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官帽”论做“官”

我这辈子,虽然职务不高,也算曾经做过“官”的人。十四年前，在部队担任过近五年的团长。一年前，担任过七年多的正处级分局长。现在虽然待遇高一些,，也只能算作一个小“吏”了。
　　 由“官”变“吏”后，对“官”的思考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考的起因，来自于我内心的一种感受，即自己总感到曾经的部属对我的敬畏，远超过与我的亲近。我与他们曾经经历过许多艰难，曾经并肩战胜过许多困难。我们共同痛苦过，也共同欢笑过。按理说，曾经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感情是很深的。可大家为什么一直对我毕恭毕敬，缺乏那种朋友般的亲密呢？
　　 几天前，我忽然顿悟，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下属对为“官”者的态度，反映出那个“官”在位时的优劣。我们姑且把为“官”自优而劣划分为ABCD四等质。那么，为“官”者身后有一大批追随者，可定为A类；身后有一大批跟随者，则为B类；身后有一大批观望者，则为C类；身后有一大批反叛者，则为D类。
　　 A类为“官”者，与B类为“官”者的不同表面上看在于一个字的不同，即身后有一大批“追”随者和“跟”随者的不同。追随者与跟随者的不同就在于追随者与为“官”者心心相印。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他们对“官”的决策有透彻的理解。他们敢于负责，能够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可以弥补“官”的过失，完善“官”的决策。当“官”离开他们时，他们当中会有很多人能够担当“官”的重任。而跟随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觉跟随者，一类是不自觉跟随者。自觉跟随者，是出于对为“官”者的信任，出于对为“官”者的感情，或许也出于对为“官”者决策的理解而自觉跟随。不自觉跟随者，大多是畏惧决策者建立起的制度和机制而被动跟随决策者行动。他们大多因为缺乏对为“官”者决策的理解，对工作目标比较模糊，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往往只是盲目地服从决策者的指令。这两种群体的最大不同是，A类群体可以集中集体的智慧，去创造性地完成任务。B类群体虽然具有较强的执行力，但更多地依赖决策者的决策水平。
　　 A类为“官”者，除了有B类为“官”者的优点外，更重视将自己的思想、理念灌输给部属，更重视将自己确定的目标变成大家共同的目标，更重视营造民主平等的内部氛围，更重视将自己的想法巧妙地通过部属的嘴说出来，使大家不自觉地感到即将要做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己必须做，且要做好的事情。对于即将来临的任务，大家都会有“我要干，必须干好”的冲动。而B类为“官”者，大多时候是把部属当作机器。不重视将决策者的思想、理念灌输给部属，不重视充分发扬民主，过分依赖为“官”者本人的威信和为“官”者编好的程序、建立的各种制度、机制，只要求部属严格按指令去做。面对即将来临的任务，大家都会有“要我干，不得不干”的压力。这样的结果，虽然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甚至效率很高，但扼杀了许多人的创造性，也增加了决策的风险。在我看来，毛泽东、周恩来是典型的A类为“官”者，而巴顿、彭德怀更像B类为“官”者。
　　 C类为“官”者，身后之所以既无追随者，又缺跟随者，其原因大多是为“官”者个人能力的原因。他们或者因为软弱、无能，或者胸无大志，缺少追求，或者纪律松散，制度不全等各种原因，使部属对其既缺乏信任，又缺乏信心。在这个群体中，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大家对决策者始终处于怀疑状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缺乏执行力是这个群体的致命伤。这样的为“官”者，不出大事就已经是万幸，绝不能指望其有什么贡献。
　　 D类为“官”者，身后支持者少，反对者多，其原因大多是为“官”者品德出了问题。他们往往说一套，做一套，任人唯亲，任人唯钱。面对上级，不把自己当人，面对下级，不把他人当人。对别人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对自己用最宽松的政策对待。特权思想严重，官职不大，架子不小。在这样的群体中，阿谀奉承得宠，刚正不阿受难，正气不足，邪气有余。因此，当D类“官”的面目被大家认清后，一定会有很多反抗者。D类为“官”者，最终将被自己的部属所抛弃。
　　 我算B类吧。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我会做的更好。
　　 （2013年10月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