抗日保卫家乡：“我是贵县人，是贵县共产党员之一，际此国难危急，家乡危急的时候，愿以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政府，拥护政府，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原则，共挽时局的危难。我相信贵县一定能展开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贵南），这是贵县人民的迫切要求，也只有这样的发展游击战争，才能保障贵县人民身家财产。”（据《贵县党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6年版，第65页）但国民党当局拒绝党和人民的合理要求，并加强镇压。
　　 1945年3月3日，黄彰直接领导桂东南（贵县）武装起义，攻占大江（现在的香江村）、思怀、龙塘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谭留科任贵县县委书记兼抗日游击自卫军司令员。起义失败后，他率队转入兴业县，联合当地的起义部队在六万山区继续战斗。3月15日，谭留科因掩护战友不幸被俘虏，两天后，与其他被捕战友牺牲于罗田乡……
　　 “采访”结束，谭老从杂物房找出旧皮箱让我们拍照，拍完准备走人。谭老跟我们说，想要几张照片留念，很久没照相了，留点纪念也好；好比他父亲，人去留名，但音容笑貌及日常记忆已日渐模糊。我们握着谭老人的手，跟他说，相片晒好就送到家里来，并“叮嘱”他把皮箱保存好——它“穿越”枪林弹雨来到这个时代，总会再闪亮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