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

　　 理发店改称“发廊”，那是上一世纪的事了。我仍旧每月理发，把我从颓废中拯救上一次。不过，我也改良了，不叫剃头，叫剪发了。头上的功夫，脸面上的事情，马虎不得，可我，不到乱鬓遮耳，不去。原因很简单，懒。人闲长指甲，心闲长头发，闲了便邋遢，我的头发也长得太茂盛了，常羡慕“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的葛优们，多省事哟。再就是，每当你把屁股刚放稳在那转椅上，美发师小姐总会捉着你的头发，叨叨上一遍：“焗油吧，白了。”你每次都要重复地辩解一遍：“不了，谢谢，不搞假冒伪劣，该白就叫它白吧。”面对焗油，我总有一种感觉，“老黄瓜刷了层绿漆”般的滑稽，也怕是我已经老朽得落伍了吧。
　　 做人难，别的不说，单这头发，中国人就活得够目乱够颇烦够恓惶的了。原先，尊圣人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应当全而归之。哪怕是一根头发，也都不再只属于自己，悉数爱护，惟孝为大。所以，中国古代就有过和“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的腐刑同等厉害的“髡刑”———强行剃去你的头发。当年，司马迁被“宫”，他在给朋友仁安的信中写到，“刑余之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那是。遭受“髡刑”的人儿，其被辱承羞的感受，我想，不会比司马迁差到哪去。文革时，红卫兵给“牛鬼蛇神”们剃阴阳头，是深得祖宗的真传的，并算不得创新。
　　 到后来，满人入关了，强行推行“削发令”,剃头挑子的后边跟着提着刀的兵：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有了嘉定的三屠和扬州的十日，汉人的血流成了河。
　　 再后来，闹“太平天国”。鲁迅先生回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鲁迅《头发的故事》）
　　 再再后来，革命了，阿Q也“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咸与维新了。咸与维新了，王国维却拖着那条灰色的辫子跳了湖，完成了他的“一个人的战争”，“五十三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给子女的遗书）为着一个王朝殉了葬。其实，他老先生是殉道，陪葬于一种文化，辫子文化。
　　 一部清朝史，竟是以“辫子”开始，以“辫子”结束。
　　 黑头发里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剧情结。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宪问》里感慨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国女人的裹脚史和男人的辫子史是可以申遗的，窃以为。
　　 那是历史，革命总是要从“头”做起，现在还得理发。
　　 今天中午理了发回来，进了门，便喜洋洋地摸着头，望着夫人说：“我理了发，不傻吧？”
　　 夫人，在洗衣机前正忙，扭过头：“还不那样。”
　　 是啊，本来就是个呆子，和理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