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话方言

摘要：　我国地域辽阔，方言杂多。　本文采录两个极端地区：南国广州和北疆哈尔滨两地方言的趣事，以飨读者。
　　 我国地域辽阔，方言杂多。
　　 本文采录两个极端地区：南国广州和北疆哈尔滨两地方言的趣事，以飨读者。
　　 这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与朱镕基总理深入基层考察民情有关。
　　 一天，朱总理在广州市地方官员陪同下，泛舟游览珠江。直面岭南远山近水，目睹焦林、鱼塘旖旎风光。宾主谈笑风生，游兴盎然。
　　 突然，主陪官员诗性大发，说道：“总理，面对此情此景，我好好激动哇！我想献献丑啦，胡诌两句诗好吗？”
　　 总理热情地回应道：“好哇！”
　　 于是，主陪官员信口吟出两句诗。这两句诗写成文字便是：
　　 坐在船头看郊区，
　　 越看越美丽！
　　 吟完之后，他用当地人讲普通话特有的腔调，拖长句尾“啦”字的发音，说道：“不好意思的啦——”
　　 再看，朱总理浓眉微皱，献出特有的严肃冷峻的表情，使献诗者大为尴尬。原来那是一场误会，是发音不准惹的祸。
　　 平时就有人爱开玩笑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普通话。”
　　 广东人说普通话，除了句尾爱加个“啦”字和带拖腔外，常把“n”发成“ng”，把“qv”发成“qi”，于是乎，“船”字就变成“床”字，“区”字就变成“妻”字。
　　 因此，主陪官的两句诗，在朱总理听来就成为：
　　 坐在床头看娇妻，
　　 越看越美丽！
　　 难怪朱总理当时表情冷峻，一个地方官员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竟然大夸特夸自家妻子美丽，成何体统啊？
　　 行文至此，我得声明，本文只是讲个笑话，毫无辱谩广东人之意。其实，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我有生之年，在广东就已经度过了十六、七年，并且广东珠海早已成为我北雁南飞避寒过冬的栖息地。
　　 我与广东有深厚的地缘关系，那里有我寄情山水的钓鱼场，那里有我登台授课的讲坛，那里有我作学术报告的会场……那里有天南地北亲如手足的渔友，那里有我共事多年的同事和文友，那里有我数以千计的广东籍学生……
　　 至于说到广东人讲普通话，也有许多可爱的独到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发展和丰富了普通话。在用词上，有许多开拓性和独创性，比如，广东人把“黄瓜”叫“青瓜”，把“苦瓜”叫“凉瓜”，把“茄子”叫“茄瓜”，把“自行车”叫“单车”，把“坏了”、“报废了”叫“烂了”。
　　 尤其是那个“烂”字，应用的频率极高，虽然是个贬义字，但是，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大大地降低了凶狠的程度。这表明广东人的地域性的仁和与宽厚，并不像有些地区骂起人来那么凶狠和恶毒。
　　 比如，北方人骂品德败坏的男孩儿为“小流氓”，而广东骂这种男孩儿为“烂崽儿”，就是“坏孩子”的意思，这比直呼“流氓”客气得多了。再比如，北方人骂作风不正的女人为“荡妇”、“养汉老婆”、“破鞋”、“骚逼”、婊子等不堪入耳的词语，其用语的下流和用心的歹毒，无所不用其极；而广东骂这样的女人，只用一个词：“鸡婆”。
　　 说完南方，再说北国。
　　 一年洪汛期，当任的朱镕基总理到哈尔滨松花江畔去视察灾情。他亲临防洪现场之前，先听取当地防汛总指挥的汇报。
　　 当他问及松花江现在水位的高度时，那位基层干部出身的总指挥，立即用当地方言回答：“险哪！那家伙，江水浮流浮流的！”
　　 “你说什么？”总理显然没有听懂：“浮流浮流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可江都是水呀，那水呀，老鼻子啦！”总指挥进一步解释说。
　　 总理迟疑了一下，但没有往下追问，陪同的哈市领导看得出来，总理并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尤其是要命的是，那两个地方词语——“可江”和“老鼻子”，湖南籍的朱总理是绝对听不懂的。
　　 于是，他就越俎代庖从旁解释道：“江水浮流浮流的，就是‘沟满壕平’，眼看江水就要飞滩啦！”
　　 总理并没有在“浮流浮流”的语义上多加纠缠，便提出要亲临现场视察灾情，我猜他可能想从江中水势，来理解那个怪异词语的真实含义。
　　 作为典型的北方人，我能理解“浮流浮流”的准确含义，而且我还认为那是一个很具动感的形象语言。当人们往酒杯里斟酒，或者，往茶碗里倒水时，不经意间，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酒杯和茶碗刚好注满，凭肉眼看来，吃水线紧贴着杯边或者碗边，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杯中间或者碗中间的液面，好像略微高出杯边或者碗边，而液体却并不溢出。这种状态就叫做“浮流浮流的”。
　　 应该说明的是，有些词汇的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越是这种词汇，越是“终极性”的，难以解释的，比如人，比如命，都是这类词汇。
　　 这种词汇是一种独创性的词汇，一旦推广被国人普遍采纳，便可丰富母语的宝库。例如，“忽悠”一词，原属于东北的方言，自从赵本山演出小品《卖拐》之后，“忽悠”一词就被被忽悠到全国。
　　 但是，这种幸运的词语是不多见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这样意蕴深邃、不可取代的词语不多。一般地方性的土语，都是可取代的，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找到同义词。
　　 现列举几个东北方言词汇：埋啦不汰的（肮脏）、麻溜的（赶快的）、傻啦吧唧的（发傻）、蔫啦吧唧的（不活泼）、蔫蔫巴巴的（不快乐）、不着调（没正事儿）……这些词语都可以找到既简洁又文雅的对应词，又何必用那些啰里啰嗦、土拉吧唧的方言土语呢？所以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使用和推广的价值。
　　 另一方面有些方言土语虽然可以使用，但是，其应用范围很受限制，一旦超出本地区，别人就听不懂了。朱总理不明白“浮流浮流”的含义，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此外，方言中有两种现象，必须严格加以限制。这也是推广普通话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一种是发音不准确，易产生歧义。本文开篇时曾提到，广州地方官在诗作中，将“船头”读成“床头”，把“郊区”读成“娇妻”都应该在禁止之列。
　　 另一种是语义不准确，甚至对词语的普适性加以颠覆和歪曲。在本人的故乡辽宁沈阳的方言中，竟然把“我”和“咱”两个人称代词的含义，完全给弄颠倒了。
　　 当一个哥哥向亲弟弟，传达妈妈的口信，让他放学立即回家，不要跟二愣子在外边胡闹。你听听沈阳人怎么说。
　　 哥哥说：“弟弟，我妈让我告诉你：放学后立即回家，不要跟二愣子在外边胡闹！”
　　 弟弟不信，反问道：“你骗人，我妈才不会那么说呢！”
　　 从哥俩对话中，好像听得出来，他们在互相争妈，都想把妈“窃为己有”说成“我妈”。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说的“我”，都是普通话中的“咱”。
　　 作哥哥的，没劝动弟弟，仍不死心，又去劝二愣子本人：“二愣子，咱妈说了，让你和咱弟弟，放学后立即回家，不要在外边胡闹！”
　　 从哥哥的谈话中，也好像听得出来，在他同家外人谈话时，又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亲人推让给别人。其实，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当沈阳同你讲“咱爸”、“咱妈”和“咱们老太爷”时，你可千万不要认为他说的是“你爸”、“你妈”和“你们的老太爷”，那些人与你一毛钱的血缘关系也没有，他说的是“他爸”、“他妈”和“他们的老太爷”。
　　 你看，这多么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