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盲

摘要：杂感
　　 大桥下面的那片地原来应该是麦地，现在已经收割完毕，只留下齐刷刷的麦茬儿。
　　 我已经和麦地疏远很久了。
　　 儿时家住山野，农作物是很齐全的，水田种的是水稻和油菜，山地栽的是小麦和棉花，林里还有各式的果木树。它们就像山风和溪水一样安安静静地落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相信，它们原来就是这样的，它们也会一直这样。
　　 而且，如同对于家人，我们时常粗心乃至无意识地疏远自己却并未知觉，对于那块土地，那个家乡，那些作物，我们非但连感情都不曾被激活，甚至会因为连带的劳作而有些厌烦。
　　 种地是辛苦的。包括种植水稻，也包括种植小麦，还包括几乎是垂怜我们的完全是自生的果木，简直就是一种馈赠，可是我们采摘回家，满担挑着都觉得劳累无比。
　　 那时，我们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依据是看他能不能区分出小麦和韭菜。没有在乡下生活过的人面对着一片绿色自然不知道哪个是韭菜，哪个是小麦。其实，还真差不了多少，一样的个头，一样的衣服，就像小时候的狼和狗，不细瞅谁能分辨出来呢？
　　 我是不是麦盲，我自己都说不清，但我知道，韭菜是种在菜地里，小麦是种在山地里的，一个是蔬菜，一个是旱粮。时常在山路上行走，两边绿油油的小麦在山风的抚慰下，齐刷刷地左右舞动着，几乎可以将自己裹挟，加上满山的树木、夹杂着竹林，那些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四处流淌，如一幅恒久的画卷时常滋扰着如今这业已变老的脑海，换来阵阵唏嘘。
　　 我时常自我求证一个问题：我小时有没有像那个少年一样，躺在麦地里，吹着口哨，架着二郎腿甚至嘴里还咀嚼一个草棒之类肆无忌惮地胡思乱想。应该没有过，那样的话，如果让父母发现，可能会狠狠地揍我一顿，因为作践粮食突破了他们的底线。
　　 我记事应该是从挨打开始的，尽管和同龄人相比我算是幸运到家的，但免不了挨揍。那次五六岁的样子，我从树上再爬到了院墙上，被父亲发现了，他让我别动，然后我看见他一边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一边在折杏树条子——那是揍我的，我当时的行为就是一动不动地等着挨揍。那样的危险似乎也触犯了他的底线，他这是安全教育！那以后，我完全乖巧了，我几乎成了全村唯一的一个不会爬树，不会游泳也没有弹弓的男孩子。
　　 他们尽量不让我做农活儿。我生于乡村，却更像乡村的观察者，大多时候，我也像个麦盲。
　　 我开始观察麦苗的茁壮成长了，如同狼与狗的蜕变，它迅速地长高、抽穗、变黄、直至生出锋利的麦芒，像作文里写的“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显眼地分布在山脚下，到处都是。在阴森巍峨的大山的背景下，偶尔一个人在山间行走，面对风吹麦浪，以及夹杂着山风的哨子声，竟然心生畏惧。
　　 麦子长在地里是很好伺候的，就这么成熟了。不过收割却不是易事，得先砍到，成捆地挑下山，然后放在晒谷场上，平铺，一捆捆地捶打。那时没有什么脱粒机，即便有也用不上，在山里也只有用最原始的脱粒方法，费力费时。这东西原本就沉，从山下挑下来就能让肩膀掉层皮；再用那个叫什么的劳动工具一捆捆地捶打，半个肩膀都耷了下来；然后还把落在地上的麦粒聚成堆，再一畚箕一畚箕地扬掉里面的灰尘，然后才能挑回家，连带着麦秸也要挑回家。从播种到进仓，这一遭下来，每个人都得喊冤。
　　 我们虽然不是主力，挑担子的事情自然做不了，但也得参与一二。我印象深的是两个场面：一个是割麦的时候，那些麦芒总是扫你的脸，浑身痒痒，身上迅速地长满了红色的小包，所以必须得穿长袖的衣服；其次，在晒谷场大人们杨灰的时候，整个场子如沙尘暴般灰尘四溢，在边上滚铁环、玩弹子球的小孩根本连眼都睁不开。
　　 麦子算是打理干净了，先是装进蛇皮口袋，小孩的任务就是理口袋，眼看着口袋已经装满了，可是大人还不停止，总是使劲把口袋往上一提，再狠狠地砸向地面，于是，口袋里的麦子又往下沉了一截，又可以继续添加小麦了。最后扎紧口袋的时候，口袋像要撑破肚子似的，父亲的扁担也变成了弓形。
　　 不过，总是这样，真正结束的时候，又觉得还是值得的。
　　 我家的麦地较少，然而，我家与小麦的交道却是最多，因为，父亲是加工面粉的，人称“面师傅”。
　　 面粉加工厂在集镇上，有三四台机器，分别用来加工面粉、拌面、最后变成面条。
　　 那也不是个好营生。四周八寸的都有小麦，都得变成面粉面条，所以量是很大的；二来平时大家都忙活别的，偏僻全部集中到年关的时候做面条，所以闲的时候闲死，忙的时候忙死。我那时上初中，就住在加工厂里，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总是在阴历十一月包括腊月的时候，外面的冰块有好几寸后，深更半夜，就有人敲门，跳着满满的一担小麦进加工厂，一边进来，一边还跺脚，双手拢在一起，哈着白气。然后，我家的机器开始了连轴转。最高峰的时候，连续六七天，我家没有熄过灯，二百瓦的白炽灯照的老远都能看清楚，而相对应的是，父亲连续五六天没有沾过床沿，睡意难敌的时候，仅仅在小麦堆上打个盹就算对付过去了。
　　 机器连天轰鸣着，我住在父亲为我设计的吊屋上，可以俯拾着这个加工厂的所有陈设以及进进出出的人们。虽然厌烦，却也无奈，尤其是有些为了想赶在前面结束的人竟然不回家，就在那儿耗，我清早起来居然会发现脚头会出现几个陌生的脑袋，哭笑不得。这个吊屋实际上就在悬空担了几大块木板，然后四周用木板围了起来，只留了一个小门，然后顺着门向下放了一个木梯，我平时窝在里面几乎不下楼的。即便这样，还是吵得头昏脑涨。但我没有任何怨言，我那时已经知道，父母讨生活实在是不容易的。
　　 面粉加工厂最后一道程序最不好对付，因为刚刚做好的面条必须插在面架上经过晾晒才行。天冷原本就容易上冻，面条一截一截地往地上掉，只能拾起来重新加工。还有就是不打招呼的西北风，一阵风卷过来，面条刮得满地都是。加工面粉的人一脸焦躁，母亲几乎都要哭出来了，而父亲一面阴沉着脸，一面把家中所有的棉被拖了出来，变成了挡风墙。
　　 这生意看起来红红火火，其实到了年底挣不了多少钱，一来那时的电费高得离谱，二来都是乡里乡亲的，收费原本不高，加上只要是人来了，便坐地不走，喝酒吃饭的，还能有多少结余。真要是到过年的时候，父亲还是做段时间的木匠活儿，卖些桌子板凳的才可勉强过年的。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大家的日子好像都不太好。父亲觉得能胡几张嘴且不欠人家的，大约就可以了。所以每年都说来年不干，可来年总是依然。钱没挣多少，名气倒是攒了一些。只要我说我家是面粉加工厂，四周八里的人人都知道。附带的言语是，那家两个人人好，他们指的是我父母，我估计，他一准在我家吃过饭喝过酒的。
　　 我还是有点为父母抱屈，这样的劳动投入和回报简直没法比。可我知道，我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所能做的就是帮点他们。放学的时候，我会裁很多的报纸，然后挨个给每架面条切面。将近一米长的干面条，被我取下，然后平放在桌子上，两刀下去变成三截，而且多半一样的长度，然后娴熟地裹好。我动作不快，但是表情凝重，也不怎么和别人搭话，切出的面条紧实齐整。
　　 我知道有人夸我懂事，但我更希望我可以肆意地玩耍，认真地读书。
　　 我小时候一直有慢性鼻炎，一到天冷的时候，不争气的鼻子会不打招呼地留出两股鼻涕。这时，我听到有人说，真不愧是面师傅家的儿子。
　　 面粉厂最后还是停了，可我还是面师傅家的孩子，尽管，我的鼻炎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