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料

在郭志义枝枝蔓蔓的咳嗽声中，郭天雄将自行车从房檐台上提下来放在了院子里，他掂起了充气筒给自行车的后轮胎打气。尽管，冬天的早晨六点多，天还没有大亮，郭志义已经起来老大一会儿了。不只是老了，没有瞌睡了，年轻时的郭志义就没有赖过炕。那时候，他赶天亮就把一担山柴从北山里割回来担进了院门。活到了七十多岁，他没有痛惜过自己，也从不知道痛惜别人。他起来后，在院子里走了两圈，用生硬而粗重的脚步声将儿子从睡梦中拽起来了。儿子在南堡乡砖厂打工，七点钟要到砖厂里的食堂吃早饭。女人在被窝里说，你把声音弄小点，叫天雄再睡一会儿。他没有和女人争辩，也没有回敬女人半句话，他用闭口不言轻蔑女人。几十年了，对女人，他从来都是命令的口气，就连被窝里的那点活儿，他也象当生产队长时给社员们派活儿一样，不容置疑，他需要时，只给女人说一个字：脱。女人十分乖觉地脱下了粗布裤头，任他摆布。女人瘫在炕上一年多了，他老早起来，给炕洞里煨上麦糠，点上了火。这样的家务活儿，他从来没有干过。可是，现在他不干不行。儿媳不会给他烧炕的，他也不会给儿媳分派或者求儿媳的。他三天和儿子说不上三句话，更何况面对儿媳，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张口。不用言语和儿子交流并不等于他不爱儿子。只是，他爱儿子的方式和其他的父亲不一样。儿子七岁那年，第一天去小学读书，他叮咛儿子：如果谁家的娃娃敢扇你一个耳光，你就打他两拳手，他打你两拳头，你就打掉他两颗牙。郭天雄真是郭志义的亲儿子，他听父亲的话就象全国人民听毛主席的话一样。读了六年书，郭天雄从未吃过亏，和孩子们打架，每次他都是胜利而归。父亲言传身教的是他自己的做人准则——心狠手硬，从不负人。郭志义在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就曾经将一个社员打倒在街道上，他一双手抓住这个社员的两只脚踝在街道上磨了两圈，直到这个社员尿在裤裆里才住了手。他不只是对社员们很“狠”，对儿子也很“狠”，所不同的是，他对社员们“狠”得冷酷无情，对儿子的“狠”是一种爱的方式。儿子十二岁时，他带上儿子去北山里割柴禾，他给儿子整了一担六七十斤重的山柴，叫儿子朝山下担。儿子稚嫩的肩膀根本无法负荷那么重的担子，儿子担了几步，就被压得走不动了，他不但不给儿子减轻负担，反而喝斥儿子，在儿子的屁股上踢，硬是逼迫着叫儿子把山柴担子一步半步挪到了家门口。他的理由是：当农民就要有一副好身板，这好身板是练出来的。
　　 他的喜怒哀乐从来不用言语表达，好象那张嘴只是用来吃饭喝水的，而不是用来说话的；好象他一开口说话，他的“狠”劲就会减少份量。他的情感表达，有一大半在脸上；那张黝黑的脸平时象刨子刨过去一样，沉得平平的，一旦发“狠”或发怒，那张黑脸比石头还硬，肌肉象拉满了的弓，一双眼睛射出来的光跟鞭子一样，最可怕的表情是黑脸上的肉突然起了棱，横一道，竖一道，闪着黑光。谁也窥不见他内心里的黑洞有多深，待喷发的“狠”劲有多厉害。他圆瞪着双眼，在面部构置着刀箭似的图案，那图案，无声胜有声。在他出任松陵村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时候，只要当娘的给孩子说一声：“黑脸主任来了。”放声啼哭的孩子立时就把半截子哭声咽下去了。
　　 风风光光的日子毕竟屈指可数，郭志义说老就老了，那张黑脸上的皮肉随着头发变白腰变弯而松驰了。被“狠”劲装饰了大半生的那张老脸很难准确及时地传达他的感情世界，他的脸象一块烧得过了火的、被农民称为“铁砖头”的砖头一样——高兴也罢忧伤也罢，全部是一样的颜色。人一老，话就多了。年过七十之后，郭志义心里装不住话了，不再瞪眼睛吊脸，而是用语言传达他的所思所想。
　　 郭志义对披着一身雾岚的儿子只一瞥，硬梆梆地戳过来一句：打？还打？把轮胎打爆了。
　　 儿子和年轻时的郭志义一模一样，他没有理郭志义，只顾埋头打气。他捅了几下，收拾了气筒子，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看你那熊样子？郭志义骂了一句，撵着儿子出了院门。他抬眼一看，院门外的田野上依旧是灰朦朦的一片，远处的星星象浸泡在混浊的水中一样。儿子被薄雾追赶着，很快地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回到了房间，郭志义没有再到炕上去，他坐在脚地的凳子上，木木然然的。从敞开的院门中灌进来的风将垂吊的门帘微微鼓起来，冷空气从他的脸庞上爬过去，他毫无感觉。他好象不知道什么叫热什么叫冷，他的身体就是一块钢铁。他当生产队的队长时，数九寒天，气温低到了零下十五六度，他领着十几个小伙去北山里的山吊庄给麦地里拉粪土，一件单布衫，一辆架子车，干一天活儿，晚上盖一件棉袄睡在窑老里的麦草铺上，第二天起来，连个喷嚏也不打。女人叫他到热炕上去，他一句也不说，只是看着窗外，看着天象揭纸张似的一页一页地揭亮。他的心里空荡荡的。似乎什么也不装。
　　 他突然听见了儿子的自行车的铃声，心里奇怪，忽地站起来了，仔细一听，是院门上的门环在响。他一看，风将门帘鼓得老高。他又坐下了。儿子三十七八了，不必他再操心了，他是知道的，可是，做老人的心总是在儿女身上。儿子三岁那年，他把儿子架在脖子上去周公庙赶会，一路上，他将儿子用双手抛上空中，抛得老高，再用双手去接，他象玩一个泥蛋儿似的玩儿子，儿子吓得放声大哭，他不管不顾，直到儿子尿湿了裤子，他才住了手。儿子第一次学犁地，牛惊了，儿子被犁把拖着，在湿地里磨了几圈，他没有去拦牛，只是对儿子大喝一声：起来！爬起来！儿子在他的“训练”下，练出了一身好力气，练出了一手好庄稼活儿。
　　 郭天雄的自行车从干硬干硬的乡村土路上碾过去。这辆自行车，除过铃不响以外，其它的部位都在响。冬日的清晨，响声特别破败。头顶的星星正在一颗一颗地跌落。被簿雾纠缠着的村庄影影绰绰，面目不清。郭天雄只顾蹬着脚踏赶路，自行车轮胎将一颗小石子儿弹出去的同时，他猛地颠了一下，差一点儿从车上摔下来。他并未因此而减速，因为砖厂是计件活儿，去得越早，干得越多，挣得越多。别人一天从砖窑里出一万块砖，他非出一万五不行。他就是凭一身蛮力气把家里的土坯房换成了大瓦房。他还欠人家一万多块钱的账，他盘算，再苦干两年就可以还清欠账了。郭天雄只顾蹬自行车，一抬眼，就钻进了一条胡同，这条胡同的东边是县制药厂，西边是凤呜“农家乐”，一出胡同，就是通往县城的公路，而横穿过公路，再走两公里就是凤山县砖厂了。
　　 就在这个冬天的早晨，郭天雄却没有从这条公路上穿过去。出胡同时，他依然没有减速。当他瞅见从北向南而驶的大卡车时，已来不及杀闸了。他只短促地“啊！”了一声，随之，他的喊叫连同自行车被碾在了车轮下。大卡车飞快地转过一个弯逃逸了。一个小时以后，有人发现，公路上有一具被碾去脑袋的尸首。
　　 郭天雄的尸首运回松陵村时，已是吃晌午饭时节。院门外搭了一个帆布帐蓬，郭天雄被停放在帐蓬内的一张木板上。郭志义拄着一根木棍走出了院门，走进了帆布帐蓬内。他没有揭掉儿子头上和身上的白布去看儿子，他把儿子左脚上的布鞋脱下来重新给儿子穿周正，重新给儿子勾上了鞋。他拄着木棍径直向街道外面走去了。
　　 郭志义上了坡，走进了他的苹果园。这是十年前，他和儿子共同栽的二亩半苹果。他走到那棵梨树下，抬头凝视着光秃秃的树枝。在果园里，他只栽了一棵梨树。他的想法很简单，等梨成熟了，摘回去叫孙女儿吃。他将梨树苗放进挖好的树坑中，儿子拔出来撂在了地上。他又放进去,儿子又拔。他抡起镢头把在儿子的屁股上打了一下，儿子住了手，扭头下了坡。他不明白，儿子为啥不叫他栽那棵梨树。郭志义丢掉手中的木棍，抱住梨树，一声哭下去，却没有哭圆满：哎咳咳的哭声变成了扯不断的咳嗽——他的整个身子在抖动着。他只有天雄一个儿子，天雄也只有一个女孩儿。就在这个冬天的早晨，他们郭家算是连根拔掉了。郭志义手一松，顺着树身溜下去趴在了冰冷的土地上，黝黑的半边脸贴上了毫无表情的地皮，泪水一滴一滴的滴在冻硬的土地上……。
　　 2
　　 天阴了，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仿佛戴在头上的一顶草帽。郭志义拄着木棍向村子的西头走去了。他的步子涩滞而沉重。走到街道中间，郭志义揉了揉眼睛，只见前边的不远处是方长绪。方长绪拄着一根木棍正在向村子东边走来。郭志义一步也走不动了，现在，他要去找方长绪的孙子方向成。而当时，方长绪是来找他的。
　　 方长绪拄着木棍走进了郭志义家的院门。
　　 听见木棍在院子里墩出来的十分懦弱的声音，郭志义知道将要走进来的是谁。他刚喝毕汤（吃晚饭），打了一个饱嗝，坐在脚地的凳子上吃纸烟。垂吊的门帘被撩起了一个角，方长绪狗一样从门帘下钻进来，站在刚进了门的地方，低下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郭志义。方长绪木桩一般栽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郭志义扔掉烟头，站起来，准备出去。
　　 明新死了。方长绪嚅嚅嗫嗫说。
　　 郭志义从衣柜里取出来一件黄军大衣提在手里，抖了抖，一句话没说。
　　 明新死了。方长绪声大了些。
　　 你是来给我下通知的？得是？
　　 郭主任，我不敢，我是来求你的。
　　 求我啥？
　　 求你开个恩，叫我们把明新埋在坟地里。
　　 啥？想进公坟地？你儿子是啥人？现行反革命！我现在就可以给他定性。他一喝农药，这事就完了？死了也是阶级敌人。我给你说，明天就开他的批斗会，事情还没有完哩。
　　 批斗归批斗，娃总得下葬呀。
　　 我没说不埋。我给你们说过了，在老牛沟的崖畔下选个地方，把你娃镶进去。
　　 娃咋能镶到老牛沟？那不行。
　　 不行也得行。这是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决定。
　　 郭志义黝黑的脸垂吊下来了，他用目光砸了方长绪几眼。方长绪抬眼一看，郭志义跟大队革委会院子里的领袖塑像一样威严。他扑通一声跪在了郭志义跟前。
　　 郭主任，我求你给我娃一块公坟地。
　　
　　 按照松陵村的风俗，只有作恶多端的人才不能进祖坟，才在老牛沟的崖畔下挖一个洞穴，把棺材塞进去，用土坯砌上穴口，算是葬了死者。解放前，也有些穷得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亲人死了，将尸首用一张芦席一裹，在老牛沟的崖畔下挖一个洞穴，草草了事地一安置就行了。就算儿子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至于不准进公坟地。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松陵村被人民政府枪毙了三个土匪，那三个土匪也都进了祖坟。难道他的儿子连土匪都不如吗？儿子是那天晚上喝农药死了的。第二天晌午，方长绪就叫弟弟去找郭志义。方长绪的弟弟再三恳求，郭志义还是那句话：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能进公坟地，不能和贫下中农安葬在一起，这是大事大非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方长绪的弟弟一看，求不动郭志义只好回去了。到了傍晚，方长绪再次来求郭志义。
　　 郭志义手一挥：方长绪，你快走人，我还有事情。
　　 郭志义披上军大衣，拧身要向屋外走。
　　 方长绪一看，急了，他扑上去，要去抱郭志义的腿。郭志义腿一伸，脚一展，就将方长绪踢倒了。郭志义拧身走了。方长绪放声大哭。他哭着爬起来，走出了郭志义家的院门。
　　 方长绪刚一进门，戴着白孝帽的孙子方向成就朝爷爷怀里扑来了。方长绪丢掉木棍，抱住6岁的孙子，眼泪长淌。爷孙俩哭抱成一团。方明新的媳妇田翠霞流着眼泪将儿子拉向自己的怀抱，她问方长绪，坟地的事情咋样？方长绪摇了摇头，一声唉叹：人家郭主任不给。田翠霞说，人都死了，他还不放手？他和我们方家有多大的仇？方长绪说，他叫明新进老牛沟。田翠霞一听，哇地一声哭了。
　　 这时候，进来了四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大队革委会民兵小分队的人。为首的是郭志义的侄儿郭来祥。郭来祥说，郭主任说了，只要你们交出方明新的反动日记，就叫方明新进公坟地。田翠霞说，明新活着的时候就没有见他拿过钢笔，哪搭还有日记？郭来祥说，不想交，得是？田翠霞说，不信？你们去搜。郭来祥说，不用你说，我们当然要搜。这四个人进了方明新和田翠霞住的房子。房子只有一间大。房子里只有一张旧木柜，一个土炕，四个人将脚地空闲的地方占满了。这四个人将木柜底朝了天，连炕席拉下来在麦草中也翻了，并没有找见方明新的日记。他们又将方长绪住的房间翻了个过儿，还是没有找见方明新的日记。
　　 正是因为“日记”之事，方明新才走上了不归之路。
　　 松陵村五十多个地主富农出身的“狗崽子”，大都是言语谨慎，整天牛一样劳动，从不多一句言语。虽然，方明新的父亲方长绪是地主兼反革命分子，方明新却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在不该出言的地方多嘴多舌。在生产队劳动时，当贫下中农们议论当前形势时，他总爱插个嘴，惹这些革命群众心中不悦。早在1967年，有人就向郭志义反映，方明新乱说乱动，竟敢议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个首长。本来，郭志义那时候就要收拾他，而他面临着被造反派再次打倒的危险，他顾了自己，放了方明新一马。方明新曾经给人说过，他有记日记的习惯。这话不知怎么的传到郭志义的耳朵中去了。有人向郭志义反映，方明新的日记中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然，也有骂郭志义的话。郭志义当即把方明新叫到大队革委会去盘问。方明新一口否认了他记日记之事。郭志义就放出了话：凤山县公安局准备逮捕方明新，清查方明新的反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