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她才四十岁

二十年后，她象影子似的飘来了。我差一点儿没有认出她，只差那么一点点。我揉了揉眼睛。她笑了。她的笑声象似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记忆的水花溅得我满身都是——那是一个女孩儿的笑。女孩儿的笑舒松而流畅。她坐在河畔的一块石头上，目光伸过来搭在我的身上。就在这时候，她笑了。其实，她笑得很朴素的。而我的心在她的笑声中，动了。我爬起来，走过去，和她并排坐在石头上，把她揽在了怀里。风很滋润。春天的阳光谦和而绵软。空气里荡漾着青草和河水的气息。我和她的第一次约会就在那个有河水穿过的山区小镇。开初，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她在床上摆来摆去的裸体。她不会叫床，哼也没有哼一声——声音比形象更刺激更能留得住。如果她在床上叫几声，她的笑就会被我从脑海中挤兑出去的。惋惜的是她不会叫。也许，她故意不叫。因此，她的笑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了，由此，我记住了这个叫做碧云的女孩儿。那一年，她十八岁。
　　 按理说，一个三十二岁的男人已经有性经验了，已经没有必要惊讶了，面对碧云，我流露出来的新鲜、新颖、新奇，使我自己也吃惊。大概是碧云的新鲜太具诱惑了——新鲜的脸庞（脸皮薄薄的，脸蛋圆圆的），新鲜的眼睛（单眼皮，眼波激荡），新鲜的裸体（胖胖的，如同洗了好几遍的鲜藕）。事毕，我依然沉浸在回味中。碧云送来一眼之后，又笑了，不过，这一次她笑得很露骨，轻轻的笑声里满含着对我的讥讽——可能，在女孩儿的眼里，我的激动有点过头了。她问我：咋样？我说，好，真的好。她说，说实话。我说，是实话。她说虚伪，你真虚伪。她笑了，是特别疏松的笑，是无遮无拦的笑。笑过之后，她说，我不是处女了，你以为我是？得是的？我无言以对。我只是看着她那句已经飘远了的问话。刚一开始，我就知道了她不是处女。可在这之前，我确实以为她是。她抓起茶几上的一张旧报纸开始撕——哧的一声，又是哧的一声。她慢条斯理地撕，认认真真地撕，直到把那张旧报撕成指甲盖大的碎片才住了手。
　　 在我和碧云分手二十年后，在碧云不期而至的前一个月，我的朋友简，莫名其妙地告诉了一件有关碧云的事。我觉得很突然，就问简：为什么要给我说她的事？简说，你和碧云曾经是情人。我说，都二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要提起她？简说，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她。我说，简，你不够朋友，用心真恶毒。简说，还有一件事，过些日子，我再告诉你。我说，现在说还不行吗？简说，不行。简说的那件事又刺了我一下——
　　 那一年，碧云十五岁。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带着碧云走进了继父的家里。在这个新家里，碧云结识了一个新哥哥。尽管，这个新哥哥和碧云没有在一口锅里吃饭，但毕竟，新哥哥是继父的亲儿子，碧云未免要和新哥哥常来常往。
　　 新哥哥在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碧云到了新哥哥那里，一呆就是半天。回家时，新哥哥给碧云不是买一件新衣服就买一双新鞋。碧云去县城里的次数多了，新哥哥回农村老家的次数少了，新哥哥的媳妇只是抱怨，不知其中的原因。
　　 麦子割了又种上。
　　 碧云十六岁了。碧云的新哥哥在县棉织厂给碧云找到了工作。白天，碧云在棉织厂上班；晚上，碧云就睡在新哥哥的床上。碧云的新哥哥搂着胖胖的、绵绵的碧云把该做的都做了。当碧云的新哥哥发出了针扎刀砍时的叫声时，碧云没有哼一声——从一开初，她似乎对做爱带来的快感就有着坚忍不拔的忍耐。碧云的新哥哥甜蜜地入睡后，碧云爬起来把房子里的两本书撕成了碎片——她撕得一丝不苟，撕出来的每一块纸屑几乎一模一样大小。
　　 两个年轻人毫无节制的做爱终究被新哥哥的媳妇发觉了。女人在家里哭闹，哭闹不出结果来，于是，跑到县政府去张扬，女人这么一张扬，碧云的新哥哥的名字被县委组织部从准备提拔的副科级干部中删除了。碧云的新哥哥恼了，火了，动了除掉妻子的念头。虽然，他把妻子没有砍死，但已经破了妻子的相，造成了重伤害。碧云的新哥哥被判无期徒刑。碧云独自去陕北的劳改农场看望了一回她的新哥哥之后，走上了流浪之路。
　　 在碧云流浪的路上，我和她相识了，相爱了，我实话告诉碧云，在凤山县的老家，我有一妻一子，我独自在省城里混日子。碧云一听，问我：为啥要给我说这些？我说，我不能哄你。碧云说，你错了，你应当哄我。过了一会儿，碧云笑了，她第一次的笑是疏松的，没有绷紧。她说，我明白了，你怕我哄你，得是的？她拿出了身份证叫我看——我以为，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没有人生史可言，那个身份证就她的全部。简给我描述了碧云和她的新哥哥的爱情悲剧故事。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现在，更不需要知道了——二十年的时光足够把我和碧云相处的日子压垮。我们在一起只有两年多时间。在那两年多，我们尽情地放纵也来不及，谁还絮絮叨叨地说过去的事儿——我们看重的是当下，是历经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简和碧云一同在凤山县政府大院上班。简对碧云有深刻的了解，我相信简不是编排故事。可是，我不明白，时至今日了，简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事？他知道，我和碧云分手二十年了。
　　 我和碧云的分手是在残冬的一个午后，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稀疏的雪花斜斜地飞过来挂在我的肩头钻进我的棉衣领口。我们并排走着，走上了渭河大桥。
　　 我在那座灰头灰脑的楼房底下等了碧云四个半小时，她才下了楼。我们打算一同回凤山县老家的。九点钟，我和碧云从她租住的地方来到了这座楼下。碧云说，厂长就在这座楼上，你等一会儿，我去和他告别。我说，你快去快来。两年多，我们捱过了一个唯一睡在一张床上而没有做爱的夜晚。我们从晚上八点争吵到凌晨二点。她说，她不想和我做。其实我也不想。既然，她已经决定和我分手了，多一次，少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这种关系，象山体滑坡一样，要说土崩瓦解，连前兆也没有。她态度坚决，心硬如铁，我的兴奋点也象气温一样骤降——她那胖胖的裸体，对我来说，已没有多大欲望了。假如她继续爱我，我和她非做不可的。
　　 碧云撇下我，上了楼房。我象上了磨道的一头驴，不停地在楼下不远处的一棵法国梧桐下转圈子。没有落尽的淡黄的树叶在风中发出了干瘦的声响，星星点点的雪花在空中旋转着，一落下来就被水泥路面吞噬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幢楼房，楼房有六层，每一层有十三个窗口，也就是说，临街的这一面有七十八个房间，朝里面的那一面也应该有七十八个房间。碧云和厂长究竟在哪个房间？我几次想冲进去寻找，几次按捺了自己。我知道，我上了楼，无异于一只狗钻进了黑洞。碧云到这个罐头厂打工，还是我托熟人给介绍的。狗屁厂长！不过是城中村的一个农民。肯定是他撬走了我的碧云。我几次想一个人回故乡去，几次按捺了自己。我这么一走，我和碧云之间就算完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的，希望碧云和我一如既往地相处下去，一如既往地做我的情人。这缈茫的希望鼓舞着我，使我在冬日的晌午浑身燥热——尽管，气温在零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只是觉得胸口憋闷得厉害。等待太煎熬人了。我不再看手表，我把手表装进了挎包里。时间象一把大手似的在我的心里拧动，我的心在隐隐作疼。我的身子靠住法国梧桐，眼睛依旧盯着楼房的门口。我的脊背被汗水汗湿了。我知道，那是虚汗。我稍微一动，就虚汗长淌，我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去对面的商店里买了两包干吃面，我双手掬着干吃面，狼吞虎咽——我想，饥不择食，也就是这样吧。我盼望那幢楼房燃起大火，我盼望那幢楼房突然倒塌，我盼望那个厂长因脑溢血或心肌梗塞猝然而死，我盼望碧云象往常一样扑向我的怀抱，我盼望春光溶溶，花红草绿，我盼望盼望，盼望碧云对我是真的——她一千遍一万遍地说过，她爱我。随着时间对我的炙烤，我由盼望而怀疑，我怀疑，我们之间就没有爱情；我怀疑，碧云就没有爱过我。我怀疑，我和碧云只是一对狗男女不是情人，我怀疑，碧云做我的情人的同时拥有一大堆男人。我一思考，浑身就没劲。我靠着树身坐下去，坐在了地上。干枯的雪粒穿过树的枝叶落下来，挂在我的眉毛上。我双手撑着树的根部站起来。我不等她了，说什么也不等了。就在我忍无可忍之时，碧云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哧地一笑，接着，那笑声更疏松了：山子，叫你久等了。我本来想说，你的告别咋用了那么长时间？话一出口，却变成了这样：我就是等到老，也要等你来。碧云说，我和他做爱了。他要做，我就和他做了。我说，狗日的真能干，要这么长时间？她说，能干个啥？人老了，一个小时也发动起来。我骂了一声：狗东西！碧云说，吃醋了，得是？我说，你咋能那样呢？碧云说，我为啥不能那样？我想咋样就咋样。我抬头看时，她脸庞上的两团红晕还没有消失殆尽。她说，山子，我们走吧。
　　 走到渭河大桥的中央，她站住了。她靠在桥的栏杆上。火红的羽绒衣仿佛在燃烧。她从羽绒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叠纸张，她说，这是你从西安给我寄来的几封信。她开始撕那些信。她撕得很干脆，先撕成一绺一绺，再撕成一片一片，直至撕得象雪片那么大。她把那些碎片抛向桥下，纸屑和雪花搅在一起纷纷扬扬了。我眼看着我的深情我的爱心被碧云撕碎了随意抛撒，我眼看着那些纸屑象迷失的灵魂在空中寻找着落之处。她说，山子，你回去吧，我不回去过年了。我说，这是咋了？她说，我就在咸阳过年。我说，咱俩昨晚不是说好了，一同回老家过年吗？她说，我没有家，我的家在哪里？她拧过身就向倒走。我急了，扑上去抱住她。她看着桥下干涸的渭河水说，你放手，山子。你不能给我稳定的工作，不能给我钱花，不能给我一个家。算了吧，到此为至。我恳救她：碧云，你不要这样，你跟那个农民老汉没有前途可言。她说，我跟你就有前途了？你不也是在西安打工吗？她掰开了我的手。我说，碧云，我是很爱你的。她说，再不要说那句话了，啥叫爱？做爱吗？对我来说，和谁做也是一样的。我说，碧云，我真的爱你，我对你是真的。她说，啥是真的？有饭吃，有钱花才是真的。这时候，一句话冲出了我的口：你会得到惩罚的！我这不是诅咒她吗？以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过。为什么她会得到惩罚？是因为她和我分了手？是因为她太放纵？是因为她没有普通人的情感，连一点良心也没有？当时，我不过是气急败坏才这么说的。也许，二十岁的她还不能理解什么叫惩罚吧，她轻淡地说，那就惩罚吧。她没有看我，朝东而去了。我撵上了她。她拧过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一把水果刀。在我还没有明白她要干什么的时候，她挽起衣袖，朝自己的胳膊上划了两刀。我喊了一声碧云，要向她跟前扑。她举起刀说，你别过来，你再走一步，我就死在你面前了。她将刀举向了自己的心口。我吓住了。我眼看着她胳膊上的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滴。她说，你转过身去向西走。她喝喊一声：转过去！开步走！我迈着僵硬的腿，面向西，朝渭河大桥的西头走。我恍然看见，她胳膊上流下来的血滴在雪地上，如同血红血红的梅花。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拧过身看时，渭河大桥上空无一人，眼前头是一幅雪幕。雪幕干干净净的，白得很纯粹，没有瑕疵，洁白的雪幕上，点点血色分外夺目，那血红色张开了翅膀，准备飞翔。
　　 简给我说，山子，你知道吗？咸阳那个罐头厂的厂长和碧云闹得不可开交。碧云为了躲避他，回到了老家。那个老头子比年轻人还痴情，开着车撵到了碧云的家里。碧云赶他走，他也不走。碧云没有办法，又离开了凤山县。我说简，你不要给我说这些行不行？简说不行。简说，我知道你心里还装着她。我要你知道，你和她分手是个大错误。我要你知道，她活得很不容易的。我说，我知道。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简说，她二十岁那年出走后，还做过一年小姐，就在千水镇的一个小客栈里接客。我说，你就编吧，你就刺激我吧。简说，这不是编的。一年以后，她染上了性病，在县医院住院治疗。是县医院的高院长告诉我的。高院长就是咱小学的同班同学高杰。不信，你去问高杰。我说，我信，行了吧。
　　 其实，我很想知道，碧云是怎么从一个农民当上公务员的。
　　 简说，就在她住院期间，认识了雍川乡的党委书记卞志祥，卞志祥也是那种对漂亮女人能逮住就逮住不放的男人。她出院后，卞志祥把她安排到雍川乡当上了电话员。卞志祥和碧云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凤山县新调来的县委书记罗章到雍川乡去检查工作， 他看中了碧云。三天之后，罗章就把碧云调到了县委办当上了打字员。罗章先给碧云解决了一个事业编制的名额，1992年，全省的所有合同制干部全部转正，就在那次转正中，碧云搭上了车，有了公务员身份。碧云将罗书记叫干爸。罗章临离开凤山县时，叫他干爸的女孩儿，转正的转正了，提拔的提拔了，都尝到了甜头。罗章在凤山干了四年，五十七岁那年调到了西水市当上了工商局的局长，不料，在一次嫖娼中被市公安局里的干警逮住了。他一再强调，他是罗局长。公安干警说，我们就是逮局长的。他丢了官，丢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