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距离

母亲的病，刚刚稳定了点，她便提出回家住，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
　　 不过，母亲在家住了五天，第六天的早晨八点半，她开始呻吟，我问她，想去医院吗？她摇头。又过了十分钟，她似乎更疼了，我再问要不要去医院。我知道看见医院的大门，她都会感觉好一些。这次她点头，一旦决定，她急切地要离开家。
　　 我和妹妹还是有点犹豫。我们知道为什么她疼，因为凌晨2点应该给的吗啡没有给她。原因是，妹妹前一天去医院买吗啡，碰到主治医生，他听到我们每8小时给妈喂一次吗啡，大为恼火，坚持我们回到每12小时喂一次。这就是改变成12小时的恶果。
　　 我们想再等等，等吗啡开始起作用，母亲就会感觉好一些，就不会闹着去医院了。毕竟，在家里我们多么宁静方便。母亲穿不穿衣服都不要紧，自己一家人，怎么样都不丑。母亲想吃什么，我们马上去厨房，半小时，甚至十分钟就做好，她总是吃的很开心。我们给她洗了头发，每天给她洗身，干净清爽，每天开窗，家里没有味道。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我们三个人在她的卧室里一起吃，她总是非常欢喜。我每天负责给她看网上的笑话，让她开心。这就是我们想让她得到的质量和有尊严的endoflife生活：和家人一起，安静无大痛。我们不需要医生在她身上做任何实验了，她实验了一生，现在是拉上帷幕的时候了。但我不能不问她个人的意见，我想让她有选择。
　　 她选择了去医院。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她仍抱着一丝希望，也许她会一点点好起来。我终于认识到，人道主义也是个变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对人道有不同的解读。给一个临终病人虚假的希望，让她以为她会好，她用尽全身的能量去奋争，到生命的灯光熄灭那一刻，她会不会万念惧灰地想：我不是会好吗？他们骗了我，我死了。
　　 受了多年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我，认为这里面有很深刻的残忍。但所有的医生都说不要告诉她，给她虚假的希望，使她能多活几天。我大脑里残留的东方价值告诉我，照医生说的做。可同时又反问，这样的延留人道吗？有价值吗？延留的这些天是对她好，还是对我们好，或是对医院好？
　　 我们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因为在母亲的日益浑浊的眼睛里，我看到求生的要求。
　　 我给她穿衣服，她无力下垂的胳膊很不好穿进袖子里，我不想弄折她细弱的手臂，慢了一点，母亲大声喊：你真笨啊，你东南西北都找不见了！我的声音也大了：我怎么找不到，不就是怕把你搞疼了嘛。我知道母亲哪怕剩最后一口气，也会斥责我们的。我想起小时候她打我时喊过的话：你记住，你就是到了八十岁，我也可以打你！
　　 妹妹力气大，背着母亲下楼，把她放进轮椅里。她一路哼哈抱怨着，骂我们俩全然不顾她的死活。邻居来帮忙，母亲对她抱怨：她们俩就是想让我死！我们面部保持镇静，假装充耳不闻，心里大受伤害。
　　 到了医院，我和妹妹小跑着办理入院手续。没有床位，医生护士们再三调整，几经周折，最后母亲住进她原来的病房。还没有用任何药物，她已经感觉好多了，安静了。我们估计，早上吃的吗啡开始起作用了。
　　 她的主治大夫来了，问了她的情况，母亲看着他如看见救星，大声喊：冯主任，你不知道，这几天我在家里生不如死啊！冯医生转身出去，我和妹妹面面相觑，微微摇头，无可奈何。这几周我们对她的细心呵护都像从没发生过似的。我在心里说，你何止这几天生不如死，你这几个月都生不如死。但我什么都没说。
　　 这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和母亲关系的写照，你一次次想为她做点什么，让她有点滴的欣慰，她一句恶言，就把一切都破坏了，葬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但这一次是不是也不能全怪她，如果她知道她的生命在快速走向终点，也许会理解我们为她做的安排呢？毕竟，回家过几天有质量的生活，也是医生和所有朋友的建议。但我们都忘记了一点，我们是在知道她病情的情况下做的这个决定，而她本人，是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那么怎么能完全埋怨她的反应呢？
　　 无论如何，我心中有宽慰，我们到底还是和她一起过了几天像样的日子，那是我们今生今世唯一在一起的时光，她再也出不了这个医院了。
　　 昨晚一位旧友来医院探望母亲，母亲回忆起来新疆冬天的奇冷，尤其是春节前后。母亲的记忆力还是很好，她记得有一年我辗转反侧，到了大年除夕的晚上才到家，老爸给我开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结满白霜脑袋。孩子冻坏了，冻坏了。我记得他们心疼地重复念叨。
　　 腾讯上有一个小电影，叫“家的记忆”，父母在冬天的雪夜等待女儿回家吃饭，女儿没到，饭菜凉了，父母没了兴致，没了胃口。半夜女儿到家，父母高兴，连家里的小狗狗都兴奋。看着视频我的泪流下来。在离家读大学的那几年里，每年回家过年过节，父母就是那样等我的。
　　 在这些陪伴母亲的日子里，不管她多么乖戾，甚至恶毒，我会气愤地出去走一圈，回来后，仍然怜悯她，希望她少疼一些。我想以此来记得那些珍贵的时光，祭奠那个有家的时代。父亲走后，这个家的支柱倒塌了。等母亲走了，这个家就彻底土崩瓦解了。没有母亲就没有家，不管这个家留给我多少痛苦的回忆，它的确曾经存在过，给过我庇护。
　　 在母亲虐待我的时候，我是她的财产，她可以随意掌控我，处置我。也有一些时候，从她的行为去看，我似乎是她的同僚，她很信任地和我商量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家具如何摆置，比如给她修剪头发。我至今认为对于一个家庭，这些算是比较重要的事宜。对于我不信任的人，我是不会征求TA对我的家具挑选和摆放作出任何建议，更不可能随便让一个人来动我的头发。
　　 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家具呢？不外乎就是床，写字台，床头柜，简单的衣橱，折叠餐桌，几把椅子，几张凳子，和所谓的沙发椅。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家只有两间屋，一间是客厅兼我的睡房，一扇屏风把我的小床和客厅隔开；另一间屋是父母的卧室。弟妹当时在幼儿园。大一些后，家里有四间屋，客厅厨房餐厅都在进门的大屋里，父母一间卧室，我和妹妹一个小卧室，弟弟自己一个小卧室。
　　 我记忆最深的家具是一张质地很好的紫红色的写字台，那是老爸从乌鲁木齐买回来的。上好的木料，做工精致，三个抽屉，右手边还有一个柜子，台面亮的可以做镜子。对这张写字台，母亲抱怨了至少20年，她极为不满意的有两点，一是紫红色太红了点，她喜欢再暗一点；二是运输的时候，有条腿碰了一个小窝窝。当然这都是老爸的错，她每次唠叨的时候，老爸像犯人一样，一整天都是低头认罪的表情。尽管我们没为此挨骂，但我们不许为老爸辩解，不许息事宁人，我们必须和老爸一样，低眉顺眼地聆听她的数落。
　　 母亲比较喜欢他们的那张大木床，很简单的样子，床头是直竖的木条，绿色。这个最简单的设计，直到现在也是很多人的选择，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我家里有一张大床就是这种式样，不过颜色是木头本来的原色。
　　 父母卧室的两个床头柜是从上海托运回来的，质地很好。那时的家具似乎只有两种，要么是货真价实的优质产品，要么是打造稀松如同一次性家具的烂品。这两种我家都有过。我们小孩子卧室里的家具就很糟，似乎一推就要散架。我现在都不记得它们的样子了。我记得的，都是和我有交流的木头家具，现在想想，它们因为有历史，便有了灵魂似的，它们和我儿时的朋友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会激起我偶然温馨的回味。
　　 有一年在芝加哥的一个中国家具店里，我看到一个木凳，700美元！我给老公说，这个凳子绝对一点不差地和我小时候骑大马的黄凳子一模一样，我们大概花了连7块人民币都不到。这一下勾起我对儿时家具的思念，真希望那些家具都被我们保存下来，把它们海运到我美国的家里，是多么独特有价值的乡恋。
　　 就这么几样家具，母亲指使我每天擦灰尘，始终保持其铮亮。而且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摆放，每次要挪，她会和我商量：咱们挪挪家具吧，春天了，该有个新样子。我最恨挪家具，我的胳膊没劲，累的我呲牙咧嘴，吃奶的劲都要使出来。因为怕磕了碰了，我们必须把家具抬到一定的高度，真的很费劲。父亲因为忙，很少在家帮忙，从十一二岁起，都是我和母亲挪家具。有时候我实在懒得大挪，就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一些简单挪动的建议，有时母亲还真的会采纳，挪出来的样子还真不难看。一次成功，她会再次问我，久而久之，我成了母亲室内设计顾问。哈哈。
　　 母亲对头发是很讲究的，那个时代，我从来见过任何人像她那么讲究。我记事后，她都是留短发，漆黑蓬松。我从来没注意她在哪里剪头发，只记得每次剪头回来她都不满意，在两面镜子之间来回寻找问题，然后给我一把锋利的专业剪子，要我给她修。起初我吓得手都哆嗦，头发对她那么重要，修坏了她还不杀了我。但她连哄带骗，步步紧跟地指导，我没有选择，不得不从命。还好，我从来没给她搞坏过。从此，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又增加了剪完头后给她修发这一项。
　　 这些细小的任务，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也长了我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胆量。
　　 而如今，我望着病床上的母亲，真的不知道，生与死的距离对于她来讲，究竟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