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爸 我的二爸

摘要：二爸到了松陵村村委会办公室以后才知道，村委会主行刘开要叫他在一张表格上填上他的名字。刘开把一张表格向他跟前一推，签字笔拧下了笔帽，塞进了他的手中。二爸正迟疑着，刘开伸出右手的中拇指头在表格的最后一栏戳了戳：在这儿，在这儿写上冯富明三个字就没事了。二爸十分笨拙地握住签字笔 二爸到了松陵村村委会办公室以后才知道，村委会主行刘开要叫他在一张表格上填上他的名字。刘开把一张表格向他跟前一推，签字笔拧下了笔帽，塞进了他的手中。二爸正迟疑着，刘开伸出右手的中拇指头在表格的最后一栏戳了戳：在这儿，在这儿写上冯富明三个字就没事了。二爸十分笨拙地握住签字笔，目光挑起表格又看了一遍——那是松陵村村民领取退耕还林款的签名表。二爸看着看着，脊背发热了，额头上沁出了细密密的汗水。在他的名下有50亩的退耕还林坡地，每亩地每年领取162元。也就是说，他一旦签上名字就等于领走了8100元钱——二爸连看几遍，终于看明白了——一年领这么多，三年呢？五年呢？二爸一旦看明白，未免心里害怕了。他将签字笔十分小心地搁在办公桌子上，仰起头，瞟了刘开一眼，嗫嗫嚅嚅道：我没有一亩退耕还林的坡地，你是知道的。刘开不耐烦了：叫你签，你就签。话多的很！二爸目光盯住那支签字笔，仿佛是给自己说，不，我不能不明不白地领那么多钱。刘开将烟屁股朝脚地一扔：想得倒美？谁叫你领钱的？你签个名就走人。原来，二爸并没有看明白，是刘开说明白的。二爸本该糊涂着才是，他一旦明白了，就坐卧不宁了，他对着表格说，我一签名，就等于我把钱领走了，日后，谁能说得清？二爸站起来要走，刘开用目光压住他：冯富民，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儿子那三分宅基地还要不要？二爸说：要。咋能不要呢？刘开说，要个球！不给了，你走人。二爸双腿僵在那里，半步也迈不出去。儿子没有宅基地哪能行？二爸知道，刘开他是得罪不起的，假如得罪了刘开，儿子的宅基地肯定就不会到手了。可是，他一旦签上了名字，不等于刘开白白拿走了八千多元吗？精明的刘开一眼就看穿了二爸，他说，冯富明，我告诉你，这八千元，我一分也不拿，你不要以为我是吃你的空名字。你信得过我，就信；信不过我，就走人。我把话说在前面，你签了名，没有人会向你追要一分钱的。我和你一样，是被人拿住了。刘开似乎很冤枉，他蹲在凳子上去点烟。
　　 刘开也是有苦难言。这八千多元，他确实一分也不得。50亩坡地的退耕还林款，是他对南堡乡的乡长常世雄的感谢——在换届选举中，如果不是常世雄安排唱票和计票的人给刘开多记了二十三票，刘开肯定落选了。为感谢常世雄，刘开已经送了常世雄五千元。从常世雄的目光中刘开就能看到，常世雄很不满意，刘开这才有了用50亩退耕还林坡地款“进贡”的念头。其实，这八千多元，常世雄也得不到手，刘开把钱送来，他看也不看就给他的小情人——南堡乡妇联干事张月婷了。每次和张月婷做毕爱，常世雄总是要给张月婷掏一把的。不知张月婷嫌这样的做法太直捷——和睡小姐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嫌数目太小。张月婷要常世雄给她固定收入。于是，常世雄就暗示了松陵村的村委会主任刘开和南柳村村委会主任田均；于是，张月婷的名下每年就有了100亩退耕还林坡地款的收入。
　　 刘开一看，二爸愣怔的样子，他从凳子上跳到了脚地，指住二爸说，冯富明，我告诉你，你不签名，我照样叫一个人来签上你的名字。叫你来签名，是看得起你。看你那球样子，象挨刀子呀？得是？不识抬举！好吧，你走！二爸突然挥起拳头在办公桌子上猛砸了一下，那支签字笔唱歌似的跳跃着。二爸仰起头，而对着屋顶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屋顶上的粉尘细雨似的纷纷而下。刘开本来是想拽住二爸的衣袖将他朝外拽。他看着二爸，向后退了退。二爸笑毕，坐在办公桌前在表格上签上了冯富明三个字。
　　 刘开说，冯叔真是灵透人一个。
　　 二爸说，一样，一样。
　　 刘开说，是灵透人，就不会说不该说的话。
　　 二爸说，刘主任放心。我儿子的宅基地该到手了吧。
　　 刘开说，不用你再提了。
　　 果然，二爸在那张表格上连续签了两年名字并没有出什么事，也没有人来向他要钱，儿子的宅基地很快地批下来了。由此，二爸认定，刘开是说话算数的正人君子。
　　 刘开来找二爸的时候，二爸正好把擀好的面条下到锅里，坐在灶膛前拉风箱。刘开一看就说，冯叔，我给你说过了，叫你到五个儿子那里轮流去吃，你咋不听呢？自己抓锅抓灶？二妈去世后，二爸没有再续娶。十五年来，他一直自个儿做饭。二爸给五个堂弟都娶了媳妇，五个弟媳没有一个愿意和二爸一块儿过日子。刘开把五个堂弟和弟媳召集在一块儿训斥过几次。堂弟和弟媳都答应愿意接纳二爸。可是，刘开走后，二爸还得回到他那一间半厦房中去。
　　 二爸把面条从锅里捞出来，调上调料，蹲在了房檐台上，他吃了一口面条说，儿子们个个活得比我还难场，我就不给他们添乱了。
　　 刘开说，难个球！谁没娘没老子？你真是，叫我咋说你呢？
　　 二爸说，有啥话你说。
　　 刘开说，你吃毕了我给你说。
　　 刘开要二爸组织十个老汉去拦502厂的施工队。502厂在村子后面。企业要扩建，通往县城的道路要拓宽。合同在一年前签订了。刘开嫌地价低，想反悔合同，502厂的领导不答应，最近开了工。刘开派村委会的副主任和会计去拦施工队，拦不住。他想借二爸他们几个老汉的力量来阻拦。
　　 二爸说，追加的钱你想干啥用？
　　 刘开说，村里小学的房烂了，修修补补也要几万元。
　　 二爸说，修学校是好事，不要说组织十个老汉，二十个也行。你总不能叫老汉们在那里白坐一天。
　　 二爸心里明白，刘开要钱不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村里的那么多地卖了，集体的房屋卖了，农机具卖了，钱不都叫刘开他们胡花了。他老了并不糊涂，他不能叫刘开白撺掇。
　　 刘开说，凡是去的人，一天30块，咋样？
　　 二爸说，太少了，一个小工一天都挣五十块哩。三十块我叫不到人。
　　 刘开说，好吧，给你们五十块。
　　 二爸说，当天晚上去村委会领钱。
　　 刘开咬咬牙答应了。
　　 二爸去拦502厂的施工队不只是为了每天挣50块钱。二爸和502厂的领导有宿怨——十多年前，502厂的一个副厂长把松陵村一个叫冯高贵的十七岁的女儿压倒在村子后面的麦地里强奸了。冯高贵是我们冯姓人家的自家人。二爸知道这事后，要叫冯高贵去502厂闹事。冯高贵不去，他给二爸说，人家已经给了咱五百块钱了，这就够了，再说，这事闹出去，娃将来不好嫁人。二爸气得扇了冯高贵一个耳光，他指住冯高贵骂他：你才是个狗熊！咱娃就值500元？脸呢？咱的脸不值钱？人家给咱脸上拉屎拉尿呢，你就用五百元了结了？人是为一张脸活着的。你这个不争气的狗东西！任凭二爸骂也罢，打也罢。冯高贵还是不去502厂。从此，在二爸的心目中，502厂的领导不是好东西。
　　 已是初冬时节，从北山里扑下来的西北风仿佛槐村上的老树皮。在二爸他们十个老汉的脸上、身上磨蹭。二爸他们就坐在潮湿的土地上，个个脸色发灰，有的吸不住清鼻，鼻涕掉下来沾在胡须上。施工的年轻人不敢对这些老汉们动粗，他们只好停下了挖土机、推土机。第二天，502厂的领导派人去找南堡乡政府，乡政府把他们推到了县政府，他们又去找县政府，县政府又把他们推到了乡政府。502厂的领导一经打听，这帮闹事的老汉是自愿组织的，带头闹事的是二爸。于是，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二爸，带着礼物来找二爸，那天，恰巧二爸不在家，二爸失急慌忙的去了县医院——二爸十三岁的孙女儿骑自行车去学校时摔倒了，摔破了脾脏，在县医院做了手术——三弟为女儿已经花了一万多元，医院还在追要。三弟向二爸张口要钱，二爸身上总共只有一百六十块钱，他全部掏出来给了三弟。三弟叫二爸去借。为了孙女儿，二爸就拉下了脸，四处去借，跑了一整天只借了八百三十元，他回到松陵村时，天擦黑了。二爸一看，家门口有两个人在徘徊。这两个人一看是二爸，堆着笑脸迎上去自我介绍。二爸一听是502厂的人，脸就拉下了。这两个人跟在二爸身后，进了二爸那破旧的厦房，他们把一瓶三百元的西凤酒和一条二百四十块钱的好猫烟给二爸放在了柜子上。二爸问这两个人找他有啥事？一个人从衣服口供里掏出了一个封信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二千元。厂领导派我们两个来看望你老人家。二爸当然明白，这两个人的来意了。二爸大概想起了在病床上受煎熬的孙女儿，他没有拒绝这两个人送上来的礼物和二千元钱。二爸说，你们厂领导是啥意思，直话直说。一个说，只要你把这几个老汉劝回去，再给你一万元。另一个说，这一万元你白得了。一个说，你一辈子恐怕也挣不到一万元。另一个说，这事我们不会叫村委会知道的。二爸竟然未加思索说，你们明天早晨把一万元拿来，后天就撤人。
　　 二爸得到了一万元之后，给那几个老头子每人给了三百，叫他们不要再去502厂的工地——这几个老汉全把二爸叫二哥，他们都听二爸的。二爸给老汉们说，刘开把咱们当枪使了，刘开从502厂已弄去了几万元。老汉们一听就散了摊子。二爸怀惴着那几千元到了县医院。
　　 有一年过春节，我回到了松陵村，晚上睡在二爸的热炕上，二爸把他“受贿”的事给我说了。二爸说，他给谁也没有说过这事儿。二爸显然后悔了，他说他穷了大半辈子，也没白拿过谁一分钱，为了孙女儿，他一见到钱，就眼开了。二爸给我说，你现在是县上的领导了，千万不能白拿老百姓一分钱。我说二爸你放心，我不过是一个挂职的县委副书记，不分管工作，没人给我行贿，就是有人送，我也不会要的。二爸说，钱是个好东西，就是把我放在那个位位上，说不定，有人送，我也就要了。不过，要了人家的钱，会后悔八辈子的。
　　 我能感觉到，自从我挂职之后，二爸的言谈之间，不是偏袒那些当官的，而是对他们的为官为人有了几分宽容。
　　 可是，二爸的这种情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那天，我正准备去姚家沟镇找几个农民座谈，凤山县政法委书记蒲旭给我打来了电话。蒲旭和我是初中、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说话就少了官场的铺排，他说，山子，冯富明是不是你的二爸？我说，是呀。出啥事了？蒲旭说，你二爸到县委来告了一月状，把县委孙耀辉书记的腿都抱住了。我说，是咋回事？蒲旭说，电话中一两句说不清，你最好回凤山县一趟。我说，我吃毕中午饭就回来。
　　 凤山县距离我挂职的那个县只有三十公里。一吃毕中午饭，我就叫上司机，朝凤山县县委赶。
　　 车到县委大院，我一眼就看见了二爸。他坐在院子里的花坛前的水泥地面上，正在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当官的，没有几个是好球日下的！
　　 你们吃人民的，拿人民的，还欺负人民！
　　 土匪！连土匪都不如！
　　 二爸身旁站着两个年轻人。不知道他们是县委哪个部门的，他们不动手，也不动口。
　　 我走到二爸跟前去。二爸没有正眼看我，他斜视了我一眼，似乎是对着冰冷的水泥地面说，山子，二爸的事不用你管。二爸也不连累你。你如果要是官官相护，我就没有你这个侄儿，你也没有我这个农民二爸。我说，二爸，有啥话，咱到房子里面去说。二爸说，县老爷住的地方，咱农民敢进去吗？二爸看着我，突然变了脸，他说，你还是个县委副书记？你二爸被这些狗东西欺负成啥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再人模人样有啥用？你二爸连猪圈里的猪都不如。二爸说着说着，哽咽了。我赶紧给蒲旭打了电话。蒲旭从乡下赶回来了。我和蒲旭把二爸搀扶到了县政府招待所。
　　 我虽然是一个挂职干部，这两年，也不止一次地遭遇过老百姓上访之事：有当面哭诉的，有跪地叩头的，有抱住腿不放的，也有破口大骂的。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不少上访事件——某村的村委会主任睡了全村的三十五个年轻妇女和姑娘，没有人能告倒他；某乡的党委书记和机关里的一个女干事有染反而被提拔成副县级；某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把农民打成残疾，农民状告十多年无果。某乡长大白天和小姐在办公室套间睡觉被检查工作的县长堵在门里，这位乡长照样提拔了；某县长把某块地方卖给开发商，为了拔掉钉子户，把一户居民夜间用车拉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山里去，这一户居民从山里逃回来时，家园已被夷为平地。这些笔记，我只当做以后写小说的素材来处理——压在抽屉底下，让它们沉淀、沉睡。我真没有想到，我的二爸也成了我的创作素材中的一个人物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二爸了。我给二爸倒了一杯水，叫他坐下慢慢地说。
　　 二爸摇摇头不说。
　　 我说，我弄清真相，也好去协调解决呀。
　　 二爸叹息了一声：当官的都是一个球样子，我算是看清了。
　　 二爸的这句话使我吃惊不小：在二爸的心目中，我也是当官的？
　　 我说，二爸，你连山子也不放心了？
　　 二爸又是一声叹息：你踏进那个门槛，就由不得你了。二爸不为难你。你回去上班去。
　　 二爸，我的二爸把我从亲情中剔出去了。我看着脸庞削瘦、双目茫然中透着愤懑的二爸，心中隐隐作痛。
　　 二爸是比我的父亲更疼爱我的父辈。在我做农民的那二十年间，如果不是二爸护着我，我也许活不到今天。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小雪过后，大地冻得开了口子。已到了傍晚，生产队长分派我去山庄里把700斤黑豆拉下来给牲口做饲料。我求生产队长叫我明天去，生产队长牙缝中只吐出了冷冽的一句话：不行！赶天亮前要拉回来。我们村距离山庄有四十多里山路，坡陡路滑，假如我下山时滑到沟里去，有谁知道？我回去给父亲一说，父亲没有吭声。母亲说，山子，娘陪你去。我说，我就是挣死也不叫你去。二爸知道了这事，他一句话没说，拉着架子车出了门。我和二爸把架子车拉到山庄里的时候，已是鸡叫头遍了。一路上，父子俩谁也不说一句话。架子车的车胎从那薄薄的积雪上碾过去时发出的响声粗砺而冰冷。我刚刚从学校回到生产队当农民的时候，生产队长派我去北山里给饲养室割山草喂牛，我身单力薄，只有十五岁，上百斤的担子根本担不动。二爸就把自己的草担子朝山下担一二里，又上来，担我的草担子，父子俩把山草担到生产队饲养室里的时候，我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一路上，听着二爸粗粗的喘气声，我内疚得心里发痛——那一年，为一扇院门，父亲和二爸吵嘴了。父亲说，那扇院门是祖父分家时分给他的，二爸说是祖父分给他的，后来，父亲拿出来了十几年前的分家契约——果然，契约上写明，是分给父亲的。那天，年轻的我竟然出口骂了一句二爸：不要脸，想讹人。为这一句骂，我难受了十几年，内疚了十几年，多次想给二爸陪情又张不开口。寒星象冰凌似的从蓝得发白的天幕上向下跌落，二爸嘴里哈出来的气在胡髭上眉毛上结了冰，我扭头一看二爸，心里十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