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档案

时隔半个多世纪，父亲的档案到了我的手里，父亲的档案是弟弟转给我的。弟弟司马明是凤山县南堡乡松陵村的村委会主任。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晌午，弟弟无事可干就翻阅在一个旧木柜里尘封了许多年的老档案。父亲的档案蜷缩在散发着陌生而陈旧的气息的纸张之中，档案的封面是牛皮纸，牛皮纸上铅印着的是繁体字——干部檔案——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制。档案的内文中有一半的纸张是没有漂白的马粪纸。司马明将父亲的档案交给我的时候，不屑地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啥看头。你觉得有用，就留着。我说，我先看看再说吧，不足五十页的档案，在一月之内，我看了五遍。
　　 父亲的档案是1958年的秋天由凤山县委组织部转到南堡区松陵村大队党支部的。就在那一年，在凤山县人民政府农林科任科员的父亲司马辉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凤山县松陵村当了农民。在“干部上山下乡”运动中，父亲被迫回到了农村。我记得，父亲生前曾经说过，他回农村的前几天去找县长田均，田均说，你如果回去觉得不适应，可以继续到县政府来上班，你还是咱们的干部。田县长的话父亲信以为真。1959年的春节过后，父亲到了凤山县政府，他去找县长田均，田均故意躲着不见父亲。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转告父亲，他已脱离了干部队伍，不能再回来当干部了。父亲说，田县长不是说可以吗？办公室主任笑了：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回去吧，回去安心当你的农民。站在县政府的院子里，父亲愣了一刻。他抬头一看，政府办的主任已经不见了。日光黯淡，冷风扑面而来。出了县政府的院子，父亲站在墙跟下，朝那灰灰的砖墙尿了一泡。他低下头，出了县城西关。走上了乡村土路，父亲抹了一把泪水，迈开步子，朝松陵村走去了。
　　 回到家，母亲一眼就瞄见了父亲脸庞上的泪痕。母亲怯怯地问：咋回事？父亲说，我上当了。母亲说，连政府也哄人哩？父亲苦笑一声：我把田县长的话当真了。他哄我。母亲说，你不是说田县长是老革命吗?父亲说，他是老革命，我才相信了他。
　　 什么是真的？父亲的档案是真的。档案中父亲用毛笔写的小楷和整齐而又笨拙的钢笔字是真的，加盖在马粪纸上的“凤山县人民政府”的条形印章和中共凤山县委组织部的圆形印章以及父亲的手印、私章和各种材料上的形状各异的印章是真的，比秋天的黄叶颜色更重一点的、粗糙的马粪纸是真的。
　　 在父亲的档案里，父亲每年都要填写一次履历表。
　　 父亲的人生经历很简单：
　　 1932年农历2月16日，父亲出生于凤山县南保乡（区）松陵村。
　　 1941年至1946年，父亲在松陵村小学读书。
　　 1946年秋天开始当农民。
　　 1949年7月凤山县解放后，父亲去西水市参加干部培训班四个月，之后，回到凤山县参加凤山县一期二期和三期土地改革。土改结束以后，父亲在凤山县农林科任科员至1958年7月。
　　 在父亲的档案材料中，有一半以上是父亲写的检讨和检查，另外，还有父亲的同事写的揭发材料和组织的处理意见。
　　 我注意到，在父亲写的第一份检讨材料中，父亲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从档案中可以看出，作为十七岁的小青年，父亲当时还没意识到“动机”问题，是组织派人和他谈话，当面指出父亲“动机不纯”的，父亲也就承认了，自己确实“动机不纯”。作为一个词条，“动机不纯”是有出处的——
　　 1949年正月的一天，暗云低垂，天空飘着冻雨——农村人称为下凌霜。路旁的树枝上如同灌上了蜡，在北风中发出了咬牙切齿般的惨白的响声。行人走在路上，如同走在冰面上一样，一不小心就跌跤。天际间刚刚抹上了亮色，父亲和家里的长工——父亲称为银儿叔的中年农民套上大车去土窖里拉垫圈的干土，已经到了吃早饭时节，本该卸车了，父亲他们又多拉了一趟。这最后一趟是父亲赶的木轱轮大车。将牛吆出土窖没多远，驾辕的犍牛蹄下一打滑，窝倒在路上了，拉梢的其它两头牛也随之跌倒了。这一跌，使两头牛断了腿。祖父来到跟前一看，咂了两口旱烟锅，一烟锅就砸向了父亲的额头，刹那间，父亲的额头血流如注。那一天，祖父没有叫父亲吃一口饭。父亲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着祖父犁地、拉土、送粪、扬场、撒籽。祖父有木匠手艺，农闲时，祖父就去串乡走村干木匠活儿，家里的活儿留给了两个长工和父亲。父亲没有少挨过祖父的打。在祖父的巴掌下，父亲熬成了一个庄稼把式。父亲确实是为了摆脱祖父摆脱家庭去参加干部训练班的——父亲如实向组织交代了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他不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党的事业而走进革命队伍的。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小青年，父亲不可能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所以，他必须进行深刻检查。
　　 父亲检查的第二个问题:“瞒报家庭成份。”
　　 父亲在他1949年10月自传中写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应当是农民成分，而父亲家里的实际成分是地主。地主是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父亲活着的时候未曾在儿女们跟前提到此事，我如果不看父亲的档案，还不知道父亲犯过这样的“错误。”明明是地主，怎么能写成“小土地出租”呢？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猜想，原因无非有两条。一是，当时松陵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家庭成分还没有确定。二是参加革命几个月后，父亲就意识到地主成分的青年人是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得不到重用的。所以就很天真地把“地主”填写成“小土地出租了。”如果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十七岁的父亲就太幼稚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父亲参加革命十年，从来没有得到过组织信任，更不要说重用了——到1958年父亲回家当农民时还是个科员。父亲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提拔了，职务最低的也干到了副科级，父亲却没有。
　　 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为了参加共青团，写了整整三年的申请，写过的申请至少有五十份。
　　 当然，父亲也荣耀过。从西水市干部训练班回来后，父亲就参加了凤山县第一期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父亲在凤山县第三区雍川乡杨柳村搞土改。一期土改结束后，父亲得到了凤山县人民政府的奖励——一张奖状，一支钢笔。在那一年的档案中，土改工作组的组长邰健给父亲写的评语是：“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无产阶级的立场比较坚定。”
　　 即使表扬奖励了也无济于事。和父亲一同参加土改的其他两名干部回到县城都得到了提拔，父亲还是科员。
　　 我能想象到父亲在一期土改中的表现：雾霭和村庄里漫出来的烧柴草的薄烟纠缠在一眼，从麦田里的上空袅袅而过，父亲和农会的干部依旧在田野上奔忙着，他们拿着丈量土地的三角形的、象行人叉开双腿一般的尺子在丈量在登记。以至暮色四合了，一钩月亮眉毛似的挑在西边的天上，父亲才回到了村子里。他到农民家里匆匆忙忙地喝了一碗包谷糁子，吃了半块馍之后，抹了抹嘴，又去找农会的干部开会，研究第二天怎么分配地主家的牲口和大型家具，一直到夜深人静之时，父亲才回到了他住的房东家，钻进了被窝。父亲肯定也知道，就在他的主持下把杨柳村四户地主七百多亩土地分给村里的贫下中农的时候，祖父名下的二百多亩土地、两院庄基，八头牲口和木轱轮大车也被松陵村的土改工作组分给了贫下中农。父亲把这些土地分给贫下中农的时候，表现出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的坚定。”我想，如果当时组织要父亲举刀斩杀这些地主分子，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因为父亲革命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父亲的思想觉悟开始提高。父亲在他的检查中写道：我要和地主阶级划清界线，做一名忠于革命事业的革命干部。一期土改，对父亲是一个考验，父亲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令我惋惜的是，在1952年父亲所写的检查中，父亲承认自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据档案记载，父亲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在父亲的档案中，他所犯的错误有这么几条：
　　 1. 在1951年的粮食征集工作中贪污针线包一个。
　　 2. 在二期土改中，工作组三人集体贪污牙膏一瓶，布鞋一双。
　　 3. 在三期土改中贪污纸烟一包。
　　 4. 在1950年的粮食征集工作中白吃了杨柳村农民史光天和史培杰每人纸烟12支。当时给父亲的处分是，在父亲的工资中扣除5斗小麦，给史光天和史培杰做补偿。父亲参加革命时实行的是供给制，1951年以后，开始发工资，工资不是钞票，而是每月三斗小麦。
　　 我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境况下贪污的。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祖父再啬皮，父亲也不缺一双布鞋一瓶牙膏一包纸烟吧。父亲的贪污使我百思不解。
　　 对于父亲的贪污之事组织上是怎么处理的，档案中没有记录。明摆着的事实是：父亲参加革命十年，没有晋升。父亲再积极肯干也得不到组织的信任了。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张“干部履历表”，在这张表格中，父亲的职务是凤山县第三区副区长（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干部），表的左下角加盖着凤山县委组织部的公章。开初，我还以为父亲真的升迁了。1951年的父亲只有19岁。19岁就干一个副区长，父亲也算很风光。可是，我再看这张表格时，只见表格的上方用模糊不清的铅笔写着一行字：此表作废。
　　 看来，父亲的副区长已经被任命了又被撤销了。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被撤销的，父亲从来没有谈及过。父亲活着的时候在儿女们面前几乎就不谈他的过去，即是到了晚年，到了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也不说自己干革命的那十年。有一次，我问父亲，你为什么不坚持下来，却背着铺盖回家了？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咂了几口烟说，娃呀，你知道，地主的儿子是很难在政府当干部的，每天都要受气。父亲那样的性格，工作肯定干得很出色。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着上级领导对父亲的工作的多次肯定。可是，工作干的好坏，和父亲能否升迁没有关系。年轻气盛的父亲一忍再忍，也许，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
　　 父亲从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年起就开始写总结、检查、检讨和反省材料。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长达五千多字的“反省材料。”“反省材料”是写在马粪纸上的，钢笔墨水不是蓝色而是天蓝色的。我估计，这种墨水是用一粒药片那么大的墨水精加凉水合成的。“反省材料”分三个部分：（一）个人历史。（二）社会关系。（三）思想认识。
　　 父亲深刻反省自己，他有6个错误认识。
　　 1. 错误地认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是中国的同盟国，是中国的朋友。
　　 2. 错误地认为苏联是侵略者，是帝国主义，是独裁的国家。
　　 3. 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4. 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是共匪，打仗死了那么多人，毛主席是为了坐江山，不是为了老百姓。
　　 5. 错误地认为蒋介石北伐有功，抗战有功，是英明领袖。
　　 6. 错误地认为谁当皇帝谁坐江山是命里注定的。
　　 我判断，父亲的反省材料写于1949年第一次去西水市参加干部培训班之后。因为在反省材料中，父亲写道：他听了某个教员的讲课后思想认识才改变了，他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是大独裁者。苏联是朋友，美国是敌人。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奋斗改变的。
　　 在反省材料中，父亲对自己骂得很狠。如果父亲的感情是真实的，他写这份材料时肯定是捶胸顿足，泪流满面，他向组织保证，一定要洗心革面，积极工作，把自己锤炼成党的“钢铁战士。”
　　 从笔迹上看，这真是父亲写的反省材料——父亲的钢笔字结构松散，字迹张扬，每个汉字都是左右较长，上下较短，单独看，一个一个汉字都很硬朗，排列在一起，就有点潦草。对于父亲的钢笔字我是熟悉的。
　　 令我怀疑的是，父亲的那六条错误认识是不是发自他的内心——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一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父亲的“思想认识”怎么会产生如此重大的错误？在此之前，父亲整天和农具、牲口、土地打交道。他的错误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我想，作为农民父亲，他恐怕连苏联和美国在哪个方位都不知道，他恐怕连“民主”和“独裁”是什么概念都不清楚，他有什么能耐去谈国外的人和事？我觉得，父亲反省的那些“错误认识”都是干部训练班的教员概括提炼出来由父亲写在纸上的。在那样的年代，象父亲这样的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必然具有这样的“错误认识。”组织上也是按这样的“错误认识”来对待父亲那一代人的。现在看来。当时，父亲能当上干部已属不易，他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事有凑巧。事隔十五六年，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三年内写了八十多份入团申请书，也没有被批准入团。团组织认为，我没有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记得，我也曾给团组织写过一份检查材料。在检查材料中，我痛骂了自己，也曾给自己总结了几点“错误认识。”
　　 ——错误地认为，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
　　 ——错误地认为，祖父是辛勤劳动了一生的劳动人民，而不是地主分子。
　　 ——错误地认为，组织是在欺骗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对他们实行虐待。
　　 ——错误地认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家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