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不起一粒红尘

你贞姨年轻时可是个大美人，唉，红颜薄命啊！
　　 母亲每每提到贞姨的事，总是用这句话来开头和结尾。但我却从来没见过贞姨一面，这不由地增加了她在我心中的神秘感。
　　 直至我升入高中的那一年，贞姨才从乡下突然冒了出来。有一段时间，她来县城我家的次数很是频繁，可每次到家的时间她都掐算得特别准。在我吃完午饭上学的路上，一出大院，就能看见她在对面的小桥上犹豫徘徊。她习惯穿一件灰色的斜襟大褂，蓝裤子，黑方口布鞋，胸前抱一个碎花的小包袱儿。她的眼神总是喜欢停留在她的脚上，象是在逃避着什么人。看她一眼，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相信，她的心中一定埋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
　　 贞姨和母亲是堂姊妹，曾祖父是晚清举人，她们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民国37年腊月，一顶花轿将贞姨抬出了家门，那一年贞姨16岁。这是一桩天作地设、珠连璧合的天赐良缘。对方是江北的官宦大家，公爹在南方某省政府作检察官，丈夫在北平读大学。两家正是利用年节前放寒假的时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庆典。过门后，贞姨对公婆晨昏省安，恪守妇道。与丈夫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小夫妻二人甜蜜恩爱，读唐诗、阅宋词，鱼水和谐，相得益彰。正月底，公爹赴任，丈夫返学，只留下贞姨和婆母二人守在老家过起了平淡宁静的日子。
　　 麦梢就要发黄的时候，丈夫突然从北平回到了家里。贞姨十分惊喜，亲自下到厨房里为丈夫做他最爱吃的下车面。可一想到丈夫忐忑不安的神情，贞姨又倍感惊慌。果然吃饭的时候，丈夫才吞吞吐吐地提出，八路军就要包围北平城了，是走是留，决不可再迟疑了。他的同学们有的选择留在北平，绝大部分都在收拾行装准备开赴南京，报效党国政府。贞姨听着，眼泪扑簌簌落了满襟。她不懂得什么国家和民族，作为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她只求丈夫平平安安。到南京去，路途遥远又一路烽火硝烟，危机四伏。可留在北平城里，那听上去更是是非之地，攻城的炮火随时都会呼啸而来。她本舍不得丈夫离去，她害怕这天涯海角，阻断了丈夫的归期。可她没有主见，上有婆母，还轮不到她拿什么主意。她无助地望着婆母。公婆送儿子到北平读书十分不易，都是为了他将来步入仕途，能光耀门楣。婆母毫不犹豫地说，这点儿事还要跑回家来，你是舍不得我，还是舍不得你媳妇，真没出息。我们不是白养了你，你留在北平，落在人家八路军的手里，就算是幸好捡条命，你这大学在人家也是不作数的。你快快给我走吧，到南方去，到承认你这大学的地方去。
　　 回到自己的房里，贞姨为丈夫收拾东西。她忍着心里的泪水，怕是流出来丈夫不吉利。床头上摆着一双尚未上底儿的布鞋。那是贞姨亲手为丈夫衲的，是她为他想到的第一件礼物。丈夫拿在手里看了又看，与贞姨恋恋不舍。贞姨劝慰说，等局势平稳了，就快回家来。丈夫黯然说，谁知道呢？哪一天呢？贞姨听出丈夫心中的悲观，便掩饰着苦笑说，我是你的妻子，不管到哪天我都等着你。丈夫的眼里闪过一线光亮，他望着如花似玉的妻，将贞姨的双手死死地贴在胸前。贞姨把头抵在丈夫的心口上，听着他怦怦的心跳，含着泪呢喃，你看到咱门前的江水了吗？就算是它干了，我也在这里等着你。
　　 婆母性急地敲起了窗棂。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磨磨唧唧，到底是走不走了，再晚恐怕你就走不成了。丈夫攥贞姨的手更紧了，贞姨也死死地搂住了丈夫的背。婆母把窗户纸捅了几个大窟窿，破口骂了起来。你这个狐狸精，存心耽误我儿子的前程吗？贞姨吓得退开身，把包袱递到了丈夫的肩上。趁着夜色，送丈夫到村外的码头上，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搭上船，一点点儿漂远不见了。
　　 八路军和平解放了北平城，然后一鼓作气，一路南下攻陷南京，攻占了整个大陆。蒋介石带着一大帮残兵余勇龟缩到了台湾岛。
　　 贞姨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满怀欣喜地告诉婆母，希望婆母能设法告知公爹和丈夫，好让丈夫尽快回家来。婆母没脸没色地说，他在外面当了大官自会回来接你，你现在把他勾回来，让他守你一辈子吗？贞姨不敢再言语了。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贞姨和婆母提心吊胆地日日苦盼着那一对父子的消息。可二人却杳如黄鹤，音讯皆无了。
　　 春节的时候公爹回到了家里。他并没有因为作过国民党的政府要员，受到新中国的排挤和打击，而是官复原职。公爹讲起那些自愿留下来的老牌大学生，共产党不但没有另眼看待，反而都进行了很好的安置，在众多技术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贞姨的心里一团乱麻，她不敢开口向公爹讨问丈夫的消息。半夜里，她听到公婆的屋里传来了号淘大哭，婆母那悔恨的哭声，在贞姨听来象是把她的心扔进了冰冷的江水里。她明白，丈夫已经去了台湾，今生怕是再难一见了。贞姨咬着被角儿抽咽，眼睁睁地瞅着晨光从窗台一点点爬到窗纸上来。
　　 儿子降生了，响亮的哭声让公爹和婆母感到了一丝欣慰。可丈夫不在身边，如果他能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那一家人该多么其乐融融啊。贞姨不能去想，甚至头脑往那儿一走，她就赶紧去找活干。半夜里，她恨不得找个刀子把脑袋割开，将这件事像个线头儿似的抻出来。公爹给孙子起的名字叫世寒，让贞姨心里仅存的那点温暖的小火苗儿也“噗”地一声熄灭了。
　　 二年中，婆母常常是无缘由地痛哭起来，引得贞姨哭着劝着，一样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早晨起来，婆母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可贞姨能听见她疼在心底的哭泣，也能看见她倒流至心的泪水。她困坐在大炕上一动不动，一整天都念叨她的儿子，是她把独生子撵到了与世隔绝的偏安一隅，再也回不来了。贞姨艰难地带着儿子，守在婆母的身边度日如年。第三年，公爹突然从南方被押回家来，据说上级正在调查他儿子远走台湾的背景。公爹无法说明情况，自是逃脱不了干系，只好先停职回家，反省自查。婆母承受不了打击，撒手西去。
　　 从此公爹被戴上各式各样的帽子，每一项运动他都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批斗。每次游街回来，贞姨都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撕坏了缝缝补补，身上的血和土也及时清洗。运动分子们多次找到门上来，先是动员贞姨和公爹划清界限，后见贞姨不为所动，便干脆也将她归入斗争分子。贞姨抱着孩子跟在公爹的后面，看着公爹脖子里插着“里通外国”的大牌子，而自己的胸前挂上了“反革命老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子站在了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她从没感觉公婆和丈夫是坏人，她只想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她不抛弃公婆，在她认为那是公理，她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敬老爱幼，相夫教子。还有，她曾经答应过丈夫，她要在这里等他，哪怕江水干了，她也不离不弃。
　　 半夜，贞姨听着汹涌的江水东流而去。她只能宽慰自己，就当那是我的泪吧，不哭，不能哭，为了孩子，为了等回自己的丈夫。贞姨咬碎了牙坚持着，可公爹却坚持不下去了。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夜里，公爹支撑着起来，没有惊动儿媳和孙子，在高高的门框上栓上绳套，把自己悬挂在了耻辱的名声里。
　　 贞姨清晨里前邻后舍挨家挨户地下跪，小世寒跟在身后溅得满脸是泥，善良的乡亲们还是被贞姨感动了，他们都不顾运动分子的警告来到贞姨家里，用一口薄棺装殓了公爹抬到村外去。
　　 在以后的批斗队伍中，三里五乡的人们都会把同情的眼光投向那个牵着孩子的女人。正是因为有了贞姨的存在，乡亲们才慢慢体会出这样的批斗是不是丧失人性，是不是对人性的摧残，有没有大搞特批的必要。老百姓不敢说出口，不敢交流，但是渐渐地往“坏分子”身上泼脏水扔垃圾的少了，甚至站在街边的也不再起哄看热闹了。这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刚开始，在江边倒是一下子失去了光彩。
　　 然而，就在那一年冬天，世寒死了。17岁的世寒被征走修河工，队长分配给他的活永远是最苦最累的。世寒明白自己的出身，从来没有微词。他埋头拼命地干，经常是别人都收工了，他还在取土筑堤。有一天傍晚，他在江堤上听到了冰上孩子的呼喊，他不及把土车子停稳，就一个箭步冲上了堤坡。世寒看到几个小孩子正拼命地往岸边跑，冰窟里还扑腾腾地有两个。他顾不上想太多，三两步跃到了冰面上去。当他把手上的搭裢甩到孩子的身边，两个小孩子惊惶失措根本抓不住。世寒不得不往前伸手去够水面上乱挠的小手，直至冰面又一次塌陷下去。
　　 孩子没救上来，自己又搭上了性命，贞姨昏死过去。生产队对于世寒舍生救人的事迹说法不一，那些阶级立场鲜明的积极分子为了不让世寒获得荣誉，想把整个事情说成是世寒趁天黑无人把孩子推进了冰河里。贞姨顾不得病弱的身体，长跪在生产队的门口，滴水不进。她只想为儿子讨回公道，不能让儿子背着黑锅衔冤而去。两天两夜的对峙，那些丧失天良的人终于不再言语，但他们在给公社报送的材料里，故意将事情经过写得模棱两可，以至这件事竟然是不了了之。
　　 那一年，贞姨35岁，头发白了一大半，眼睛蒙上一层雾翳，彻底失去了光彩。她完全失去抬头的兴趣，她不敢看任何人，听任何事。在她心里，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一个亲人，远在天涯的一个亲人。她相信，他没有忘记她，因为她是他的家。
　　 她的房子被队上没收充公了，她只能搬到逼仄的磨房里。她所有的家什和用物都被盖着红印章的封条封死了，她除了好心的邻居接济，更多的时候要靠自己外出讨乞。但无论走出多远，她都想着赶回到院子里，她担心若是哪天丈夫回来了，她应该等在那里。
　　 十五年，她守着公婆和儿子的坟，坚守在这个不称为家的家里。贞姨斩断了所有的后路，顽强地活了下来。她唯一的信念只有一个，她是那个人的妻，那个沦落天涯的人，那个生死未知的人，那个一诺今生的人。
　　 贞姨从队上分得了几亩地，没人帮助，她只能以多换少，在江边的地上种起了菜园子。她象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看着菜园，她常常在想，丈夫最爱吃茄子卤面，茴香馅饺子，第一刀韭菜又嫩又鲜，烙几个鸡蛋合儿他可以带在路上吃。就在贞姨的日思夜想中，她突然有一天听说河对岸有个落后分子收到了台湾的来信。她感到头顶上闪过一个劈雳，哗啦一声，天为她扯开了一条缝。她甚至都不敢仰脸去看，她害怕这是个梦，她强烈地感觉到丈夫正顺着那一缕阳光，缓缓地降落到她的身边来。她一口气跑到江边的菜地里，对着汹涌的江水号啕大哭。
　　 贞姨想到能帮助她的第一个人便是我的母亲，于是她匆匆地赶到县城里来。母亲携带着贞姨写的资料找到市里的港澳台侨办，然后给《天涯共此时》栏目写信。贞姨就象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死活再不肯撒手。她隔三岔五地跑到县城里来，上午到侨办下午来我家探听消息。我能猜想得出，她的心里重又燃起了一团火，可是她的人却平静如水，每一步都轻轻地落在地上，她的眼神也始终不离开身前一步的土地。她真的害怕伤害到一只蚂蚁。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她甚至不清楚她正在做的事是不是又增添了她的罪恶。
　　 我升入高三的那年秋天，放学回到家里，却看到贞姨坐在院子里抽泣。在母亲的手边放着几张信纸。贞姨抬起头来，脸上充满了歉意，她压抑不住心里的兴奋，她说，你姨夫来信了呢。我看到，贞姨那一刻象是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半是高兴半是羞涩。那是她三年来第一次同我说话，尽管她已有近六十岁的年纪了，声音依然娴静透明。
　　 我看了信的落款，才知道那个让贞姨苦苦等了一辈子的男人名叫关义。他当年追随蒋家去了台湾，却没能捞到半点差事。他被疏散到大山里做工，给当地的农人搭活计。他娶了当地的农家女，先后生育了两个孩子。他在北平读了大学，却在台湾干了一生的农活。他的生活是中下等，勉强供两个孩子读书。前些年妻子病故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他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过日子。他没有一天不盼着回家来，做梦都是门前的一川江水，还有他的爹娘和娇妻。在信中，他提到，他已经与孩子们商量好了，他正在攒钱，他要回来，叶落归根嘛。
　　 贞姨催促着母亲抓紧时间给他回信，简单地说一下公婆的情况，最好是能订下他的归期。因为台湾省还在使用繁体字，贞姨不得不借助我的帮忙。那个年龄的我一边翻着繁简字对照表一边想，爱情是个什么东西，婚姻又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让眼前这位女人赔上了青春不说，一生都无可救药地搭了进去。如果说爱情是个约定，婚姻是个承诺的话，那么她拿在手里的岂不是一面只能照照自己的镜子吗？尽管那个男人没有主动地选择背信弃义，可他毕竟在那个远离贞姨的世界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贞姨却用痴心坚守着自己的那一句离别时的回答，在孤独的守望中挣扎了一生。我在心里为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鸣叫不平，可贞姨脸上安静如水，仿佛这是她已知的命运，也是她选择承担的命运。
　　 我为贞姨把信重读了一遍。贞姨若有所思地听着，到最后她像是狠了狠心说，提两句世寒吧。话没说完，她的泪已经流到了唇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