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红楼琐物 ——读《红楼识小录》

　　 《红楼识小录》一书的后记中，邓云乡先生谦逊地说到，论语有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作为他自己来讲，“谈谈《红楼梦》，本来已是芥蒂之微的事了，而大问题也很不容易谈，没有那么大的学问，谈何容易，因而也就只能谈谈极小的。这就更是小中之小了，所以书名曰：《红楼识小录》。”想来，邓先生之心，意即表明自己是属于所谓“不贤”之列的人，再就是想表明其书中所谈都是些很小问题。其实，恰恰相反的是，《红楼识小录》却是本小中见大的书，一来证明邓先生的博学，二来证明《红楼梦》的博大。
　　 《红楼识小录》还是本很有意思的书，邓先生在此中详谈了许多《红楼梦》里的事、物，比如骡车、帘子、纸扎、酒令等，件件讲来都识见独特、妙趣横生，看过之后，不仅可了解二百年前的一些人事与物相，亦可大大增加人阅读《红楼梦》的兴趣，同时也能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红楼梦》中的贾家，是富裕之家、官宦之家、朝廷姻亲之家，平素出门办事，不是乘轿子就是坐骡车。那个时代，汽车还没有出现，遂就多坐牲口拉的车。比如马车、驴车、骡车。而马生性桀骜，属于难以驯服的牲畜；驴则形体较小，驾车显得寒酸，富贵人家不屑。倒是骡子（马与驴的杂交种）既乖巧，又灵活，特别适合驾辕拉车，从而倍受豪门的青睐。就像林黛玉初进贾府去拜访大舅时坐的就是骡车：“……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婆子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驾上驯骡，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了车。”
　　 骡车，对于我们乡下人来说，并不稀罕，常见，也常坐。马车、驴车，牛车也是常见，常坐。就我的经验，这一类车中，最好坐的是牛车。牛性稳又慢，拉起车来很平稳，人坐其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那叫一个闲适自在，好的简直不能说。最不好坐的，则是驴车。驴子脾气急躁，又奸猾，拉起车来，要么慢的不出路，要么一撂蹶子，飞也似的跑，车轮能腾起三丈高的黄土，谁若坐在那车上面，准能把你的屁股颠开了花，且能惊出一身的冷汗珠子。早些年里，像三轮车、四轮车之类的农机器具还不普及，农村的人们出行多用这类牲口拉的车。下地干活时，车上要么光裸着，要么就只铺点干草之类的，防止路途坑洼，颠的人难受。若要是赶个集，娶个亲之类，就要往车上铺垫褥子、毯子样好看的物什。不过，再怎么铺排，也没有林妹妹坐的那辆骡车好看。其不仅“翠幄清油”，而且，还配有帘子，倒像轿子一样。只是有意思的是，贾府的这种骡车，是人先上了车，然后再驾上骡子。这一点，和我们乡下人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是先给骡马上好套引子，再驾在车辕上，一切准备就绪了，人才能坐上去。
　　 骡车常见，帘子也不陌生。
　　 凭贾府之阔绰，大观园之大，就可以想象出其门之多与帘之多了。邓先生不嫌繁琐，耐心地例举了许多。比如，第八回时，宝玉去梨香院看宝钗，被薛姨妈一把拉在怀里，撒娇了片刻。而后薛姨妈说，宝钗在里屋。“宝玉听说，忙下炕来到了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子软帘……”
　　 软帘，就是没有夹板支撑的帘子。这里的红绸子软帘，即指一种冬天里挂在屋里、且有里有面两层布的帘子。
　　 又说起来，曹雪芹先生真是个有心的人，他写宝钗这个人物，凡穿戴、用品，大多喜用“半旧”二字。不信你接着看，宝玉见门上挂着半旧的红绸帘子，掀帘进去，又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穿着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你瞧，红色的帘子，蜜合色袄，玫瑰紫的褂，葱黄色的裙，若不以“半旧”来压着，是不是就太过扎眼了？如是那样，就太不符合宝钗稳练、内敛的性情了。如此而论，那么，黛玉的帘子又是什么样子呢？第十九回里，宝玉去探望黛玉，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丫鬟们不在，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再有，第四十回上，贾母等一行人来到潇湘馆，丫鬟紫鹃打起的，则是“湘帘”。一个“绣线软帘”，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一个“湘妃竹帘”，绿筠隐隐，清思悠悠，也都很符合黛玉的品行与品性。相较此二者，宝玉房里的门帘就不同了。按照宝玉的身份，按照其凡是喜聚不喜散的性格，自然会多出一派热烈样儿与富贵气，那是第四十一回里刘姥姥醉酒后误闯怡红院时看到的：她迷迷糊糊间不小心撞到了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一转身，方得了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
　　 不论是宝钗门上的半旧红绸帘子，还是黛玉门上的绣线帘、湘竹帘，也或宝玉门上的葱绿撒花帘，因为都很符合人物性格，遂都是恰当的、且漂亮的帘子。
　　 窗帘除外，现在的人们，很少挂门帘了。人居高楼上，防盗门一锁，森严之极，别说蚊蝇了，人也难入的很。不过，在我们乡下，人们还是存留有挂门帘子的习惯。从前的夏天，有的人家挂用沙枣核串的门帘，光滑黝黑，人动帘动，熠闪着细细地光泽。有的人家则挂用冰棍纸折叠的门帘，花红柳绿，喜气盈盈。此二者，都需自己亲手制作。当下，人们多挂的是市场里买来的塑料纱帘，颜色也花哨，有绿的，蓝的，白的，红的。其上还图文并茂，远远里瞧着，像山水画一样。相比夏天，冬天挂的门帘就很单一，无非就是絮了棉花的布帘。不过，有手巧的妇人，平素会把各色旧布块攒起来，凑准了数，将门帘子缝对成各种各样的花哨图案，也很好看。
　　 门帘是活人的门面，而纸扎则是死人的门面。
　　 邓先生说，“纸扎”，文字上叫作“冥器”，原是自古就有的玩艺。最初，它是以“俑”的形式出现的，就像秦始皇的兵马俑。“俑”也有很多种形式的，比如泥俑，陶俑，木俑。到了宋朝以后，“俑”就不再时兴了，随之就出现了纸糊的冥器，就是所谓的纸扎。
　　 纸扎，在民间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如糊纸、扎纸、彩糊等。制作的形象也很多，有纸人、纸马、摇钱树、金山银山、牌坊、门楼、宅院、家禽之类。我们乡下人管纸扎叫“纸火”，因为不论其做的再漂亮，最终都是要在出殡当日付之一炬的。而且，在我们那里的农村，一件丧事的隆重与否、庄严与否，全要仰仗纸扎的多少与好坏。观念所致，活着的人为了自家的门面，总会竭尽所能，打造最“豪华”的丧礼，以示对逝者的厚葬。我曾就亲见过，有一家的老父病故，光做的纸扎，就在院门外摆开百米来长。概就因此，过去在农村做纸扎生意的，都很兴隆，也曾出现过一批手艺极好的纸扎师傅。现在，国家不鼓励土葬了，人们思想观念上也就慢慢地接受且改变了，遂纸扎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我有个远亲弟弟，以前就是闻名乡里的做纸扎师傅，可后来生意经营的奄奄怏怏地，索性就关门大吉，改做别的行业了。
　　 说起纸扎，邓先生举了个“方相”的例子，说是出殡时列在纸扎行列最前面的，曰为“丧神”，即传说中“人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眉”的神人。听着挺威严，也挺有趣的。可是思来想去，在我的记忆之中，好像就没见过这个纸扎神人。多见的，倒是立于灵棚两边的童男童女。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次邻居家的大爷死了，灵棚搭在他家的大门口处，与我家的大门正好对照。一日，初上夜时，我因尿急跑到院外解决。一起身，忽地看见大爷灵棚两边站立的童男女变成了真人，高高地个子，眼睛还溜溜直转，呲着牙，冲我怒目。吓得我一时怔在那里动弹不得，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一转念，方撒丫子逃开了。那时，总听大人们讲，说小孩子们的魂魄不全，偶尔是能看见一些“不干净”（鬼、神）的东西的。还听说，村里的某个秃顶男人，就是因为少时曾对着死人的棺木与纸扎撒了尿，一夜之间，掉光了所有的头发。传言具有无法想象的威力。自小以来，我都在为自己所经历的那件事狐疑着，心惊着，至今也不解，也不能释怀。
　　 说完纸扎，再来聊聊酒令。
　　 酒令，通俗的讲，就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红楼梦》一书里，最少不得的不就是吃喝玩乐之事了，随之，也就少不得要行个酒令什么的。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丫鬟鸳鸯所行的牙牌酒令，就是其一。牙牌酒令的规矩，就是说一张牌，说一句诗。比如，鸳鸯手执一牌，说了句“当中一个五合六”。贾母就应对说了句诗：“六桥梅花香彻骨。”她又说了个““左边一个天”，黛玉慌忙间回了句《牡丹亭》里的词：“良晨美景奈何天”，恰被一旁的宝钗逮了个正着。也因此，两个人才前嫌尽弃的。后来，鸳鸯又说了个“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扭捏着回了个：“一个萝卜一头蒜”。大致而言，这种牙排酒令行起来十分的雅致，必得是有些生活阅历及文字功底的人才能为。与此相比，我们农村男人们随意撸起袖子，大嘴黄牙满口酒气里喊出的“五魁首，六六六，八个大马跑”，就要逊色且俗气的多了。
　　 宝玉是贾家的命根子，他的生日宴会，真真是盛极奢极。彼时，史湘云出的一个酒令，更难，更繁琐。要求酒底、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加上一句时宪书（历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这是十分考验人智力与学识的一种游戏。那一次，全场的酒令里，要数黛玉替宝玉说的那一句最佳、最绝：“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你听，不仅词曲优美、韵律严谨，还再现了黛玉过人的才情，而且，就其内容的忧凄、哀沉之味，也暗合着人物的性格及命运。这，概就是《红楼梦》之所以好看、耐读的地方。
　　 当然，《红楼梦》中所行的酒令中，也不尽是这些个难的，繁琐的，也有比较容易的。比如，像如上湘云行完那个令后，至夜里，大家又聚在怡红院里吃酒玩乐所行的那种抽签的酒令，就很简单，也有意思，助兴是最好不过了。此一酒令，有点像我们如今的击鼓传花。不同是，它不是传花，而是抽签。那次行的酒令中，宝钗抽到了牡丹花签，黛玉则抽到了芙蓉花签。一个“艳冠群芳”，一个“风露清愁”。一个自饮，一个陪饮。乐得妥帖，也实在有意味。
　　 除以上诸般，邓云乡先生于《红楼梦识小录》里还谈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事，比如风筝、扇子、庙宇、金银、花儿匠等，可谓篇篇都很耐读。人一旦捧起，就不由得手不释卷了。著名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为此书作了序文。他说：“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还说，像邓云乡先生这样的同志，不避“繁琐”之名，不辞“不贤”之号，肯出来为一般读者讲讲这部小说里面的那些事物，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
　　 读罢了《红楼识小录》后，我深觉周先生之语，说得极好，半点也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