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事

在少年时期有限的玩耍空间里，结伴拿着镰刀背上笼窝去割草也算是一种乐趣。落实农村土地分产到户后，村里家养牲畜的不在少数，为了犁地、播种、运粪、收秋，农户里离了牲畜是不行的，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农民把养的牛马骡驴都当宝贝疙瘩，为了省料省草，牲畜又上骠，人们在夏秋季节常常出去割些青草，回来再铡成碎节给牲口拌着糠料吃。
　　 割草主要是大人们的工作，一到午饭后，个个拿着工具出发了，到天擦黑后才满载而归。小孩们也割草，但要在星期天和暑假里才成，四十天的假期里大半时间都用在割草上了，也算是为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割草也不是件容易的活儿，我们村西高东低，地块成丘陵梯形状，，田地里十年九旱，人们种秋作物的极少，既是有少量的秋田也是种些土豆，谷子，栽些红薯之类的，这些田里没什么草，田主也不许你去进田踩踏，割草只有到南北两边的沟田里，南沟数十块地里全是玉米地，沟田较平地田湿润，草也较茂盛，是割草的理想地段，北沟较近，但面积小，且下沟的路是羊肠小道，一般少年不敢涉足，只有那些成年人才去的。
　　 割草的时间大都选择在下午，提前约好几个同伴，吃过午饭互相叫唤约上同走，或者是约好一个地方聚齐一块走，一路上嘻嘻哈哈互相打闹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沟底。沟里的景色远比枯燥乏味的村庄好多了，绿油油的玉米高过头顶，不知名的青草铺满田间，两边的山上长满野花，野草，野树，抬头一望甚是好看，红溜溜的酸枣一片又一片。经常下沟割草，沟里的美景是看惯了的，到了沟里照例先玩耍一会，然后打酸枣，没有足够的木杆可以打，地上的料角石到处都是，打酸枣的办法是个个动手，手拿一块称手的料角石瞅准上边的枝叶一石上去，哗啦一片落地，然后拣满裤兜，割草的时候细细品尝。
　　 玩够了，各自找一块茂盛的草地开始割草，这时候太阳渐渐西下，钻进玉米地里也不闷热了，割草的方法是先把龙窝放在地头，蹲下身子左手抓草右手拿镰，手里满把了放在地上，从地这边到地头放上几十个小草堆算结束，然后提上笼窝一堆堆收起来，狠劲的塞满，笼窝里不装满路上很容易撒掉，因此装的时候草根朝外，草梢朝内沿笼窝边一层层压紧，最后用镰刀把儿一背，打道回家。
　　 黄昏时分，割草的人们一个个钻出了玉米地，一声忽哨，同伴们相继上路，长长狭窄的上坡路上割草回家的排成了一条长龙，在路上蜿蜒而行的人群或唱歌或唱戏词，或大喊或哼调好不自在，上了沟，休息一会各自归家。少年时的暑假就是这样度过的，每天下午去割草，日复一日，直到开学，也就镰刀高挂笼窝入库了。
　　 少年时的回忆如飘忽的云，时而舒卷不定，除了割草打枣，戏台上的露天学堂总是矗立在记忆深处，时隐时现。
　　 1976年的中国是个特殊的年份，这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年，我八岁，根据当时的规定，到了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至于国家发生了哪些大事却全然不知，也不是一个小孩所能慬得的，我知道的是该去上学了，妈妈忙乎了好一阵子，她提前为我缝合了一个崭新的粗布书包，做了一双布鞋，买好了石板，石笔，爸爸请邻居木匠叔叔赶做了一个小凳子，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开学的日子了。
　　 我的幼小的心灵又是兴奋又是紧张，脑子里老是不平静地想着，学校是个什么样子，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会不会打我们，小伙伴们的书包什么样，与同学能相处好吗？手搬着指央数了几天，终于妈妈说，明天该上学了。
　　 那一天，大概是九月一日吧，我早早起来吃过饭，很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奶奶为我洗了脸，洗了头，洗了手，洗了脚，爸爸给我挎好书包，石板，石笔，装在书包里，石笔塞在我裤兜里，穿上洗干的衣服，爸爸送我去上学。
　　 一路上想着学校的样子，不停地问这问那。
　　 孩孑们被大人领着陆陆续续到了平时晚上看电影的地方，同公社一墙之隔的戏场里，那些大人相互说着什么，来的小伙伴有男有女大都不认识，女孩们留着小辫子，男孩们都是平头，一个个都穿着干净的衣服，像过年一样，大家相互腼腆了一会，很快便熟识了，在宽阔的院场里嘻笑打闹，你追我赶， 一会老师来了，两位女的，一位年岁大的，大人们说这是校长，一位年青的，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老师了。
　　 她二十岁左右的样子，个子挺高，浓眉大眼，上身穿花布褂子，下身穿黑蓝裤子，后背上吊着两根扎红线的辫子，脚穿带扣布鞋，脸上略带羞涩，一看就是才开始当老师。
　　 她指挥着叫我们排成两排，一个个站得笔直，接着年岁大的女校长讲话，她噪音浑厚地先介绍老师，说老老师姓王，代我们的语文，算术，叫我们以后要听话，好好学习，遵守纪律，接着说学校暂没有教室，今后，就在戏台上上课，戏场里岀操，其余还讲了什么，记不大清楚了，接着我们鼓掌，大人们在旁也轰笑。
　　 随后校长走了，老师带我们上了戏台，进入东边的长方形屋子里（后来才知道那是戏台的侧房，唱戏的演员化妆和休息的地方，屋里的光线不好，屋子昏暗，只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上贴着报纸之类的窗纸，屋子有相对的两个门框，没有门板，也没有门锁，窗户下边有一张长桌，桌上放着一块布，一根细长细长的木棍，墙上挂块长方形的黑木板，地上倒是干净，墙根角倚着一把笤帚，再没有什么物件了。
　　 家长们依次报了我们的姓名，属相，年龄，让老师一一做了登记，然后相继回家，老师让我们摆好带的小凳子，又到外边台子上站队了。
　　 那一天，老师让我们排队走了几圈，然后解散自由玩耍，让我们相互认识一下，让我们记住自已的坐位，让我们不要打架，大约一两个钟头的样子，老师宣布了第二天开学到校时间，然后宣布放学。
　　 在高高的戏台正面上方写着东方红舞台的戏台化妆间，我和我的伙伴们正式成为双昌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在这里我们从l十1＝2起，从b，P，m，f，学起，开始了小学五年的学习生涯。
　　 整个一年，就是在戏台上上课，戏台下玩耍，放学了带着书包板凳回家，上学了带着板凳书包到戏台，冬天天冷，屋子里不能生火，我们就背书，什么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背上一会、玩耍一会，再背上一会就放学回家，下雪天一般不去，有时几个孩子去了，老师也不去，于是玩耍一会各自回家了。就这样玩着耍着上完了一年级。
　　 虽然成了学生，却一直不知学校在哪儿，学校是个什么样儿。
　　 1977年夏天结束秋天快到的季节，该上二年级了，老师又把我们带到一个宽大的打麦场，说是四队的麦场，打麦场有两间相通的砖木房子，一间较小，据说是夏收时看场人住的，里边没有床也没有炕，也是窗户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间是老师办公的地方，另一间房较大，是堆麦粒的地方，作为我们的教室，在这里也是断断续续，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数九寒天放假，下雪天不去，两年间从戏台到打麦场，我们只见过两三次女校长，后来听说她姓卫，老师却换了四五个，那位王老师给我们上了大概两三个月课，后来冬天出嫁了，也就不当老师了，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姓樊，也是教了我们几个月，生孩子后也不教我们了，那时的我们，也不管是男是女，来上课就叫老师，全然也不知老师的名姓，直到上了三年级，我们才算正式进入了学校，校址是我村的东庙里，离村一里路的样子，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当时庙里的房子不够用，因此我们只有在外边念书的份儿了。
　　 在这所学校了我念完了小学，念完了初中（原来是I一8年级学制，后来小学初中分家还在一所学校里）直到后来步入社会。
　　 回想那个年代里，真是艰苦，当老师的大队记工分，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教师文化水平也很低，由于待遇不高，条件不好，没几个能安下心教学的。
　　 在那个年代的那种环境下，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教学成绩，只要不把我们弄丢了，那老师就不错了，至于两年里学到些什么，基本没人去问，我们也乐得自由自在，直到现在，我的汉语拼音还是不能过关，这跟小学初级学习有很大关系，谁让我们当时赶上了呢。现在的教师，现在的办学条件，家庭条件，真是那个时代的人不能够想象的现在，教育、教学环境，师资力量和八十年代前后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别，孩子们哪里会知道我们用石笔、石板，自带小板凳上学，在寒气袭人的"教室"里的感受，身在福中要知福，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