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贪的危害

清代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六》云：“罗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题记
　　
　　 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三》云：“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何为“蚁贪”？所谓“蚁贪”，乃是指蚂蚁搬家式的腐败行为，而蚁贪的得利者，大都是处于权力底层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虽然职务权力相对来说便不高，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一点权力，却在短则几个月或长达三五年，甚至十余年的时间里，几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持续地贪污受贿，最终竟能累计起巨额财产的腐败类型。民间将这种今天拿点钱，明天收点礼，好像蚂蚁搬家一样的贪污腐败行为，被形象地称为“蚂蚁搬家式腐败”，从而称作为“蚁贪”。
　　 如今，人类社会上有几种贪污腐败类型：既有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单位或个人的老虎式巨贪，又有唯利是图而损人利己的硕鼠式小贪，还有长年累月隐蔽着吞噬公民财产的苍蝇式蚁贪。老虎式贪污固然可怕，苍蝇式贪污不可低估，蚂蚁式贪污不容忽视。蚂蚁贪与苍蝇贪和老虎贪，在数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隐蔽性较强而难以暴露出来。人类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毒瘤。贪污受贿乃是人类走进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一种腐败行为，并非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特有现象。中国古时有许多对贪官污吏给平民百姓带来灾害的论述，值得我们今天去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齐国晏婴《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诛不避贵，赏不遗贱。不淫于乐，不遁于哀，尽智导民而不伐焉。”蚁贪是古今中外皆有的一种贪污类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蚁贪式的腐败类型，如今这种贪污案例却是大有人在。例如，浙江省天台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陈义栋和副主任钱祖伟，他们与印刷厂的厂长约法三章，印制天台县中小学考试卷，按照每张试卷提取1.2分钱的印刷费用。虽然这个回扣的比例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因天台县中小学考试卷数量巨大，又因是长期的秘密约定，从而几年累积下来的金额巨大。自从2004年上半年到2008年下半年期间，涉及到约2500万份考试卷，竟然两人就收到了回扣高达25万元人民币之多。再如江苏省苏州市吴县渔政管理站阳澄湖分站，乃是一个连科员级都算不上的小单位，正式在编人员仅有三个人，然而，阳澄湖分站原站长李永芝，他却在任站长的期间里，采用隐瞒养殖面积和巧立名目收费等各种手段，竟然贪污高达300万元人民币，最终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蚂蚁式贪污与老虎式贪污，它们的危害性都同样巨大。假如我们将国家比作一座河堤，然而蚁贪就是河堤里的蛀虫，随时有着侵蚀河堤的危险性。
　　 战国韩非《韩非子?喻老》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蚁贪则是堤坝上的蚁穴，不但隐蔽性较强，而且周期也比较长，最终可导致河堤因裂缝而垮塌。西汉刘安在其《淮南子?人间训》里云：“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我们中国而今处于权力高端的领导干部，数量毕竟有限，而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数量很多，一旦任由蚁贪现象在金字塔底端蔓延开来，整个国家反贪污腐败的根基将会被动摇，后果就可能会不堪设想。国家必须得依法着力打击蚁贪，一定要绝不姑息和严惩不贷，从而将蚁贪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不再滋生。
　　 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贪巧》云：“贪吏歌于春秋，巧宦目于晋宋，自古已然，不足论也。夫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贪巧而懵于民事者，则禽兽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为虎狼也，避之可也；鹦鹉能言，吾知其为鹦鹉也，畜之可也。人而至于不能避，不能畜，害及万民，害及天下，将何以御之哉。使为尧舜之臣，岂特流放杀殛而已。”钱氏之言，诚然如此。
　　
　　 处斩恶徒
　　 战国韩非《韩非子?有度》云：“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谥号忠定，今山东省鄄城县人。宋仁宗时与赵普和寇准并列，太平兴国年间进士，累擢枢密直学士，宋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追赠左仆射，爵位开国公。曾平定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尤其以治蜀著称。诗歌文章俱佳，诗文集为《张乖崖集》。
　　 元代脱脱《宋史?张咏传》云：“少负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又云：“少学击剑，慷慨好大言，乐当奇节。”张咏因为是“平日刚方尚气，有岩岩不可犯之节”，所以是“其英声骏烈，人人知之”。由于“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对自画像的题赞，于是被人称作为“张乖崖”。
　　 崇阳大集广场建有乖崖亭，亭壁题有文云：“张咏字复之，号乖崖，山东鄄城人，幼年家贫，勤奋攻书，性情耿直，乐为奇节。公元980年与名相寇准同科进士，知崇阳县，为政清廉，治县有方，关注民生，扶植农桑，恩威并用，惩贪官污吏，扬清廉之风，民畏而爱之。‘水滴石穿’、‘绳锯木断’遂出其口。在任四年，历任地方主官，朝中要职，政绩卓著，口碑甚佳。为缅怀其功德，建‘乖崖亭’，纪念先贤，激励来者，丙年冬。”这段文字简明扼要地描写了张氏的政绩，其为官之道可见一斑。
　　 关于张氏执行“一钱斩吏”的故事，最早出自于宋朝罗大经《鹤林玉露》，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崇阳一带广为传颂。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云：“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据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此文表现了张氏嫉恶如仇，行事果断和执法如山的司法力度，成为后人实施执法的榜样。张氏“一钱斩吏”虽然有过激之处，但是体现了秉公无私的执法力度。因为一个人难免会犯某点小错误，所以不过为了一钱就被正法，从而还得要网开一面，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人们为官从政之道，要以张咏作为执法公正的榜样，无论是什么人，都要绝不姑息，必须得一视同仁而严惩不贷。如果为吏者一天拿一针一线，然而长年累月地下去，那么就是国库也会被私吞殆尽。正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恶积少成多就会变成大恶了。当官者为国为民，为吏者为民服务，从而才会永垂千古，否则将会遗臭万年。我们借鉴一钱斩吏的故事，为官者理当如此，为吏者以此为戒。宋代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律己》云：“终身为善不足，一旦为恶有余。”何氏之言，诚然即是。
　　
　　 惩治墨吏
　　 北宋司马光《进修心治国要札子状》云：“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其人苟贤能，虽仇必用。其人苟庸愚，虽亲必弃。”汤斌字孔伯，谥号文正，别号荆岘和潜庵，诨号豆腐汤和羊裘尚书，今河南省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和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汤氏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和政绩斐然，乃是实践程朱理学的倡导者，被世人誉为“理学名臣”。汤斌因为是“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所以是“即以近代而论，陆陇其力尊程朱之学，汤斌远绍陆王之绪，而盖棺论定均号名臣”。
　　 清朝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云：“江之屏《宋学渊源记》，不录高位者一人，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下至陆陇其辈，靡不见黜。”又云：“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腆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汤氏出生于门阀世族家庭，少时就读完春秋左丘明《左传》、西汉刘向《战国策》、西汉公羊高《公羊传》、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等多部古籍，有《潜庵语录》、《潜庵文钞》和《春秋增注》等著作传世。
　　 关于汤氏执行“一钱落职”的故事，最早出于清朝沈起凤《谐铎》，这个故事至今还在睢县一带广泛流传。
　　 清代沈起凤《谐铎?卷三》云：“南昌某，父为国子助教，随任在京。偶过延寿字街，见书肆中一少年数钱买《吕氏春秋》，适堕一钱于地。某暗以足践之，俟其去而俯拾焉。旁坐一翁，凝视良久，怒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后某以上舍生入誊录馆，谒选得江苏常熟县尉。束装赴任，投刺谒上台。时潜庵汤公，巡抚江苏，十谒不得一见。巡捕传汤公命，令某不必赴任，名已挂弹章矣。问所劾何事？曰：‘贪。’某自念尚未履任，何得有赃款？必有舛错，急欲面陈。巡捕入禀，复传汤公命。曰：‘汝不记昔年书肆中事耶？为秀才时，尚且一钱如命。今侥幸作地方官，能不探囊胠箧，为纱帽下之劫贼乎？请即解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即潜庵汤公，遂惭愧罢官而去。夫未履任而被劾，亦事之出于意外者，记此为不谨细行者勖。铎曰：‘钱神化百千亿万身，种种诱人失着，勿谓一钱甚微也。涓涓不塞成江河，爝火不灭成燎原，吾愿饬簠簋者，自一钱始。’”
　　 汤氏“一钱革职”虽然有些失公允，但是，集中反映了秉公无私的执法力度。比起如今某些官吏徇私舞弊的执法行为，实在是让人拍手称快。如果官吏的贪污受贿和违法乱纪都严惩不贷，那么，只有丢乌纱帽甚至掉脑袋了，从而惩治贪官还要受到法律的执法力度。如今某些官吏即使不仗义疏财，只要不仗势欺人也算是积德了。汤氏为官执法之道，成为我们今天效仿的榜样。当官为民理当如此，为吏廉洁理所当然。唐代王维《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云：“公之断狱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王氏之言，诚然如此。
　　 战国荀况《荀子?正论》云：“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宋朝张咏“一钱斩吏”和清朝汤斌“一钱落职”的故事，集中体现了公正执法的实施程度。中国封建社会以人治为主的时代，法治则被放置于高阁不管了。清朝李鸿章有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古时真正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实在是寥寥无几。北宋熙宁四年，在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期间，曾经审判一个贪官污吏贾蕃，竟然对王氏口出狂言：“尔等刁民，官不贪污，何以养家糊口？尔等再闹，必然大刑伺候。”这种雷人囧语实在让人感慨万分，当官从政者，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唯利是图和损人利己，值得我们今天冷静深思。
　　 唐代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曌檄》云：“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某些为官从政者，随时打着合法的旗号，然而干着不合法的勾当。他们吃着国家的供给皇粮，还要巧立名目收刮民脂民膏，实在是令人深恶痛绝到了极顶，从而是达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汉朝刘向《说苑?政理》云：“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一个王朝或国家，惩治贪污腐败的司法程度，根本因素在于政治制度的是否完善和健全，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在于社会执行力度如何。法网虽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并非人人都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使其每位官吏都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今，某些官吏凭借手中的一点权力，就在各行各业中收取他人的好处费，完全实行凡是来者不拒，只能是一切向钱看齐，从而形成了“有奶便是娘”的办事原则，如此贪污腐败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东汉班固《汉书?公孙贺传》云：“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某些人为官之道，不是明哲保身，就是腐化堕落，从而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唐朝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人类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者，永远把历史罪人钉在耻辱架上，便会书写罪证流传后世，以供后人作永久鉴戒。
　　 清代张廷玉《明史?刑法志》云：“治国先治吏，治吏必重礼也。”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以“德主法辅”为手段。一个王朝的存亡，取决于官吏自身素质的高低，因某个王朝贪污腐败而打击不力，最终导致了王朝走向灭亡。北齐刘昼《刘子?贪爱》云：“小利，大利之贼；小祸，大祸之津。敬贪小利则大利必亡，不遗小祸则大祸必至。”古今中外有一种不良现象，如果不对某些官吏进行深入的清查，好像谁都没有任何贪污受贿的丑行，一旦查个水落石出，则是谁都有了问题，从而形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普遍现象。
　　 秦朝吕不韦《吕氏春秋?尽数》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清朝和珅之流的老虎式巨贪固然可怕，然而，一些苍蝇式的贪污却不可小看，更有蚂蚁式的小贪不容忽视。因为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所以是“公人见钱，犹如苍蝇见血”。
　　 鲁迅《战士和苍蝇》云：“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苍蝇总是喜欢到鲜味浓的地方去染指，在某些领域产生了贪污腐败的现象。不管是老虎式贪污，还是苍蝇式贪污，或是硕鼠式贪污，更是蝼蚁式贪污，一律都得依法惩治。因为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所以是“斩草除了根，来年永不生”。如今，国家着力依法打击各种贪污受贿，既要对周永康之类的老虎进行严惩，又要对成克杰之流的硕鼠进行处罚，还要对卢万里之辈的苍蝇进行查办，更要对李永芝之徒的蝼蚁进行惩治。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国历史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以“运动式反腐败”不会根除腐败行为。国家反腐败的具体力度如何，不是只看落马官员数量上的多少或级别上的高低，还要看是否有效遏制了各种腐败的现象，是否增强了清正廉洁的制度基础，是否形成了一种“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制度约束环境。
　　 时下，各种“老虎”、“硕鼠”、“苍蝇”和“蝼蚁”都必须得一起猛打，就是既要严惩高级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又要严厉打击发生在百姓身边的贪污腐败行为，还要查处隐藏在广大民众中的贪污腐败行为，让人民群众进一步看到，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打击的重点与力度。不管是什么人，都得一查到底并穷追猛打，真正落实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惩治贪污腐败，才能让社会长治久安和国家繁荣昌盛，否则，中国历史上惨痛的悲剧将会重演。古今中外各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今值得我们各界人士的高度明鉴。我们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迈进，必须要依法治国，才能不断推动历史车轮迈向前进，从而才会确保国家政权永久太平无事。元代脱脱《宋史?岳飞子云列传》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氏之言，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