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间，谁还唱起童年的心愿

　　 无缘无故想起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轻轻哼出，久远的往事接踵而至，仿佛电影一般，一遍一遍回放，禁不住莫名其妙地感动。
　　 我的记性并不是太好。上学的时候，老师总爱敲着我的脑门说：“白天教过的东西，不等过夜就还给老师了。”看我难为情的样子，老师似觉不忍，又补充说：“挨了批评也不记恨，转过身就忘了。”老师十分善解人意，说话滴水不漏，既对我先天愚笨表达了同情，又委婉地保护了我的自尊。如今，老师已经老了，他当然不会知道，我的记性有时也会很好，而且，好得连自己都不相信。
　　 比如唱歌，我就特有感觉。凡是打动过自己的歌曲，听一遍就能模唱旋律，听第二遍会记住歌词，听第三遍或许还能分辨出伴配器的风格。但我不会写歌，也不会作曲，更不会自弹自唱，我只是喜欢，没有理由地喜欢，仅此而已。
　　 第一次听四个小女生唱《心愿》，大约是1998年。如今10年过去了，那些歌词仍清晰地印在记忆中。我甚至怀疑那些美丽得不太真实的句子，是不是已经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要不然为什么偶然的一阵风过、一场雨来，那些鲜活的声音就不邀而至呢？
　　 “湖水是你的眼神，梦想满天星辰。心情是一个传说，亘古不变地等候。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春天是一段路程，沧海桑田的拥有。”迷朦雀跃的歌词，清纯稚嫩的旋律，简洁朴素的配器，略显青涩的嗓音以及曲式单一的和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首歌都与经典相去甚远。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歌声，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闯进了我的心，还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望那一段无法安放的青春。
　　 我知道，思绪没有根源，感动没有起点。但是，总有一个人会让你心动；总有一段往事会让你流泪满面；总有一个音符会触动你的神经；总有一阕旋律会穿透你的内心；总有一种召唤能慰藉你的灵魂。于是，在不期而遇的感动面前，我们会沉静下来，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寻觅“那些我爱的人，那些爱我的人，那些离逝的风，那些沉淀的泪，那些永远的誓言一遍一遍。”
　　 歌声漫过灵魂的藩篱，在无边无际的夜空弥散，淡淡的思念，也随着歌声远行。这时候，你不能不记起那把尘封多年的吉他，记起指尖轻轻划过琴弦的时候，恣意流淌的主和弦、属和弦、大三和弦、小三和弦。我常想，要能回到从前该多好，我们依然年轻，依然可以用笨拙的手，去拨响古老的吉他，面对每一次薄暮和晨曦轻唱：“我们都曾有过一张天真而忧伤的脸，手握阳光我们望着遥远，轻轻的一天天，一年年，长大间我们是否还会再唱起心愿……”
　　 这就是《心愿》，一首在网络上经久传唱的校园民谣。词曲作者王泽说，这是16岁生日的时候，朋友给她布置的家庭作业，她没有刻意追求什么，因此写得很快，前后20分钟左右，而且不改动。后来，高考结束，王泽找来小学和初中同学杨颖、乔媛、唐景莲，去朋友的音乐公司录了小样。再后来，写歌的、唱歌的人都忙着上大学、找工作、出国留学，谁也没有在意这首歌的命运，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么火。直到有一天，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要为她们作专访，才突然发现她们的《心愿》，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心愿》。
　　 一曲《心愿》未了，一段路程已分岔。四个小女生对青春的诠释，宛如无数人生作业题中的某一题，做完了、交卷了，告别的时候也到了。2000年9月，主创王泽赴美国费城艺术学院学设计专业，2002年5月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同唱这首歌的另外3位伙伴，也天各一方，渐渐断了音信。王泽说，乔媛读的是北京旅游学院，现在可能在北京工作；杨颖毕业于北京商学院日语专业，现在可能在海南；唐景莲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上。曾经那么默契的组合，如今已枯萎成“可能”这两个孤零零的字，多少有些令人感伤。
　　 也许，这就是歌中唱过的人生。永远不变的誓言，终究抵挡不住命运的分割，长大间，谁还会唱起童年的小小心愿？那些熟悉的身影，已化作满天的繁星，只有在深夜里，才会被思念牵引，彼此默默地注视。
　　 歌中没有唱过，那些青葱岁月的海誓山盟，大多经不起时间的浸渍，更经不起命运的风蚀，途经的每一条驿路，都不会到达人生的终点。歌中更不会唱出，人生路那么长，注定会遇到很多人，有的可能伴你走过一段行程，有的可能陪你慢慢走过一生。而更多的却只能与你擦肩而过，甚至来不及留下回忆的路标。但是，我知道这正是人生的真实，如水的年华悄然流过，寂寂无声，来去无踪。
　　 和所有的校园歌曲一样，《心愿》原本也很单纯，却经不住一听再听。听多了，这些再单纯不过的心情符号，就会变成思绪的载体，揭开记忆最深处的伤感，牵引出源源不断的感动。是谁说过，歌声可以找回最初的记忆，让你重新回到起点；也会抹去最后一丝痕迹，依旧开始下一轮平淡的故事。
　　
　　 北川的冰激凌
　　
　　 晚上，突然下起了雨。
　　 “儿子快放学了。”妻子说：“我去送雨伞，顺便给他买只草莓冰激凌。”
　　 “还是我去吧。”我立即关了电脑，换鞋出门。
　　 我们住顶楼，是老式公寓，没有电梯。下楼办事一直是我的专职，因为全家就数我胖，而爬楼梯可以燃烧多余的卡路里，一般情况下，凡有下楼这等好事，我都比较主动。
　　 儿子学校门口有公共汽车，直达我们居家这条街道，所以，我不必去学校，只需在家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台等。而更多时候，儿子并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他，哪怕刮风下雨，或者深更半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儿子下车后，第一眼看到自己的亲人，怎么说也是一份慰籍，更何况偶尔还有他喜欢的小零食，那种温暖，或许我们都需要。
　　 公共汽车还没到，我趁此机会去附近一家小超市买冰激凌。小超市的老板跟我很熟，很热情。话没说完，他就打开了冰柜，让我随意挑。我看了看，品种很多，却没有儿子爱吃的那种，只好遗憾地摇头。
　　 老板不忍心让我失望，又向我介绍其他热销品种，我仍旧摇头：“孩子很倔，只喜欢那一种。”
　　 “孩子都这样。”老板深有同感：“他不喜欢的东西，再好也不会看一眼。”
　　 “可不是，太折磨人了。”我忍不住抱怨：“孩子这么不听话，我们还得由着他。您说是不是上辈子欠他什么？”
　　 这番话刚出口，我突然发现，老板脸上的笑容没了。我以为他跟我一样，也很反感孩子的乖僻。没想到他怔了片刻，突然滚出一行眼泪，幽幽地说：“可别这么说，有孩子折磨，那是你的福气。我现在……想让孩子折磨都不成了。”
　　 空气顿时凝固，我有些后悔，不知道自己胡言乱语触痛了老板哪根神经，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尴尬。
　　 “我是北川人。当初，为了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高中，向单位辞了职，举家迁到绵阳，来这里开一家小超市。”过了好一阵，老板终于说出原委：“哪曾想，只读了半年，孩子又要转回北川中学去，怎么劝都不听。结果，遇到地震，他们班的孩子全部埋进了废墟……”
　　 我这才知道，老板的孩子再也没有回来，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北川中学见到过您，可我来不及招呼您。”老板说：“当时，我们心里只有孩子，嗓子喊哑了，饿得虚脱了，也不敢离开废墟半步，就想哪个缝隙里，会传来一声孩子的应答。”
　　 一生中最残忍的等待，其实莫过于此。地震后，我一直在北川，而北川中学又是我们营救的主战场。那是1000多个活生生的花季孩子呵，说没就没了，再也听不到父亲的一声呼唤，再也听不到母亲的一句问候。
　　 “答应一声吧！我们再不会呵斥你胡搅蛮缠，再不会责备你没大没小，再不会怨你整天斗嘴……”在废墟上听到这些话，比任何时候都揪心。
　　 可是，只要你肯，永远只是一个假设。如今，很多人还沉浸在这个假设里，痛并麻木着。而一些人，则勘破了这个假设，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那年，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县救灾办主任董玉飞，这个身高1.8米的羌族汉子，在他的办公兼住所里，只用一根纤细的麻绳，就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认识老董，他当农业局长时，还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过笑话，他很爱笑，笑起来的样子很有感染力。我说什么也不愿相信，那么大的天灾都幸存下来了，老董还会选择自杀。后来，读到老董的日记，我终于明白，老董在儿子遇难后，人生的天空早已跨塌了一半。
　　 “随便买一只吧。”我不敢跟老板深谈，慌里慌张地掏出几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拿起一支冰激凌，想马上转身离开。
　　 “别这样。”老板叫住我，态度坚决地说：“不要让你的孩子失望。”
　　 是啊，有孩子折磨是自己的福分，怎么能不珍惜。我赶紧笑笑说：“我再去别处找找，难道这么大的城市，还找不到一支小小的冰激凌？”
　　 老板也笑了，很勉强，但看得出，很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