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与“糊涂人”

摘要：对比二次重大历史变革中的一些细则，分析成与败的由来。 与明白相对的是糊涂，下面以三百年为跨度，对比两场重大变革中的一些细节，分析当权者做“明白人”与做“糊涂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一六四四年是中国阴历甲申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分，在当时的首都北京，有三股政治势力正进行殊死角力。分别是：崇祯皇帝的执政的明王朝、来自西北的以李自成为首农民起义军、来自东北以多尔袞为首的后金政权。
　　 三股力量聚集的焦点在于中央政权上，围绕着政权上演了攻与守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三股力量的消涨过程，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
　　 后金政权是发端于蒙古族的分支女真族，盘踞东北，是明朝政府来自东面的最大威胁。此前，明朝政府扼守宁远总兵是袁崇焕。袁崇焕是历史上一位名将，文武全才，以文官挂武衔镇守宁远。通过三年的苦心经营，袁崇焕为明朝构筑一道坚固的东方防线，屡次击败后金的进犯，断了后金的粮道，几乎将其逼到死路。可就在关键时刻，崇祯皇帝中了金兵的离间计，金兵通过收买了明军中的监军太监，向皇帝进谗言说袁崇焕有不臣之心。皇帝听信谗言，将袁崇焕从前线急调回京，投入监牢，不经调查就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如此一来，东方防线无将可守，金兵得以长驱直入，围困京城。此时京城守城的军队正在开往西北剿灭李自成，京城处于兵力空虚之中。当金兵大兵压境之时，崇祯皇帝只得号令城里的丁壮，组成守卫民团死守待援，承诺将参加守卫民兵每人将发给十两银子。所幸数日后，金兵因后院起火（皇太极暴死后引发的内讧），不战自退。金兵退走后有人向崇祯皇帝提起兑现银子的事，崇祯皇帝反而问：“守城是众人之事，怎能向我提钱？”一句话令百姓大失所望。
　　 话音未散，李自成的义军就兵临城下，此时皇帝再次动员民兵守城已无人响应。不但百姓不守城，城中不论是官是民都闻风弃城逃离。崇祯皇帝急令朝臣们进宫议事，竟无一臣入宫应朝。皇帝亲登钟楼撞击朝钟，将钟都撞破了也没有召来一名官员，失信于民的结果使崇祯成了孤家寡人。眼看潮水般的起义军蜂涌而至，身边只剩下一个忠诚的太监王承恩，大势已不可挽回，崇祯举剑手刃皇后，再将带血的利剑指向缩在皇后身后的小公主时，公主哀求道：“父皇因何要杀你亲女儿？”得到的答复是：“汝为何生在帝王家？”真是无情不过帝王家。
　　 崇祯在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吊死在煤山（今景山）一棵歪脖子树上。一个家庭和一个王朝的命运，就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作为胜利者的李自成，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自己失去了约束，进入了皇城就住进皇宫，和盘接受明朝留下皇宫的一切，开始帝王般的日子，还纵容部下效尤。就这样上行下效，大将们霸占王府，中小将领们霸占官府，士兵们霸占民宅，一级一级地放任部下对京城进行大肆烧杀抢掠，迅速从义军蜕化为匪兵。
　　 闯王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完成了从人民的正面走向人民的反面的过程。进城时百姓的震天的吹呼，也迅速转化为仇恨的怒火。特别是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进城后霸占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府邸，与之结下杀父夺妻之恨。这也直接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追杀李自成，上演了一幕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悲剧。在此形势下，李自成节节败退，最后只得仓皇逃窜。
　　 李自成及其部下逃离京城时，所掠夺的财物堆积如山，大将领们用车载，中小将领用马驮，小兵则揣得满口袋，以至于笨重得连跑都跑不动。追兵一到，则四处涣散以求自保。就这样一支浩浩荡荡军队被其所掠夺的财物完全累垮了，以至于迅速分崩离析。李自成逃到山西时，也只剩下孤家寡人，被一群村民当作山贼用简陋的农具打死在田埂上，村民剥开他的外衣发现穿在里头的龙袍，才知道打死的原来是义军的领袖，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顷刻化为乌有。
　　 在这场重大的变革中，崇祯皇帝先是因犯糊涂自毁长城，后又失信于民，落得国破家亡的结局。李自成本高举起义大旗赢得势如破竹的战果，就在接近胜利时，放松自律，失去民心，形势发生逆转，多年的艰辛功败垂成。多尔袞则坐收渔利。
　　 三百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又是一个甲申年。一位历史学家对那一过程作了总结，撰写一篇祭文，那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触发了共产党人对那段历史的深刻思考，并在看到胜利曙光时将其作为一面历史的明镜加以自省。
　　 一九四九年进京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会议上提出“二个务必”：“务必请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务必请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在进京上路之时，毛泽东还用进京赶考来告诫各位，革命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迎接我们的是各种考验。
　　 他们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不论是大事还是生活细则，他都能严于律己，带出一代浩然正气。
　　 一九五二年，张青山、刘子善贪污案发。当时在中央高层对如何处置这二位革命功臣持有不同意见，有些人认为应酌情从宽处理。毛泽东当时就对持宽容态度的高级干部责问：“去问问蒋介石能宽容？再去问问杜鲁门能宽容？”
　　 当时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正与美国激战。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张、刘枪决的枪声一直回荡在一代共产党干部的耳边，警钟常鸣。正所谓，枪毙二个人，教育了一代干部。
　　 以上算是大事。老一代领导人同样注意从小事做起，谨小慎微，对自己和身边的人从不放松管束。
　　 解放初期，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从湖南写来的一封信，要毛泽东给湖南省领导打个招呼，在湖南谋个厅级的官位。对于这位亲戚毛泽东是有愧的，因为他在毛泽东最困难时为杨开慧烈士善后收尸，还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面对这一位亲戚的请求，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说明了共产党与所有封建官僚的区别在于不能拿人民利益当作个人报恩工具，要是当了官就荫妻封子，人民还能要我们这样的政府？这位亲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一直在家乡当一名普通的职员。
　　 五十年中期代，毛泽东到浙江视察，身边的工作人背着他向当地领导索要了数坛绍兴花雕老酒。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立刻要求工作人员召开支部会议对此事进行检讨，随后自己从工资中支取了钱进行支付了那酒钱。这还远没有完事，毛泽东还要求对本事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处分和调离，其中不乏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毛泽东教育他们：我作为泽东今天可以伸手向老百姓要东西，明天总理、部长、省长、县长、村长同样可以，如此一来，我们不是回到鱼肉百姓的旧官僚了吗？
　　 几坛酒，在今天看来再细小不过的事，作为大国领袖为什么要痛下决心，其中算的是一笔大的明白账。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已、公私分明。在中南海会议室喝白开水是免费的，喝茶就付钱，一分钱没有少过。他家乡来了客人请客全部由自己负责，自己的弟弟毛泽连到北京看病也要求只由自己的子女陪同，不得动用公共资源。
　　 毛泽东的每一分收入与开销都由秘书如实记录在账本上，到逝世时所遗留下来的钱只有数量少得可怜的稿费，衣物也没有几件像样的。
　　 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是一个公私分明的模范。一次他的女儿去学校想搭趟顺风车，被无情地拒绝，还教育了一通，女儿委屈了好一阵子。为此，王光美去医院看病自己骑自行车，给子女树立了模范。
　　 六十年中期周恩来到杭州视察，工作之余，为了答谢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主动提出要宴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到著名的“楼外楼”酒楼就餐。用完餐进行结账时店主得知是来的是大人物，让伙计象征性结了10.1元。周恩接过账单一看发现，所列的费用明显不合理，要求结账的工作人员再次核实，第二次是送来时改为20.1元。此时，刚好餐厅的服务员进来，周总理就询问服务员这样的饭菜要多少钱，服务回答说在30元左右。这回总理说这才是合理的价格，要求如数付钱。多少年过去一个大国总理对于小账单的认真，体现一个做细节上的明白人。
　　 陈云的二女儿，八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学大学毕业时通过自身的努力进了中央人事部工作。陈云得知后，立即要求女儿不能报到，得到学校教书。理由很简单，师范学院培养的方向就是教师，陈云的子女可以进中央机关工作，将军的子女为什么不行？如此一来，谁来担任教书育人这个重担？一番教育后，女儿接受父亲的建议到郊区学校当教师，一直到退休都在郊区一所中学当老师。
　　 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先垂范，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无数小小的蚁穴没有扩大成溃堤的缺口，才使我们党在建国之初避免三百前那场甲申悲剧的重演。对比两次重大变革中的领导者，其结果迥然不同的原因，还在于明大是、明大非。
　　 正是那一代领导人从无数看似细则上自律、自上而下形成良好的风尚，深刻影响了各级领导干部。
　　 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先垂范，自觉地从小事做起，做到小事不糊涂，带出一代好风尚，才能凝聚亿万人民的人心，克服了无数的困难险阻，在极短的时间里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告别一穷二白的面貌，挺起脊梁屹立于世界东方。
　　 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入侵朝鲜前，西方战略家们分析中国当时的形势，普遍认为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绝对不敢出兵。令他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在中国有这样一批具备高度政治自觉性的领导者形成了无敌的力量，用小米加步枪打退了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敌人。一直到现在，抗美援朝的结果，还在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决策。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当权者而言，是做“明白人”还是做“糊涂人”，悠关一个国家和政权存亡；对普通人而言，是做“明白人”还是做“糊涂人”则悠关其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古往今来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