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何寸土未得 ——六出祁山之疑老兵评三国之十一

摘要：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何寸土未得 疑问之七
　　 诸葛亮六次出兵北伐，为何寸土未得，寸功未建?
　　 说到这个问题，就想起杜工部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确，想当年诸葛亮壮志满怀，在朝堂之上夸下海口：“望陛下托臣以讨贼复兴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六次出兵竟然寸土未得、寸功未建。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惋惜。对这样一个令人万分不能满意度结果，陈寿在《三国志》中是这样解释的：“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又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裴松之在引用袁子的评论中说：“‘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其所长也’。”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也认为：“诸葛亮北伐，虽然取得一些小胜，但就全局来说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魏蜀两国力量悬殊。”可见，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北伐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双方力量悬殊；第二，对手太强；第三，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如他的管理能力。笔者完全同意大师们的意见，但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天时不佑。
　　 东汉末年，帝室衰微，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汉室虽衰，但皇帝这块金字招牌大可利用。曹操的重要谋士毛玠就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接受其建议并立即下手。将当时被董卓及其部将，弄得流离失所，形同乞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汉献帝，迎到其根据地许昌。从此，操即掌握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迅速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袁绍的谋士沮授也曾建议：“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付。”但绍终不能用。十余年后，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提出了“占据荆益，成就霸业，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政治主张，深得刘备赞赏。
　　 “辅佐王室，成就霸业，做管仲那样的一代贤相”。正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当年，他隐居隆中，蓄势待发，没有投靠地广兵强的曹操。而是投奔当时无立锥之地，可以称作“光杆司令”的刘备。正是看中了刘备“帝室之胄”、“当今皇叔”这块金字招牌。二十年来他的确利用这块招牌，帮刘备成就了霸业，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二十年后的今天，他敢于以小击大，以弱攻强，兴兵北伐。所依仗的依然是“复兴汉室”的大旗和“刘皇叔”的金字招牌。但他没有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时光变迁，天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汉政权的腐败无能已经为天下士民所目睹。“汉室不可复兴”，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再加上曹丕代汉自立，曹魏政权表现出比刘汉政权更大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汉室”这面旗帜，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恢复汉室”为名义所发动的北伐战争，已很难被承认为正义的战争。当诸葛亮的北伐失去这面正义大旗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北伐绝难取胜。
　　 二、民心不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政权，朝廷已无力控制局面。皇帝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和工具。尤其是董卓之乱后，各地军阀豪强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述古都洛阳当时的情景：“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王粲《七哀诗》中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人相食”的现象随处可见。人民反对动乱，厌恶战争，人心思安，人心思定。在人民看来，“曹氏”、“刘氏”只要能让人民过上安定生活就是好事。黑猫、白猫，能平定鼠患，消除战乱的，就是好猫。这就是为什么碌碌无为的刘表和暗弱无能的刘璋，所占据的荆益二州，反而成了人民的避难所。成了当时最为安定，人口最多的地区。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所进行的北伐战争，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和军阀混战没有多大区别。它带给人民的除了动乱，灾难，和死亡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正所谓“赤胆忠心扶汉室，与民何益”，“鞠躬尽瘁伐中原，百姓遭殃”。更何况，在刘备染指四川后，四川人民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从建安十六年开始刘备伐蜀，战争进行了三年。建安二十三年，又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夺取汉中的战争。二十五年刘备称帝，改元彰武。章武二年伐吴，结果大败而归。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后主三年，诸葛亮南征。从后主六年到十二年，诸葛亮六次北伐。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战争，耗尽了蜀汉国的国力，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以致使号称“天府之国，民殷国富”的四川，变得‘民皆菜色，路有饿殍’。当时，不仅征发男子上前线打仗，连妇女也被征发去搞运输。据《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记：“先主征汉中，急书发兵，军师诸葛亮以而受到诸葛亮的奖励。事实上，不但人民反对战争，蜀汉政权内部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在中央，当时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不断给诸葛亮出难题，使绊子。据《三国志》问洪，洪曰：“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征发女子上战场，就连暴秦也未见实行。可见当时蜀郡百姓负担之重。在百姓看来，一个刘皇叔就把四川弄得民不聊生，如果再扶起一个刘皇爷，还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这样的战争人民当然不会支持。据《三国志》（吕乂传）记；“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吕乂因募兵五千，未有逃亡，记；刘备死后，诸葛亮自领益州牧，颇遭李颜嫉妒，当曹真以三路大军进攻汉中，诸葛亮要求李严将所部之兵二万，调守汉中时，李严竟以此上书要求以五郡之地设立巴州郡，自领巴州刺史，被亮驳回。又，亮欲出兵北伐，谕令李严主督汉中。颜上书要求仿司马懿例开府治事，又被亮驳回。遂上书盛赞亮之功勋，建议亮如曹操例，受九赐。实在讥讽亮如曹擅权。亮针锋相对回复道；“若能驱除奸虏，辅保皇上还于旧都，虽十賜可受，何况九赐乎！”章武九年，亮四出祁山，命颜总督粮草，时值天霖雨，运粮不继，严假传谕旨，谎称东吴来犯，召亮退兵。致使四出祁山不战而败。诸葛亮终于忍无可忍，上书朝廷，将李严废为庶人。朝廷内部以周樵为首的反对派，多次上书，公开反对出兵北伐。就连中级官员也消极对抗。据《三国志》蜀书《吕乂传》记：“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当年刘备即使在内有法正，张松卖主相助，又有刘璋引狼入室的条件下，还用了三年时间才拿下成都。又用了将近三年夺得汉中。但在钟会，邓艾伐蜀时，仅仅用了三个月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取汉中，破成都，迫使刘禅投降。蜀国朝野上下，但闻投降之声，不见抗战之人。由此可见，蜀汉政权已被人民所厌弃。这就是诸葛亮坚持发动北伐战争的最终结局。像这样的战争不能取得胜利，也在情理之中。正所谓；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得人心者的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可见此理不谬
　　 三、地势不利。
　　 益州之地，四野险塞，易守难攻。但也同时造成外出不便，不利出兵。自汉中至陈仓，崎岖山路，五百余里。期间多处仅凭栈道连接，车不能错轨，马不能并行。直到唐朝，李白游四川时，还惊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闻听凋朱颜。”当年曹操击张鲁，伐汉中，对汉中道路之险，心有余悸。据《三国志》魏书《孙资别传》记：“惜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苏洵在《项籍论》中也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及，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诸葛亮出兵北伐，最大的难题就是远离后方，后勤补给困难。且极易被敌方切断后路。纵观亮六次北伐，三次因粮尽而还，两次被截断后路而被迫退兵。
　　 四、时机选择不当。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强调了北伐中原的时间点：“待天下有变”。这里的“待”字特别值得注意。它包含“等待”和“准备”两层含义。所谓“等待”，就是不急于求成，不急躁冒进。“等待”就是要耐得住性子，稳得住劲。“准备”就是不坐待条件成熟，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经济，壮大军力，做到兵精粮足。就是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天下有变”是指天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敌方的变化。这才是出兵北伐的最佳时机。
　　 《隆中对》后的二十年间，天下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曹操和刘备两大阵营中。首先，曹操接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迅速稳定了后方。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割据势力，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改革了东汉末年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使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开始稳定，恢复，发展。把东汉末年已经崩溃了的社会重新秩序化了。曹丕代汉自立后，迅速为北方士族所接受和拥戴。曹魏政权表现出比刘汉政权更大的优越性。曹魏政权已经处于相对稳定和发展时期。
　　 而蜀汉政权却遭受到空前的失败和挫折。首先，由于关羽失职，荆州丢失，使本来就弱小的蜀汉又失去了半壁江山。伐吴之役又遭惨败，不仅使国力严重受损，而且失去了东吴这一战略盟友。天下的形势变的更不利于蜀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设立的几个条件，基本上均已丧失。蜀汉已基本上失去了出师北伐的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显得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不可待的兴兵北伐。
　　 以诸葛亮之能，未必看不出当时根本不具备北伐的条件和实力。但他为什么是那样的急不可待呢？他在《出师表》中说：“先主创业未半，而中道崩粗，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对这句话易中天先生认为；“危急存亡之秋”一说，应理解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矛盾激化，难以调和。必须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可能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诸葛亮出师北伐时已经是年近五十的人了。在当时，五十岁已经是老年人了。并且由于操劳过度，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想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的危机感和迫切感恐怕会更重些。这大概是他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兴兵的主要原因吧！二；亮受先帝之托，独秉国政。这正是他大显身手，施展才能，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最佳时机。但这一时期不会永远长期存在。诸葛亮不会永远独揽国家大权，总有还政与君的时候。刘禅其人，既无大才，亦无大志。守成尚且不足，更无进取之心。一旦刘禅主政，会不会对自己的北伐主张全力支持，尚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他不能不抓紧这可贵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笔者的这种认识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三；眼见曹魏政权日益巩固，强大，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而刘汉政权却越来越不得人心。逐渐被百姓所忘却和抛弃。“恢复汉室”的口号，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那样受人拥护。这一切都使诸葛亮深感危机重重，时不我待。所以他才不顾一切贸然决定举兵北伐。
　　 五、战略战术决策错误。
　　 《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易中天先生对这句话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这句话意思是说，战争，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可以不认真研究。”孙子的结论是，不要轻易的发动战争。这是因为：第一，打不起。孙子算过一笔账，派十万军队出去打仗，要日费万金，不能从事正常生产的多达七十万户。再加上与此造成的社会不安定，百姓服劳役，实际损失更大。第二，拖不起。战争的结果是，军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库空虚。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如果一打几个月，这个仗是打不起的。第三，输不起。所以，孙子主张；“谋定而后动。”他认为“不谋而动，取败之道。”
　　 当年汉高祖刘邦欲谋天下，却被项羽封困于蜀汉之地，苦于无进取之计。谋士张良为其设计了一个战略规划：首先，乘项羽不备袭夺关中。然后以关中为前沿阵地，以汉中蜀郡为大后方，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按照张良的战略规划，派韩信出奇兵夺取了关中。从而使自己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最终战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
　　 诸葛亮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的情况下，强力兴兵北伐，形同冒险。犯下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他把这次北伐看成是又一次‘七擒孟获’之战。战前既无缜密的战略规划，也无明确的战略攻击目标。而当魏延提出‘乘曹方不注意，以主力佯攻于前，以偏师偷袭长安，一举拿下关中’的正确建议时，他却以‘太过冒险’为理由断然拒绝。这就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成了一个无计划，无方向，无目标的盲目行动。试看，第一次北伐方向是陇西。遭遇街亭之败后，转而进攻陈仓。陈仓城下被郝昭迎头痛击，不得已又转向斜谷栈道，却又受困于司马懿的坚城之下，进退不得。几十万蜀军在诸葛亮统帅下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在五百里崎踞山道上东撞西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战术。一次次无功而返，只落得个劳民伤财的下场。
　　 从战术上看，诸葛亮也同样犯了严重错误。在既无盟友相助，又无偏师策应的情况下，孤军深入，劳师远征，已为兵家之大忌。若当时接受魏延建议，虽有五分冒险，但尚有三分胜算。但他固执己见，弃绝魏延建议。明知以小击大，劳师远征，却不求速战；既知以弱攻强，却并无奇谋。急于求成，却又求稳怕乱。欲以堂堂正正之师，稳扎稳打之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与敌人展开逐城逐地的争夺。最后受困于坚城之下，求战不能，进退不得。竟欲与敌人展开持久战。真乃愚蠢透顶。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易中天先生的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值得怀疑的。”
　　 诸葛亮在错误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选择了错误的时机，贸然发动北伐，且又使用了错误的战术。不能取得胜利既是客观条件所制约，也是主观因素所决定。所以，六次北伐寸功未得，也毫不奇怪。但以诸葛之智，竟然对此结局置若罔闻，至死不悟。实在令人遗憾，也确实令人不解。
　　 战略战术决策错误，是伐之北战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