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第五师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大胆使用

新四军第五师是一支活跃在中原敌后的抗日武装，在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面临着敌伪、顽军双方的严重夹击，以其非凡的生命力，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壮大，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拥有五万正规军、三十万民兵、一千三百万人口和九万平方公里的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迅速发展，与该师大胆地培养使用知识分子干部的方针和路线是分不开的。
　　
　　 一、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是新四军第五师的必然选择
　　
　　 一支部队成立之后，要生存、要发展、要壮大、要想在战争中赢得主动权，单纯依靠士兵的数量、武器的装备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科学文化知识来武装部队，指挥和管理部队。而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依靠大批的知识分子来实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从五师创建过程的实际来看，大批选拔、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大胆合理使用知识分子既是当时部队发展的需要，也是部队壮大的必然选择。
　　 五师是在没有成连建制的红军部队以及少数红色便衣队员的基础上，在长期孤悬敌后，独立作战的艰苦环境中创建的，这样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要由小变大、从弱到强，没有庞大数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首先，作为五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质斌同志本身就是一名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担任过反帝拥苏总同盟代理主任、红色中华报社编辑、秘书长、总编辑等职，参加过长征，以后又分别担任过宣传科长、部长，县委书记。由此可见，他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而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应该说五师有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的主要领导必将对五师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发挥政治建军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如何吸收大批干部及如何合理配备和使用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便成为军队建设最紧迫的任务。于是，五师除了通过广泛地社会动员来吸收知识分子干部外，还在随营军校的基础上，创办了抗大十分校，由李先念师长亲任校长。将该校称为鄂豫边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籍此来提高自己干部的文化素质，把这项工作明确为：“边区及五师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干部后，就存在着如何任用的问题了，要想任用得当，就必须对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翰同志曾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知识分子干部的优点：对现状不满，有敏锐的革命性、爱自由、爱平等、反对压迫、有知识、有科学精神、反对迷信……追求真理之心很切；公正、纯洁、坦白、洁身自好、容易接近斗争。”缺点是：“亲身体验的痛苦很少，因此，斗争中缺乏持久性、坚韧性，喜爱谈理论，不切实际，不愿作事务性工作，不接近群众，态度清高，生活圈子很小，不与群众打成一片。”基于这种认识，针对知识分子干部的长处，安排他们主要从事政治思想战线的工作，针对他们的短处，又经常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分析判断的能力。
　　 在对待具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方面，五师切实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吸收专家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教育部队要把反对落后愚昧、尊重科学、提高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作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来实行，对那些具有专门技术的知识分子，做到以诚相待，用实际行动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自觉自愿地为部队服务。同时，对他们在生活、工作上的困难都想方设法的予以解决，让他们能安心地工作。沈光珠同志原为国民党部队中的名医，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弃职回乡隐居，被五师“三顾茅庐”请出来；外科医生乔明治同志准备去国统区工作，当他途经鄂豫边区时，却被五师礼贤下士的诚挚态度所感动，而自愿留下来服务于敌后抗战事业。此外，诸如文艺、宣传、新闻、军工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很多都曾在五师工作、战斗过。文工团的建立、《挺进报》的发展、枪榴弹的仿造无不浸透着这些专家学者的心血。五师也正由于拥有了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才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
　　
　　 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是五师领导有胆有识的体现
　　
　　 对知识分子干部的大胆使用不仅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亦是对五师领导的一种考验。因为对知识分子的运用将直接取决于领导层用人的胆识和用人的艺术。新四军第五师当时正处于在同敌伪顽相邻的政治、军事微妙区。如果五师不能很好的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就必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从而使革命蒙受损失。当然，五师在吸收和运用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不同的意见分歧，由于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自敌占区和国统区。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被我军分化瓦解的国民党军中的投诚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的同志觉得：“只能使用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不能重用。”但五师主要领导在这一点上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经过严格考察后的知识分子，予以大胆使用。任质斌同志在《谈新四军第五师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就说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相取长补短，发挥各方面长处的政策是促进五师在较短时间里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配知识分子工作的时候，五师领导始终坚持以学识为标准，注意照顾其专业，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有更大的作为。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五师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行为也就必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从延安总政敌工部主办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五师的李震、凌云、孙惠民、向阳、乔复明等同志具有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被五师分到各旅、各军分区担任敌工科长和敌工干事，使他们的专业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促使五师的敌工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因此也被人称为五师敌工战线上的“五虎将”。
　　 原五师政治部文艺科长唐亥同志本来是学西洋油画的，曾在鄂豫边区画过很多有影响，受欢迎的抗日宣传画，但由于他对戏剧的编、导、演很精通，且会唱京剧，便被委任为师文工团团长，在他的带领下，五师文工团逐渐向正规化、专业化发展。他们不仅演现代文明戏，而且还演出楚剧、京剧等地方剧目，改编和创作了大量反映五师和边区抗日实际的文艺作品。比如《新四军快来》、《练兵英雄郝树才》、《送郎参军》、《贪污乡长》等并经常深入部队、城市、乡村、抗日前线，用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唐亥因此被同志们称为五师文艺战线上总领队。
　　 曾任五师政治部秘书长的马仲凡同志，精通新闻业务被派到五师党委机关报《挺进报》担任社长职务，到任后由于报社的编辑记者少，他既当领导又做编辑和校对并且还热情帮助新来的年轻记者提高写作水平，熟悉编采业务。1944年，新四军第五师在大悟进行大山寺保卫战时，他亲率记者到前线编辑并油印《挺进报》火线版，给干部战士和大悟山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挺进报》在马仲凡等同志的领导下，热情的怄歌了五师和边区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光辉的业绩。从而使《挺进报》成了一门宣传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大炮。此外，诸如十月剧团团长周辛、副团长杜薇以及汪洋、方坤、王坪、李野、邓耶等一大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五师领导的关怀下为五师和边区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为了让知识分子有更好的用武之地，五师领导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除了让他们学有所用以外，还想尽千方百计地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方便创造条件。有一次，五师剧团过铁路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被打散了，当时在敌人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再买行头的确是很困难的，剧团的同志们都难过得哭了起来，师参谋长文建武同志闻讯起来问道：“同志们为什么哭了？有人受伤了吗？”当他弄清没有人受伤时，才松了一口气说：“莫哭了，人是最宝贵的，一个人也没有受伤这太好了，行头我负责给你们。”果然不到一个月，五师便通过地下党从上海给楚剧团买回了一副新行头。
　　 当《挺进报》报社正在为印刷质量和速度发愁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说，国民党溃逃时，在京山县城附近的双碑村，埋藏有一台四开平台铅印机和一台三号圆盘机。然而，京山县城是日寇西进武汉外围的重要据点之一，日寇经常出没于双碑村，要把成千斤的机器在敌人眼皮下挖出来运回根据地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情况反映到师部后，五师领导便积极组织和策划，最后历尽千辛万苦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将机器运回了根据地，解决了报社的实际困难。
　　 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知识的尊重。正因为五师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所以五师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极大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出五师领导高超的用人胆识和用人艺术。
　　
　　 三、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程是全面开展对知识分子的帮教过程
　　
　　 人的知识、智慧从哪里来呢？应该说主要是靠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个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但如何将学到的书本知识溶于现实中，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工农干部也好，知识分子干部也好，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都有一个再学习、再应用、再充实、再提高，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全面的，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也有思想理论方面的，说到底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帮教，全面提高的过程。
　　 五师抗大十分校，当时就十分注意针对学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相应地设置了党的建设，抗战救国、游击战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世界革命史等课程，把课堂讲授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理论教育的同时，结合整风对学员们进行阶级教育、教育中引导学员对国民党的阶段基础及政策、对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政策的区别，对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新民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对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新民民主主义两党政策的区别，对抗战的形势与前途进行了研究与讨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区分了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个主义、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等原则的是非问题，使学员们逐步确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信念，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光明和前途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学习的同时，十分校更注重实践，不仅军事课如此，政治和文化课程也均如此。军事课、文化课反复练习，使学员纯熟，达到运用自如的目的。政治课、政治工作则通过会议、演进比赛，报告工作等方式进行体验对民运、宣传工作等课程，则安排学员下乡实践，甚至利用假期组织调查队，下乡访问。此外，还组织学员开荒、养猪、打柴、修马路、参加作战，使他们在实践中培养艰苦奋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对经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政治部门通常都能及时提拨他们到相应的负责岗位上。五师从师副政委到连指导员，绝大部分政工干部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亦不乏留学生和大学生，但他们许多人都曾经在抗大十分校这座人才摇篮里工作和学习过。
　　 1941年8月1日，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专就知识分子的锻炼问题下发了关于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对于繁琐日常工作锻炼问题的指示，指示中针对知识分子新干部“轻视基层工作，轻视事务性工作，轻视劳动”这一现象，要求各单位注意对知识分子新干部进行鼓励和帮助他们克服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使他们受到更多的锻炼，并奖励埋头苦干、耐烦刻苦、任劳任怨的干部、对于言行不一的清谈家，严格的开展斗争。因此五师政治部门领导在部署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时还有意识地安排那些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到实际工作中去受锻炼长才干。
　　 为引导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使之逐渐实现思想和作风向工农转变，1941年5月，师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提拨工农干部参加政治工作的指示，指示中明确指出：“大批提拨工农民干部参加政治工作，这必然有助于在职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进步及政治工作作风的转变。”并要求“各级知识分子干部必须认定一个工人、农民干部作为自己教育的对象，并经常考察教育之结果。”五师各级政治部门认真贯彻了指示精神，既重视提拨知识分子干部做政治工作，又重视提拨工农干部参予政治工作，不仅较好地纠正了以往那种工农干部多数向军事方面发展，知识分子多数向政治方面发展的偏向，而且还使工农干部那种脚踏实地、刻苦深入的精神发挥了其强烈的感染力，促使在职和知识分子干部的进步及工作作风的转变。
　　 其次，五师领导还利用各种机会，这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整风学习中有意识地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混合编组，知识分子干部帮助工农干部学理论，学政策，领会文件精神实质，工农干部则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勇于自我反省的坦诚态度，帮助知识分子干部。因此，不仅避免了在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的使用上划下一条鸿沟现象的出现，而且使干部队伍构成更加适合形势的需要。曾任五师十四旅政治部主任的夏农苔烈士，曾留学法国，抗战爆发后回归故里，报效祖国，在五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他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善于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自觉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加速向工农的转变。被李先念同志誉为“坚持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