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叫驴”与“驴叫”考 ——再谈《余秀华现象的民族劣根》之劣根

　　
　　 我没有考证的嗜好，但有件事情最近网上吵得厉害，让我对考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件事情是关于诗人余秀华的。如果要把这件关于人的事情弄清楚，那么话还得从动物身上说起。
　　 我们乡下过去有一种动物，叫“驴”。既然我提到过去，那至少说明，这种动物乡下现在已不多见，与牛羊相比、基本看不到了。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则是它的叫声。每当驴叫的时候，便昂起头，高一声低一声，拖长了声调，间歇性的对天长叫。由于它样子过于怪异，我没法用语言把它描摹出来。因此，农村人便按照它的模样，管它叫“叫驴”。我现在想起那副可爱的模样来，有时还忍俊不禁。
　　 与我不同的是，我的外祖母特别不愿听到它的叫声。她说，那个畜生一叫起来吵死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则是，外祖母那时每天还指望着那个畜生帮自己干些力气活。可怎么会让她老人家如此地不待见，我也一直犯迷糊。
　　 考证到这里，我算是把“叫驴”和“驴叫”的事情，给交代清楚了。假如这算是考证，那说明我已触到一个皮毛，给所谓的考证开了个头。真正要把问题弄清楚，则又要把话题转移到人身上去。人与动物、动物与人，难道只有互相印证，才能弄清真相？
　　 为此，我不得不说到当今的网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确切点说，我得说说随州论坛——里面的一个版块：文学沙龙。最近发了篇帖子，题目叫《从余秀华现象看民族劣根》。
　　 首先声明，我与这篇帖子的作者，往日无仇，近日无怨，甚或连面儿都没有照见过。但作者这篇稿子，却让人生出了许多愤怒。用所谓“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正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我便想到了争论。把我小时候见过的动物拿出来一联想、一比较，就联想、比较出了看法。又考虑到人和动物无法联想、无法类比，就换成了考证这种说法。拔高点自己说，我考证的目的、就是想避免人与动物不必要的混乱。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考证也是这样。我因为不是专业人员，就只有按照在南海画圈的那个老人说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所以考证的第一步，应该首先存疑。而对于存疑，我是这么认为的。把既成的定理或公理推翻，重新认识，然后得出结论。就像几何中所说，正三角形的三条边都相等一样。中学生们如果不信，可以自己证明。或者说，地球是围绕太阳公转的，如果不信，可以上网搜一搜哥白尼。
　　 我知道我这么去存疑，有可能要付出代价。中学生解几何题虽然拿手，但要面对高考。哥白尼把太阳与地球围绕谁转的问题搞清楚了，却因为好奇心太重而把自己烧死了。好在我现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存疑的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所以就算存疑错了，既不用高考、也不用被当作烧烤。但转而一想，我估计挨顿骂是肯定免不了的。说不定还会因此惹上官司。不过，我不在乎。我在乎的则是，把余秀华的民族劣根在哪里、给弄清楚。
　　 要厘清这个问题，得需要从余秀华的诗歌考证起。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余秀华创作的诗歌可能不下2000首，我读过的并不太多。众所周知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狗日的王法》、《千里送阴毛，礼轻人意重》等等，我都读过。我还读过她的《脱》、《与伽蓝谈性》、《可疑的身份》等等，包括新近出版的新书《月光落在左手上》，我亦熟知。据说这本新书已加印四次，超过了10万册，成为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的诗集。我还知道，2015年的春天，余秀华受邀参加了北大《春天读诗》的录制。在未名湖畔，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的农妇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从上面的列举，我发现了我要找的问题。并且往死里认为，余秀华其实就是一“叫驴”。这正好给我的存疑找到了答案。能从人的身上发现动物的属性，说明我的联想还是蛮丰富。茫茫人海、大千世界，要想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实属不易。与苍蝇找到污垢不同，楚鸾费尽心机找到了余秀华现象的民族劣根。两者之间探索和发现的成就与快乐，意味深长，也惟有自知了。
　　 如前所述，余秀华诗歌标题的表述，似乎都与性有关。这正是楚鸾痛殴余氏劣根的起由。也有媒体人和网虫斥之为标题党。我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知道标题对于一篇诗稿的重要性。有时为取好一个标题而备受煎熬。所以，才高八斗的诗圣杜甫，为锤炼诗语，也要“捻断数根须”。曹雪芹更是直言不讳、说出了自己的苦恼：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好在我只是一个初级爱好者，再怎么煎熬，也不会招人关注。这一点，余秀华反倒没有我幸运，我怎么去做都不用背上民族劣根这个骂名。
　　 让人费解的是，余秀华人在荒郊、身处僻壤，却不知死活，偏偏爱上写诗，还老想来一场婚外恋。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然，蝼蚁尚且偷生，虫豸也应繁衍，天理昭然。人总得为自己找条活路，给欲望添些柴草。于是，生存生理的需要，逼迫她把自己的诗情，把自己心中的压抑、憋屈、烦恼、需求，给“喊”出来了。而性，顺便成为她释放心中块垒的一个端口，仅此而已。让人猝不及防的是，网络媒体那个该死的推波助澜的大嗓门，让有道德嗜好的人抓住了民族的劣根。
　　 现在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信息的发展让一切变化在瞬间发生。而信息，正是媒体网络赖以生存的工具。余秀华和她的诗歌，便是这个工具发掘出来的财富。所以，对余秀华的诗歌诉求进行渲染、鼓吹，用上我的联想，那就是使劲地“叫唤”，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用我说，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一个喊、一个叫唤，大致意思都落在一个字上，那就是“叫”。一般说来，北方人喜欢说叫，南方人喜欢说喊。而在本土方言里，“喊”和“叫”区别不大，大概一个意思。从我们乡下对驴的称呼去判断，不用纠结也能明白。
　　 考证至此，套用一个比方可以看出，余秀华不过就是一叫驴，这头驴被关在了网络媒体的圈里。俗话说，会哭的娃子有奶吃。会叫的驴有没有吃的，我不敢肯定。但叫起来了，肯定会招来别人的注意，引起别人的重视。余秀华是不是这么想，那是她的事。我敢肯定的是，媒体就是这么想着干的。不然，余秀华的诗集哪有那么大的销量。她也火不起来。我要是余秀华，也会半推半就，乐于接受。这等事情，傻子想不答应都难。
　　 话说至此，“叫驴”的事情算是考证清楚了。下面我便要存疑“驴叫”这个问题了。前面我已经说到过，我的外祖母最不愿听到驴叫的声音。从她老人家说出的话来看，理由很简单，就是那个畜生叫起来吵死人。我猜外祖母是不是年纪大了，她只是单纯地怕吵，只想保持内心清净。
　　 大凡长者暮年，仿佛都有归隐之意，都想跳出山门外，不在五行中。究其原因，似乎大限将至，都有怕吵的意思。远的有介子推，背起老母亲，躲进深山，宁被烧死也不愿意下山。料想是外面的那个世界伤透了他的心，所以他只想远离尘世的喧嚣，颐养天年。纵有高管也不做，而心甘情愿被烧死。
　　 而近者则如鲁迅先生。鲁迅是个暴脾气，这一点我早从他的著作中看出来了。看他的杂文就更明白不过。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他跟谁似乎都想干一仗。我后来终于明白，因为是那个时代欠他的。放在我身上，我的脾气或许更糟。所以，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有人递过话来，说要奖给他美元的时候，鲁老先生竟然别过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后来，我帮鲁迅先生想明白了，因为美金也难以买回中国人的一份宁静。
　　 把两个例子一归纳，我的存疑便有了重大发现。介子推怕吵，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不像话，杀戮太重，所以宁愿选择舍身成仁。言归正题，是驴叫的声音太大、刺耳，伤及了我外祖母的心灵。亦如楚鸾斥责余秀华现象的民族劣根，叫声太大，让余秀华的拥趸难以招架。最要命的是，把余秀华的隐私都吵吵着翻出来了。著名诗人沈睿先生曾评价说，余秀华的成功说明了一点：现在是诗歌创作的最好时代。沈先生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拿在当下，裤裆里的那点事还叫事吗？或者理解成，诗歌创作即便涉及到了性，那也更能证明这个文本写作只会给人增添青春的激情，增加爱爱的雌激素与荷尔蒙。假如沈睿真作这么想，我也会忍不住想抓他的民族劣根。
　　 而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与别人吵，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嗡嗡嗡，吵声盖过了社会正义。不像楚鸾者流，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打余秀华的棍子，斥其为民族的劣根；揭余秀华的隐私，拿她的下半身说事；扒余秀华的伤口，反复描述其身体缺陷；黑余秀华的面皮，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贬低她诗歌创作的价值。在我看来，楚鸾仿佛巍巍乎，俨然中国文化之权威。其实，余秀华说穿了就是一草根。在民间，这样的草根多得是，用得着把潘金莲的帽子扣在她头上吗？如果不是畏惧中国的婚姻法，宁愿让她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在中国，这样的女人应该多多益善。不然，有愧诗歌的国度。
　　 由此观之，我便想起了外祖母对驴叫的态度：驴叫的声音越大，越不招人喜欢。何况，妇孺皆知，有理不在声高嘛。要想取得对别人的话语权，就先要虚心学习他人长处，发现别人创作构建中的缺陷，以健康的批判方式客观评价其劳动成果，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才是正确的文艺方针。若如此，即便驴叫的声音再大，也不会有人讨厌。就像我看到叫驴，看到它可爱的一面，也会忍俊不禁，会心一笑。
　　 考证至此，关于叫驴与驴叫，明白和不明白的事情，我似乎都已无疑再存。唯一且仍然存疑的，则是本文的社会反应。按照鲁迅的说法，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过，我已预备好耳朵，打算再次听到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