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为什么不许为诸葛亮立庙设祀 ——老兵评三国之十三

摘要：刘禅与诸葛亮 关于诸葛亮死后后事的安排，《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描写：“且说后主在成都寝食不安，动止不宁，忽然李福启奏丞相已亡。后主闻之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后杨仪扶孔明灵柩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择本年十月吉日，后主亲送灵柩至定军山安葬，后主降诏致祭，“令建庙与沔阳，四时享祭……”读到这里，我深为刘备父子和诸葛亮之间君臣相谐的“鱼水之情”所感动，更为诸葛亮能得到这样的知己之君而高兴。想诸葛亮一生忠于王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后能得此殊荣，也算是不负此生了。
　　 但激动之余，再细读《三国志》时，却发现这一描写与事实大相径庭。
　　 据陈寿《三国志》（樵周传）记：“亮卒于敌庭，周（即周樵——笔者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这段话明白的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不仅没有“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反而下诏禁断文武百官前去迎接吊丧。只有周樵一人，因跑得快而先于到达。可怜诸葛亮葬礼上只有谯周孤零零一人参加。
　　 另据《三国志》（诸葛亮转）裴松之批注引（襄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仪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之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诸葛亮死后，中央和地方请求为其立庙，但朝廷却以与礼仪不合为借口加以拒绝。后来有许多百姓，私自在道路旁祭祀诸葛亮，也被后主刘禅所禁断。可见，后主刘禅不但不许众朝臣为诸葛吊丧，而且不许官方为诸葛亮立庙设祠。就连百姓私自为诸葛立庙祭祀也被刘禅所拒绝。值得注意的是，陈寿特别在这里记下了这样一句：“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秋，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中，祭亮之庙。”陈寿把为诸葛亮立庙和钟会伐蜀攻破汉中，这两件互相矛盾，互相对立，互不相连的事件，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记述，是有深刻含义的。笔者认为；作为蜀汉之臣，陈寿不能也不敢直指后主之过。也不愿正视后主与诸葛亮之间貌合神离的矛盾关系。更不愿将这一微妙的不正常的关系捅破，而损坏诸葛亮的名声。所以，他只能含糊其辞的将这两件似乎根本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事件，连在一个句子里来记述。故意显露其巨大的反差，却并不点破。让后人自己去体会，品味，思考，评说。这正是陈寿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举。这里陈寿明明白白的告诉后人，诸葛亮死后，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那样风光荣耀。为诸葛亮立庙，是在后主景耀六年，也就是在诸葛死后二十九年，（诸葛亮亡于公元234年，后主为亮立庙是在公元263年）并且是在魏国大举伐蜀，作为蜀国门户的汉中，即将被魏军攻破。蜀国灭亡在即的情况下，后主为了祈求诸葛神灵保佑，而被迫做出的无奈之举。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诸葛亮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此冷遇。后人也万万不敢相信，但这却是铁的事实。
　　 试想诸葛当年，受皇叔三顾之礼而出山。皇叔曾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这是何等的崇信，何等的尊荣。诸葛也确实忠心耿耿，辅助皇叔，取得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先主辞世后，亮又负托孤重任，独秉国政，统揽国事一十一年。可谓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就是当年管仲相齐，也不曾有过如此的风光权势。世人皆知孔明“忠心扶汉室未分先主后主”，只念“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只想刘备父子两代，对孔明信之，任之，敬之，重之。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会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就存在一个巨大的疑问，刘禅为什么这样对待他的“相父”？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情？刘备父子和诸葛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对这个问题，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没与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就连裴松之在批注中也未作任何评论。但以笔者之拙见，要解决这一疑问，还必须追溯到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
　　 当年刘备以隆重的礼节聘请诸葛亮出山相助。特别是在著名的隆中对策中，诸葛亮为刘备策划了一张成就霸业的宏伟蓝图，为刘备指明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使几乎陷于绝境的刘备重新燃起了希望。刘备也确曾说过：“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可见刘备对诸葛亮确实非常重视。但重视归重视，刘备并没有放手大胆的重用他，更没有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例如：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又夺得零陵﹑长沙、桂阳和武陵四郡后，“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时的诸葛亮虽为军师，但却没有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其职权仅限于三郡。其责任是“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实际相当于三郡总督兼地方财政部长；刘备取得四川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实际上相当于刘备办公室秘书长。刘备夺得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后，分封诸将：封关羽为前将军，汉寿亭侯，假节钺；张飞为右将军，新亭侯，假节：马超为左将军，都亭侯，假节；黄忠为后将军；令人感到不解的这次分封却单单没有诸葛亮的份。当时刘备已经上书汉献帝，正式辞去他所给刘备加封的“左将军，宜城亭侯”职务。宣布自己已经是“大司马汉中王”。而诸葛亮却依然担任着“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务；刘备称帝后，追封关羽为壮缪侯，封张飞为西乡侯。马超为嫠乡侯，黄忠为关内侯。虽“封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但既未封侯也未开府治事。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并开府治事，是在刘备死后，刘禅所封。
　　 刘备生前，从未让诸葛亮单独指挥过军队。他所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也从未让其参与。例如；取四川带着庞统，取汉中带着法正。刘备起大兵伐东吴，却留亮守成都。亮再三劝阻无效，乃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对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诸葛亮认为，法正比我有办法，能劝阻刘备。其二、诸葛亮认为，法正在刘备面前说话比我强，能劝阻刘备。不管怎样理解，都说明亮自叹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不如法正。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刘备与诸葛亮性格不同；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其性格颇似汉高祖刘邦。而诸葛亮生性严谨，不苟言笑，严于律己，严于待人。据《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魏略）曰：“备性好结眊，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有远志，但结眊而已也！”试想，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当面公开指责年长他二十多岁的顶头上司，纵然刘备喜怒不形于色，但内心会怎麽想？后亮执政于四川，刑法峻急，连法正也觉太过而劝之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委惠附，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但这一建议立为诸葛所拒绝。诸葛亮自律，严谨，刚正，廉洁的性格和作风，与刘备格格不入。可以看出刘备对他是敬而远之，是敬重而不是重用。不可否认，诸葛亮的确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杰出人才。但他所拥有的多为君子之才。在现实中，当道义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常常束手无策。例如，当年荆州刘表病重，曾托国于刘备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亮也曾劝刘备乘机取而代之。但备曰：“此人待我厚，我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亮无言相劝，白白失去了取得荆州的大好机会。又如，刘表死后，其子刘琮降曹，亮曾劝刘备乘其不备攻击刘琮，夺取荆州。但刘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以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亮又一次无言以对。又一次白白失去了夺取荆州的大好机会。相比而言，刘备在夺取四川前后，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据《三国志》（庞统传）记：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曹以暴，吾以仁；曹以橘，吾以忠；今以小故而失信于天下，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可以定也。兼弱攻眛，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又如，法正与张松朋比为奸，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耾，以响应于内；然后以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易如反掌也。”先主然之。再如，刘备入四川后，因孙夫人已回东吴，身边无妻，而刘焉之子刘瑁之妻寡居在家，有人劝刘备聘之。先主疑于瑁同族且为侄辈。法正进曰：“论起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这句话说的是一个历史故事；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也就是以后的晋文公）因国乱流亡秦国，秦穆公隆重相迎，且予以女怀赢许之为妻，于晋结为姻好。但怀赢早前已嫁晋太子子圉为妻，而子圉此时已弃妻逃回晋国。穆公以此意告于重耳，重耳与子圉有叔侄之分，，怀赢是嫡亲侄妇，重耳恐干碍伦理，欲辞不受。随臣相劝曰：“今不纳秦女，无以结秦欢。无结秦欢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且古之同姓，谓同德也，非谓族也。子圉之德，岂同公子？况受其所弃，非夺其欢，是何伤则？欲成大事而惜小节，后悔何及？”于是纳赢为夫人。以他人的卑鄙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解，这正是卑鄙小人的惯用手法。庞统和法正的这些建议，都为刘备所欣然接受，并取得了实际利益。诸葛亮之智，并不在庞统、法正之下，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无计可施。究其原因亮所具之智，乃君子之智，而缺乏小人之谋。庞统，法正不但有君子之智，而且有小人之谋。而刘备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小人之谋。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心理。他们既要伤天害理，侵人之地，欺人之妻，夺人之财，又希望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冠冕堂皇。这就需要一批小人，阴谋家，理论家来为他们的恶行找借口，制造理论依据。而这正是庞统，法正之流的强项。可以想象，如果刘备以同样的问题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即使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恐怕也说不出口。庞统法正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为刘备找到推卸责任，掩盖丑行的遮羞布。似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恰恰迎合了刘备的心理和需求。而诸葛亮是万万做不出来的。所以，刘备对诸葛亮是敬之，重之，而远之；而对庞统法正，是亲之，信之，而重用之。
　　 其二、刘备与诸葛亮的理想和抱负不同
　　 诸葛亮从小就立下大志，一心要刘备与诸葛亮性格做一个管仲式的一代名相。他投靠刘备并辅佐他成就霸业，并不是他终极目的。而只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第一个阶梯。他是要借重刘备“汉室之胄”、“当今皇叔”的金字招牌做大旗，利用刘备所创下的基业做后盾，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刘备的理想和抱负与诸葛亮有着巨大的差距。无论从《三国志》，还是其他历史资料中都可以看出，刘备并无统一天下，复兴汉室的志向和决心。他只想乘天下大乱之机，占据一块地盘，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就满足了。所以纵观刘备一生，除了在给汉献帝的表章中，高喊了一通‘驱除奸雄’、‘恢复汉室’的高调外，从来没有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行动。甚至在他临终留给刘禅和留给诸葛亮的遗嘱中，也只字没提到要诸葛亮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托臣以大事也。今当帅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之职分也。”这显然与刘备的遗嘱有很大的出入。诸葛亮此说，实有曲解刘备遗嘱，或者说是假借刘备遗嘱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嫌疑。也就是说，刘备的理想只是能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实在没敢想着去和曹操争夺天下，复兴汉室。而诸葛亮想的却是要借刘备的威望和名号，用刘备的地盘做实验田，来实现自己当辅佐汉室，当一个管仲式的名相的理想。
　　 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刘备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当时天下大势已定，东汉王朝已经为世人所抛弃。“汉室不可复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把“复兴汉室”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把他当成行动纲领和终极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且他也认清了自己，他知道自己既无统一天下之志，也无统一天下之才，更无统一天下之力。就凭自己益州一郡之力，要想与曹操争夺天下，无异于痴人说梦话。更何况自己还得时刻提防孙权这个不太可靠的盟友从背后捅刀子。因此，他对能造成三分天下，割据一方的局面已经很满意了。实在不敢，也不愿再打算什么“复兴汉室”的伟大理想了。但诸葛亮不同，诸葛亮是一个对理想和抱负极端认真，极端执着的人。甚至执着到痴迷，愚昧的程度。到了“见了棺材不落泪”，“撞了南墙不回头”的地步。所以他的好友崔州平曾批评他“不识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笔者甚至认为，诸葛亮实在缺乏自知之明。他不但认不清天下大势，认不清百姓心声，甚至连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都认不清。一出祁山，街亭一战惨败与张郃；二出祁山，又被郝昭败于陈仓；如果不是司马懿为一己之私，有意引狼入室，只要派一能员坚守陈仓，则诸葛亮的北伐之战绝无取胜的可能。尽管他鞠躬尽瘁，费尽心机，殚精竭虑，六出祁山，却仍寸土未得，寸功未建。最后忧愤交加，病死军中。所以陈寿在评论中说：“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并指出：“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而诸葛亮却一直自比管仲乐毅，妄图出将入相，独揽国政。结果是内政不理，民怨沸腾。外事难果，进退两难。易中天先生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诸葛亮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未必是伟大的军事家。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值得怀疑的。”但遗憾的是，诸葛亮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临死前，仍顽固的坚持要把他那连自己耗尽毕生精力都无法实现的理想，再托付给一个比他差十万八千里的姜维去继续为之奋斗。正是由于他锲而不舍，前赴后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穷折腾，瞎折腾，“小车不倒只管推”，最终把刘备的一点家底，折腾了个一干二净。落下个国亡家破，子孙沦落为奴的可悲下场。以此观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革命精神，实在不敢恭维，更不值得推崇和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