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犯”老万

　　 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一天，公社民兵押着一个劳改犯，交给大队支部书记老吴，说：“公社让把这个劳改犯交给你们村，监督他劳动改造。”说完就走了。这个劳改犯就是老万，老万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只是脸上的眼镜，能多少看出些知识分子模样，后来才知道，老万那时才三十多岁。
　　 老吴问他，“老万，能干什么农活？”
　　 平时都叫他万劳改，这次有人叫他老万，使老万受宠若惊，忙答，“我什么农活都会。”
　　 “那就好，你就住在生产队队部，同老跟头搭伙吃饭。”老吴一挥手，“就这么定了。”老跟头是村里的五保户，一个人，无儿无女，住在生产队队部，白天看院，晚上喂马。
　　 于是老万就在村里住了下来。
　　 时间一长，社员们对老万有了一些了解。原来，老万原是上海一家研究所的工程师，由于工作原因，在一次座谈会上，同研究所党委书记发生了冲突，说了一些过头话，也是他年轻气盛，当时他把手中的报纸摔在地上，脚踏报纸，扬长而去，在报纸上留下一个清晰的皮鞋印。没想到，皮鞋印下面正是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结果，加上他有亲属在台湾，又攻击党委，并对伟大领袖不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先是送到东北一家劳改农场，后又作为“四类分子”，下放到我们这个大队，监督改造。
　　 由于是被改造对象，老万平时总是沉默寡言，从不多说一句话。他有文化，大队支书老吴常找他写材料，抄材料。他写字很认真，如果一页纸上有一个字写错了，他就会把这页纸撕下，重抄、重写。这时候村里人见了，就说他，有文化的人怎这么认真。他有时也回一句，我不认真，能上这来吗？
　　 一天，社员们铲完地收工回来，在村口，有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那孩子能有二、三岁。老万路过，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儿，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位青年妇女见是万劳改，急忙走开，可老万的眼睛还直直地盯着那个小女孩。
　　 生产队长这时呵住了老万，“万劳改，看什么呢？”
　　 “我看那个小孩。”老万的话语中透露出伤感。
　　 “你是看孩子他妈吧，是不是想找媳妇了？好好改造，等改造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个。”队长粗声大气的地说。惹得社员们哈哈大笑。老万的脸也一红一白。
　　 晚上，从不喝酒的老万同老跟头喝了一瓶多的酒，喝完酒后是嚎啕大哭，折腾了大半夜。
　　 事后，老跟头对人说，万劳改也够可怜的，撇下媳妇、孩子去劳改，走时孩子才二三岁，一看到那么大的小孩，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老万后来出了事，出事的原因也是因为喝酒。
　　 大队畜牧场有很多耕地，由于那里多数人是放牧，秋收时，劳动力便明显不足，支书老吴就派了一些社员去畜牧场帮忙，老万就这样又来到了畜牧场。公社党委听说后，又把公社的铁姑娘队派过来支援秋收。铁姑娘队由各村优秀共青团员组成，是县共青团和妇联树立的一个典型，经常在公社承担一些急难险重任务。
　　 那天，老万收到一封信，看完信后，老万咬紧牙关，脸色阴沉，样子非常吓人。畜牧场长问他是不是病了，他也不说话，一整天一声不吱。晚上，自己又喝了很多酒，但他这次没有大哭。半夜老万起来去厕所。由于男女宿舍的门紧挨着，女宿舍又忘了插门，他回来时，稀里糊涂走进了女宿舍，在炕梢找个空处，头朝里就睡。屋里的人当时谁也没有发现。
　　 第二天早上，铁姑娘们发现屋里多了个男人，还是劳改犯，于是炸了营，可老万什么也不知道，还在大睡不醒。直到畜牧场长进来踢醒了老万，老万却大叫：“不要哇，别跳！”
　　 支书老吴接到报告后，犹豫了好半天，老万不是那样的人啊，这喝多走错门的事上不上报呢？可一想，老万是个劳改犯，还是上报公社党委。
　　 公社领导得信儿后，大怒，这还了得，一个劳改犯，没改造好，又耍起了流氓，抓！
　　 等公社民兵直奔畜牧场，抓捕老万时，老万早已杳无踪影。
　　 民兵队长把场长好一顿训斥，说他警惕性不高，没有看住老万。于是搜查老万的住处。发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是老万亲属写的。告诉他，他的妻子不愿和他划清界限，又忍受不了接二连三的批斗，抱着已经六岁的女儿，在半年前，一起跳黄埔江自杀。信里还有一张一位青年妇女和一个小女孩的照片。当时，抓捕他的民兵看完信和照片后，谁也没有说话。默默撤离畜牧场。据说，公社领导后来上报县里，只说老万突然失踪，没有再安排对老万的继续抓捕。
　　 十多年后，村里人还说，可惜了那个有文化的老万，跑什么呀，又不是故意的，现在时兴平反，老万要是在的话，也早平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