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的日子

摘要：这几天做每一样事，我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我提着午餐的袋子走进病房，母亲浑浊涣散的目光一下就看到我，“我们的大厨来了！” 她有一丝力气就想开玩笑。母亲能吃下的食物越来越少，花样也越来越少，但两顿不能吃一样的饭，不外乎是在疙瘩汤和面条汤之间轮换。第一次意识到做一口饭难度有多大，有时她真的就吃两口，那两口她吃的蛮香，眼睛里有盼望和满足，这就足以鼓起我做饭的劲头。精神好的时候，吃完漱漱口她会问，“晚饭吃什么？” 我们开她玩笑：你就惦记着吃。
　　 我们小的时候赶上一段文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等地极度贫乏，几乎一切食物都定量供应。我们有很多玉米粉，但小麦粉很少。为了把玉米粉做的好吃点，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宗旨就是不能重样，否则吃饭很痛苦。常常刚吃完饭，大家就会问，下一顿吃什么。全家人的意见统一了，下顿饭就没人抱怨。后来成了习惯，日子好了以后，有时仍然会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母亲就会斥责我们：你就惦记着吃！就不能想点别的吗？
　　 我小时候的记忆和母亲纠缠的最多，父亲总是很忙，在我的记忆里远不如母亲那么紧密，弟弟妹妹出现也不多。也许因为这个系列是写母亲和我的纠结，大脑自动地屏蔽了其他记忆。
　　 文革前期，物质供应还算丰富。父母都还在他们的岗位上，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夏天放假的时候我天天都在外面玩，天生就黑的皮肤，晒的跟小黑人似的。有一年的夏天爸爸去什么地方集训，妈妈生病住了一个月的院。那个夏天我如同生活在天堂，没有人管我，没人打我骂我，我想干什么干什么，脖子上挂了一只门钥匙，光着脚满世界跑，吃饭的时候去学校的食堂。爸爸跟食堂的陈师傅讲好了，他付了食堂一个月的钱，我只管吃饱就行。小孩子好奇，我觉得大锅饭比自己家的小锅饭好吃多了，连一碗西红柿鸡蛋汤都喝的津津有味。有一天我正大口吃着蒸的萱萱的大馒头，母亲出现了，她从我手里拿走馒头，扔进垃圾桶，厉声说：跟我回家。我大气不敢出，跟着她走，出门还留恋地回头看陈师傅一眼，我真希望他能把我救回去，但我知道谁都没有妈妈厉害，没有人敢挑战她。
　　 回到家，我被妈妈臭骂一顿：你就是贱的很呐，食堂的破饭还吃的那么香。馒头有什么好吃？家里鸡蛋油条你不爱吃，馒头还吃的大口大口的！
　　 有关鸡蛋和油条，是这样。据父亲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只会做一种食物，疙瘩汤。我觉得这么说一点不夸张，我记事后，母亲也是常做疙瘩汤，我们大家都吃够了，好在她不常做饭。那个夏天，一半的时候早餐是两只煮鸡蛋，另一半的时候，是买回来的油条。这两种食物都是当时我最不爱吃的，如果不是怕妈妈打我骂我，我宁愿饿着也不想吃。但最终，我还是为此挨了很多骂和两次暴打。
　　 开始我不去吃鸡蛋，等中午妈妈下班回来，两个煮鸡蛋还在碗里。她把我臭骂一顿，并逼着我当她的面吃下去，“我倒是要看看，煮鸡蛋会不会把你毒死。” 怕挨打，我只好吃，吃到蛋黄的时候，我的头就开始发晕，并有要呕吐的迹象，眼泪也出来了，妈在旁边看着，厉声说：不准吐，往下咽。两个鸡蛋终于吃完了，妈妈说，“怎么样？你没死吧。”
　　 第二天我自觉地，乖乖地吃煮鸡蛋。我只吃了蛋清，把两个蛋黄扔进炉子底下装灰的那一格。小孩子脑子简单，我没去想下面已经堆起来一些炉灰，圆圆的蛋黄被扔进去后，又滚了出来。妈妈中午下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两个粘满炉灰的蛋黄，她当然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把我叫到跟前，问我早晨吃鸡蛋了没有。我说吃了。妈问，都吃了吗。我肯定地点头，都吃了。接着，可以猜到，是一顿打。妈妈的解释是：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没吃蛋黄，而是因为你撒谎。
　　 油条是另一种让我头晕的食物。妈妈上班很早，买好了油条放在盘子里，嘱咐我起床后吃掉。我吃两口，就觉得头晕，剩下的就不吃了。妈妈下班回来，当然不高兴，警告我如果再发生，我要挨打。第二天早餐又是油条，我和邻居的姐姐冬花换，我吃她的馒头，她吃我的油条。但我忘记提醒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晚上，冬花的妈妈看见我妈妈，就笑呵呵把这档子小孩子之间的交易说了。妈回到家拿起竹板子打我，理由是：我没有经过大人同意，自作主张搞交换。如果不管教的话，下一步我可能会用家里的椅子换别人家的凳子。
　　 现在我不能确定我小时候是否真的知道头晕是什么感觉。等爸爸集训回来，妈妈讲给他听，爸爸问我为什么挨打都不吃煮鸡蛋和油条，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我吃了头晕。到今天我也不爱吃煮鸡蛋，就是吃，也不会吃蛋黄，倒不是因为头晕，干干的噎人，没什么好吃的。几十年后，我终于学会了吃油条，现在还爱吃。
　　 食物对母亲很重要，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小时候没有结论，但下意识里有自然而然的观察。长到十二三岁，我会生气赌气了。挨打之后，我非常伤心，吃不下饭，我就不吃。我妈以为我暂时不吃，过一会儿气消了就吃了。但我一直不吃，整个省掉一顿饭，到了晚上，她来逼我吃，“把这碗面吃了！现在就吃！” 我沉默，静坐，不吃，最后会发展到她来求我。那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不知道如何妥协，她越是要我吃，我反而越发不能吃。常常是我的气早已烟消云散，但她如此关注我是不是要吃这顿饭，逼我求我吃饭，无形中发起了一场冷战，我本来可以吃的，现在无论如何吃不成了，我看不到她给我的台阶，愣是不知道怎么下去。爸爸在这样的时候对我很不满意，他本来因为我最初的挨打同情我，生我妈的气。等我闹到三顿不吃饭，他觉得我是得理不让人，太倔了。
　　 这样几次后，我就下意识地用不吃饭来抵抗母亲。那时候我的确没有预谋，没有计划，完全不懂用绝食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是下意识里认出这一招能让她对我好一点，就不自觉地不断使用，而且屡试不爽。后来长大了，我仍然很纳闷，一个人一两天不吃饭都不是什么问题，不会把肠胃搞坏，她为什么那么受不了我不吃饭呢？也许食物对她是一种象征，也许母亲理解的民以食为天，是肚子里没有食物，天会塌下来。
　　 回国后我担起了每日做三餐的任务，每日给母亲的菜谱极为简单，1. 烧豆角，疙瘩汤；2. 烧豆角，西红柿面条汤；3. 烧豆角，小米粥。我再三问妹妹，非要这么简单吗，不能来点鸡汤面，或者冬瓜汤，或者馄饨之类有味道一点的饮食吗？妹妹说，妈妈不吃，她生病后只吃煮的很烂的豆角。有一天我问半睡半醒的母亲：妈，想吃点什么？她无神的目光盯着天花板，似乎在思考。我提议：水饺怎么样，想吃水饺吗？母亲疲惫地笑了：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从那天起，母亲的饮食里色彩多了起来，有一天我在鸡汤里放了些菠菜，她大口大口地吃。我问她，好吃吗？好吃，她说。我说，我把菠菜根都剪掉了。她眼睛里是调皮的笑意，声音微弱地说：剪掉干嘛，甜甜的多好吃。妹妹，妈妈，我，我们三个大笑起来。
　　 这里的典故是，小时候我们都恨吃菠菜，妈妈不但逼我们吃菠菜，还要吃那个粉红色的菠菜根，吃得我们都要吐出来也不敢反抗。妈妈看着我们挣扎的惨相说：菠菜根甜甜的多好吃，还很有营养呢。
　　 我注意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和她的心情有紧密的联系。也许所有的病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母亲更为甚，她的性格使然。在她心情好的时候，一针吗啡管半天，她可以一夜睡的很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浑身剧痛，吗啡加倍都不管用，我们只能看着她的汗湿透了衣服，渗出头发，流到枕头上，枕头很快湿了一片。
　　 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望着她，什么都不能为她做，只能轻轻抚摸她的手臂，看着她受罪。我们不能给她揉背揉身体，轻轻的触摸都会给她触电般的疼，唯有她的手臂可以接受抚摸。
　　 有一天她要我们去她的公寓里看看，浇浇花，把冰箱里的食物拿到妹妹家。我们照办了，不过顺路在鞋店停留了十分钟。回家的路上，我们有预感母亲将要不高兴，于是妹妹直接去医院，我回家烧饭。等我把晚饭送到医院，母亲在大口喘气，妹妹在抹眼泪。果然，那计划外的十分钟使她大为恼火，她对我抱怨：你妹妹一向如此，一走就走几个小时，全然不顾我死活…在这样的时候，令她生气的人必须立刻消失，眼不见心不烦，妹妹委屈着离开医院。我送来的饭母亲坚决不吃，呼吸困难地给我抱怨妹妹的不是。我不是个懂得和稀泥的人，我不能因为她有病就任她自虐。我慢慢地开导她，让她看到妹妹这20年为她做了多少事，为守着母亲妹妹20年没有度过假，白天黑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明确地告诉母亲，这些我是做不到的。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妹妹差不多是个圣人了。如果妹妹需要出去一下，需要和朋友聚聚，母亲必须理解，不能生气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伤害妹妹的感情。
　　 母亲终于点头，明白了。她说。
　　 人在病危的时候，很怕亲爱的人离开身边。我这样想。我和妹妹决定，不再一起出去了，至少有一个人始终守在她身边，而这个人多半是妹妹，毕竟，在过去的20年里，我如同去了另一个星球，是妹妹和她日月相守，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
　　 多数的日子里，母亲心情平稳，疼痛似乎也可以忍受。每次我们三个在病房一起吃饭，是她深感幸福的时刻。她总是重复地说：这样多好，我们三个这样多好。
　　 病房来了新病友，母亲立刻烦躁起来，疼痛似乎被唤醒，火烧火燎地煎熬着她。我一遍遍宽慰她，不要生气，不要急躁，自己的身体当放在一地位。但是不管用，母亲一生内心噪声很响，她心内的宁静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
　　 医生说，这样的话，母亲回家住一段最好。是啊，我也是这么看。我给母亲提过一次，她一口否决。她是怕死，怕家里没有急救人员和设备，她会骤然死去。我虽然理解，但濒临死亡的人十分恐惧死亡这个事实依然让我吃惊。我不由得反问我自己：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我还能像现在这样视死如归吗？
　　 但她还是听医生的话，由我们把她带回家了。第二天，她享受到了在家里的清静，干净，方便，主要是，我们三个人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珍贵。原本她要我们请求医生，第二天再住进去，但到了早晨，她说，要不我们就在家里住几天吧。
　　 我知道，这几天将是我们一起住在家里最后的时光了，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了。但是母亲不知道。
　　 这几天我们过的很安宁。每天在饭后，我给她看微博上一夫食堂里胖肉的照片和视频，这样她每一天都有个快乐的开始。我和妹妹几乎隔一天包一次饺子，母亲非常爱吃水饺。我们在她的卧室里支了小饭桌，把饭菜端过去，三个人一起吃。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常常兴奋地双手在空中挥舞：太好了，这样多好！我们能永远这样就好了。有一次她问我：你退休了能回来吗？再不回美国了，就搬回来。能吗？我踌躇了一下：能当然能，不过我回来能干嘛呢？我都不是中国公民了，在这里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金，我怎么生活呢？母亲不吱声了。然而我心里想的是，母亲不在，家就没了，我再来的话是去，而不是回。
　　 这几天做每一样事，我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最后一次，我问母亲她的家世，果然听到了新故事。
　　 第一要更正的是，姥姥生过7个孩子，不是11个，母亲的姐姐是老大，母亲是最小的。中间有四个差不多生下来就死了，最长的活了也不到一天。活下来的三个是母亲，她的姐姐和哥哥。母亲说他们是恩字辈，她姐姐叫章恩华，哥哥叫章恩朴。我说真好听啊，有点像半台湾半韩国的名字哎。我问妈，“你的呢？你的名字里没有恩吗？” 她缄口不语。她在考虑，告不告诉我。
　　 其实我早就知道母亲的原名不是现在的名字。我也知道她现在的名字是爸爸给她起的。至于这中间的浪漫故事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翻看父母的通信和他们的大影集，发现了一些很juicy的秘密。比如母亲的原名是莲，她以前有一个在威海当海军的男朋友，那张海军照太帅了，我都爱上那照片了。那张照片的背面还有一首小诗，绝对浪漫。我一直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没有考虑那位帅哥。另一张军官的照片，背后也有一首诗，不过那诗更像求婚誓言。那两个男人都比爸爸长得帅气，妈妈为什么会选爸爸，真是个谜。我的猜测是，爸爸是这三个男人里最有学问的。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爸爸这个大才子，为妈妈做的第一件深得她芳心的事，是给她取了一个雅致独特的单名：霓。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发现了这个秘密，妈妈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所以她在斟酌是不是要告诉我她名字的秘密时，我想的是我再不问的话，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说，“妈，我知道你以前的名字是莲，对吗？” 母亲慢慢地嗯了一声，望着天花板说，“是的，章恩莲。” 我马上说，“多好听啊，恩莲，真好听。你要当初把这个名字给我就好了！” 母亲说，“不好，别人叫的快，就成了章莲，恩字都吃掉了。” 我继续戳穿他们的秘密，“霓是爸爸给你起的，是吧？” 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嗯。我刚和你爸爸好，有一次我说大家把我都叫成章莲了。你爸爸就说，那我们改个名字吧，取个别人叫不错的名字。我一听很高兴就同意了。你爸爸问，你是什么时候生的，我说天刚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辰不好，你爸爸说，怎么不好，那是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他就给我选了霓。”
　　 不论是母亲的时代，还是当代，霓这个字，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我认为。
　　 我们每天都聊天，母亲不能讲的时间太长，否则她会很累。她睡的很多，白天黑夜都没有了区别，她经常说着话，头一歪就睡了。望着她日益消瘦干枯的脸，我庆幸又心酸地想，好在爸爸已经不在了，要是他看到妈妈这样，该多难受啊。
　　 事实就是这样，活着的人总为死去的人痛断肠。实际上真正在痛苦中煎熬的，是活着的。死去的人如一缕清风，无形无色无痛无情，他们才是幸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