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

星期天，好不容易打发他们爷儿俩走了，我想静下来写点东西。哗啦啦，父亲开门进来了。
　　 父亲有我家的钥匙，开门很自然，就跟开自己家的门一样。有时造得我们两口子很狼狈。
　　 爸，来了。
　　 嗯。
　　 爸，抽烟。
　　 不抽。
　　 爸，吃饭了？
　　 没有。
　　 饭菜上来，父亲落座，极自然地端起酒杯。
　　 吃了一会儿，我问爸爸：又和我妈生气了？
　　 嗯。父亲放下筷子，瞅着天花板说：二呀，你说你妈这人……
　　 欲言又止，吱溜一口酒咽下，不语。
　　 我成家后，父亲来我这儿有两种情况。一是路过，进屋打开电视机，吸支烟，然后抬腿就走,这是没事的时候。有事，就是现在这样。
　　 二呀，你说你妈这人。就说今早看电视，山东台演《水浒》，我说孙二娘是母夜叉，她说我骂她。我说我没骂她，她说你骂了，四十多年了你就想骂，一直想骂。二呀，你说你妈这人……
　　 父亲说到这儿，仰头将杯中酒饮尽。我没有直视父亲的眼睛，我怕看见父亲流泪。从我记事起就没见父亲流过泪，即使是奶奶去世时，也未见父亲流泪。但我今天感觉到父亲想流泪。因为他的声音有些变调。
　　 父亲同母亲的结合是美满的。我家存有一张父母结婚时的二寸照片。父亲紧挨着母亲，两人很笔挺地站着。旁边有一盆花，花是粉色的。父亲、母亲的嘴唇也是粉色的。他们的表情都很安详。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很少吵架。母亲虽说是个大集体工人，但在家里却掌握着财政大权。直到现在，母亲的话在我家就是圣旨。父亲就是在母亲集权下和母亲走到今天的，但母亲却是一个极讲道理的人。尽管只是一分钱的支出，母亲也能讲出一长串支出的道理。这一点是全家首肯的。
　　 母亲一直没有为她的工作抱怨过。偶尔提起，父亲一旁小声嘟囔：还不是为了你的娘家。母亲“啪”地撂下筷子，我娘家咋了？咋了？父亲说，不咋了。便没了声音。
　　 母亲本来有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在市内一家大商店当会计。因为乡下的父母去世，留下一个七十岁寡妇大娘和一个十几岁的老妹妹，母亲领着我们来到乡下。等给老太太送了终，老妹妹有了工作，母亲在市里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了。后来母亲就在父亲单位的家属工厂做口罩，直到退休。母亲四十多岁时，就花了眼睛。母亲说那是白纱布晃的。下雪天，母亲从不出门。
　　 叫我们迷惑的是，通情达理的母亲近年来常做些不通常理的事。我们姐仨家的电话半夜三更常被母亲按响。
　　 芬，没事吧。我梦见你满脸是血直喊妈。好，没事就好。
　　 二呀，刚才你打电话来了？没有，我好像听见你打电话说孩子丢了……
　　 母亲的关照太叫人受不了！
　　 我理解父亲此刻的心情。明知道母亲不对，当着母亲的面，从未说过母亲的“不”字，我怕母亲伤心，又不肯说父亲“不”字，因为父亲没有错。回到家，父母孩子一样互相告状，我想到小时候和姐姐打架，母亲就一人一巴掌打过来。而今天面对父母大人，我总不能一人一巴掌吧？
　　 我只能劝父亲，多理解母亲，她身体不好，心烦。
　　 父亲说，叫人受不了的是她打起电话唠个没完。虽说电话费是公家报销，可费用太高我也不好意思报哇！
　　 妈打电话，给谁呀？
　　 打，天天唠，都是口罩厂的老太太们，而且偷着打，我一进屋就放了，做贼似的。
　　 父亲三十岁时就是个科长，直到退休。我不知道父亲一直未升迁的原因。儿时，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在单位的院内，总有人冲父亲点头。父亲沉着脸，不卑不亢。退休的前一年，突然做了科里的党支部书记，从那以后，就没人冲他点头了。
　　 那时父亲有两盼。一是盼桌子上的电话响起。可那部电话一直沉默。二是盼着有人向他递交个申请书、思想汇报什么的，父亲也觉得有点工作干了。可一直没人向他交什么。
　　 叫人庆幸的是，父亲退休回家后，情绪很快就调整过来了。白天出去下棋，晚上回来摆棋阵。要么就修理小录音机，打电话到处收罗这些废弃物，我们也像给小孩子找玩具似的，找出一堆来，够父亲忙半年的。
　　 二呀，你说你妈这人……父亲出门回头说道。
　　 次日清晨，天降鹅毛雪。雪舞下的街道、树木、行人全白了，坦坦荡荡。地上的雪踩上去发出闷闷的响声。雪花净化着一切，不由的叫人吐出心中的郁闷。
　　 呵哧！呵哧！推开父亲家的门，我就来两声这动静。厨房里，父亲戴着口罩，拿着手里的干辣椒串在炉具上用小火烤着。嗡嗡嗡，排烟罩低唱着。
　　 爸，你干什么哪？
　　 二呀，你说你妈这人，昨天说要请那帮老太太来咱家聚会。天不亮就叫我去早市买菜，东西都买了，鱼也收拾完了，她又不吃了，先要我把干辣椒烤煳了。你说你妈这人……
　　 我这人咋了？母亲在房里猛地一喊，父亲便没了言语。
　　 妈，爸没说你什么。
　　 没说什么？这人蔫坏。二呀，你不知道你爸这人……
　　 母亲从花镜的上方够着和我说话。二呀，快过来看看这是你房姨不？母亲拿着一张八寸黑白照片指给我看。
　　 这是母亲的口罩厂一九六七年的全厂合影。都戴着白帽子，扎着白围裙，胸前佩戴拳头大的毛主席像章。前一排人手里握着《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一脸严肃，一脸虔诚。照片最上方空白处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二月”。
　　 喂，这些辣椒够不够？父亲隔着门缝伸进一盘煳辣椒。
　　 够了，够了。你想辣死我们呀？快把酸菜、土豆切了。切成丝。母亲说。
　　 妈，请人吃饭干嘛吃这个？
　　 二呀，你咋和你爸一个腔调？这些都是她们爱吃的，你王姨就说咱家的土豆丝好吃。侯姨总偷着喝我的酸菜汤加煳辣椒……还有小李姨特别爱吃我包的大菜包……
　　 母亲此时兴奋得孩子一样。从床垫下掏出个小红本，瞧，这是胡小个子家的电话，这是大王、侯姨、崔姨……说准了，今儿都来。二呀，你一会儿出门等她们，都是第一次来。我去和点荞面，我的荞面片汤她们都爱喝。你下楼多穿点，别穿高跟鞋，穿我那双毡底鞋吧，快下去，噢。
　　 楼外，雪舞正兴。天地一色，洁白一片。
　　 我跺着脚，鞋底积雪四散，就像小时候摔的黄泥泡泡。回头瞧着身后的脚印熊掌一般。
　　 吱扭，吱扭。一辆旧手推车驶来，一个瘦小老头，帽子上、睫毛上、胡子上都挂着雪。小老头低着头勾身而过，在我身后的垃圾道里哗啦啦掏起来。掏够了，他看我一眼，我瞧他一眼。无言。吱扭，吱扭，车轮辗着雪，雪裹着车轮，相拥而去。
　　 母亲的鞋真热。此时我的脚渐渐热起来。女儿常唱的一首歌：大手牵小手，走路不怕滑，走呀走，转眼儿子就长大。母亲过去牵着我手的情景一如昨天。
　　 小时候，我家住在五中南面的赵家园子，旁边一条宽水沟，整日哗哗流着黄水，浩浩的。母亲的单位在现在的供销大厦东边。对面是人民商店（现在的百货大楼），有花花布；北面是肉类商店（现在的正阳市场），有花花糖球；斜对面是黑龙江电影院（现在一片平地）。记忆中的东西，时而朦胧，时而清晰。
　　 母亲的手总是温热的，手心总是绯红。拉着我的手走得飞快。母亲不会骑车，走路就快。现在我们一起走，我仍然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她。
　　 记忆中的齐齐哈尔大楼数北方饭店最高，七层呵。那时，早晨的目标就是北方饭店。
　　 二呀，看，能看见楼尖儿了，快跑几步。母亲总是这么鼓励我。因为过了大楼，穿过马路，走过一百后身的天主教堂就到单位了。
　　 幼儿园就在厂内。小厂不大，一溜平房。进院门旁边是个小收发室，一部黑电话，电话线黑蛇一样。冬天一个烧得通红的炉子，上面挤满了大小饭盒，有的还摞摞。
　　 红砖房第一个屋是裁断车间。一包纱布打开，在长案子上云一样铺开，边缘用案子上的钉子固定住。几个人一趟趟走来走去，电剪子一过，长长的纱布就变成手帕大小的小块纱布了。
　　 红砖房第二个屋里是叠口罩的。三条大案子，坐着六排人一个个勾着头，两手忙活。嘴也不闲着，叽叽喳喳。一个方块纱布横两折，竖两折，中间夹条绳就成形了。就运到最后一个屋，缝纫。十几台机器，脚踏型的。十几个人手动，脚动，嘴巴也动。轰隆隆，一个口罩两圈线（现在偷工减料就一圈），口罩就做完了。
　　 红砖房最东侧就是幼儿园。
　　 幼儿园是用黑乎乎的木板条围起来的，上面扎枪似的。屋里串筒子两个房间。里屋是小班的，一铺小炕，几个小床栽歪着。外屋就是一铺大炕，南面，东南，北面一溜小板凳，刷着绿油漆。
　　 咣咣咣，破钟一响。我们风似的跑出来，隔着板缝伸出小手看着妈妈们跑进南侧的厕所。这边就喊妈，妈！那边就应，喊啥？叫魂儿哪，你妈没死。就见妈妈们轻松而出，又进车间了。这是间休时间。
　　 我们一脸的失望。
　　 中午时，妈妈们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稀里呼噜，勾头便造。勤快的吃完涮涮饭盒，拿出布兜子里的针线活儿，缝缝鞋子，补补衣裳。懒一点的，推开饭盒栽在炕上便睡。
　　 妈妈们太累了。
　　 我们午睡醒来，一泡尿冲出后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小兜子，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破钟响。破钟一响又风一样冲出。于是大手牵小手，鱼贯而出，四处散去。
　　 下班时不像早晨那样匆忙。街面上也不像早晨那样冷清。
　　 这时候，我就盼着前面有个蓝色冰棍箱子，盼着母亲放慢脚步，盼着母亲左手伸进裤兜里……母亲常常叫我失望。这时我的小脚步沉沉的，几乎叫母亲拽着走。又到了一个蓝冰棍箱子时，我仰望母亲，母亲看我一眼，紧走几步说：二呀，你想说什么？
　　 我说，妈，我想说我不渴，也不馋。我说了怕妈没有钱。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水一下。母亲终于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一大一小两个硬币，说三分的，一根。
　　 这根近乎透明的冰片片，我深情地注视它，它给我加了油一般，小脚跟着大脚，一溜小跑。等这块冰片嗦罗成毛衣针形时，就看见家门了。
　　 哎哟，现在的奶糕、冰糕，哪个也比不过我那透明的冰片片哟！
　　 雪下得稀稀疏疏，忽停忽落。
　　 终于一辆红色出租车停在楼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老太太，头上紧裹着一条黑围巾，露出凸起的额头和一对小眼睛。我脱口喊出：胡姨。
　　 你是芬儿，还是二儿？
　　 我是二儿。
　　 二儿。多快呀，二十多了吧？
　　 三十多了。
　　 真快呀。她一指身后的男子说，这是俺家小三。就是你在幼儿园挠得满脸开花的那个小三呀。后来你把我也挠了，还有陈阿姨，忘了？
　　 胡姨……
　　 还不好意思，这个小厉害精哟！我扶着胡姨上楼。
　　 妈呀，回来时打个电话，我来接你。小三冲楼上喊，又冲我咧咧嘴，却没出声，竖着脖领子钻进车里。
　　 人世沧桑。当年娇小可人的胡小个子，今日也蹒跚走路了。胡小个子人善，心好，能吵能闹，矬老婆声高。
　　 母亲单位在每月月底总有张电影票招待大家。那时都是单位掏钱，电影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母亲领着我和厂里的人等在黑龙江电影院前的台阶下。有胡小个子在前面候着，别人便不着急前一场什么时候散。
　　 忽听一声：撒演了！撒演了！不知道就像听见：杀人了！杀人了一个动静。这时的胡小个子，站在人群最前列，面对台阶下黑压压的人们，尤物般的身体支撑着她高高举起的短而粗的手臂。那份激动不亚于：解放了！解放了！
　　 记忆中的胡小个子真叫人难忘。
　　 母亲看见胡姨没有我想像的拥抱场面，母亲张张嘴：是小个子……浊黄的眼睛就湿了。胡姨只说了一声：老周……泪就下来了。
　　 毕竟二十多年没见了。老姐俩坐在床边唠一阵，笑一阵，又抹一阵泪。
　　 我和父亲在厨房忙着。在父亲不时的叹息中土豆丝、酸菜丝切了一大盆。
　　 崔姨是她四儿子用“奥迪”送来的。崔姨上班时就和胡姨闹惯了。这回两人一见面就是你打我一拳，我击你一掌，不过这次两人出手都不那么利落，有些踉踉跄跄。之后连母亲在内都哈哈大笑。我有二十多年没听见母亲的笑声了。母亲的笑声叫我听了心里酸溜溜的。
　　 父亲此时忘记了刚才的不快，竟乐颠颠拿出好烟，一一给她们点上。她们竟也像当年一样拿父亲开涮：二十年没见了，你家死老头子还是这副老实样。哈哈哈……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声多。我想起《围城》里的一句话。虽然她们已不再年轻，但这笑声依然使她们年轻。
　　 崔姨是山东人，来东北几十年了，说话还是十足的山东味儿。崔姨的老伴儿邱叔前年去世了，生前和父亲在一个科里工作，人精明，干练。那几年不知怎么整的进了造反派堆里，以后便不来我家坐了，崔姨和母亲的关系自然就疏远了。以前上下班总是搭伴走的，后来就一个前一个后了。
　　 不久崔姨调到制药厂拉手推车。工资不少，但辛苦。本来就不白的脸，更加黝黑，至今也未变过来。
　　 儿时的我，在家里常常充当男孩子的角色。上粮店背玉米面，每次都是二十斤。也是一个冬天，人小就觉得道宽，路长，房子也高。我背着粮食往前使劲，崔姨拉着车从身后走过，回头看我一眼，又向前拉去。忽然又停下说，二呀，快把袋子扔到车上去。我愣了一下，知道两家的关系有点那什么，几年来孩子大人见面都木木地走过去。崔姨从车把下钻出来，夺过袋子扔在车上，我在后面推着车。一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