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无限延伸

“曾老师，您的信！”
　　 初三（一）班班主任曾郝的头从办公桌那如小山头般的作业本中冒出来，眼光穿透密密的水波纹般的镜片，聚焦在学生魏碑举着的一封信上。
　　 “谁写的？”
　　 “邓兵。”
　　 曾郝心里似有只鸟儿掠过，一道阴影印在心中。他马上接过信。
　　 邓兵在信中先是感谢曾老师和其他老师两年来对他的谆谆教诲，然后说他对不起各位老师，辜负了各位老师的期望，因为他不读书了。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曾郝没得到自己最想知道的信息，便又重新看了一遍，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曾郝想问问魏碑，可魏碑已回教室。他转念一想，不用问了，反正下午放学后要亲自去邓兵家家访，不管怎样，都得让邓兵坐在教室里来。
　　
　　 魏碑领着曾郝来到了一道山崖前。山崖有一两丈高，好似刀砍斧劈一般。崖壁上苍黑色的苔藓，泛着阴冷，好似从心里浸出的寒意。在川南丘陵，像这样的山崖是随处可见的。曾郝看着这高高的山崖，心想，邓兵他们住在这么高的山崖上，不小心摔下来可怎么得了？
　　 曾郝小心翼翼地沿着乱石砌成的一级级石级往上走，努力地把身子往崖壁靠。魏碑则像只欢快的小猴，在前面活蹦乱跳的。曾郝见了，叫他小心点。魏碑回过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这些路，我们走惯了，就跟跑大路一样。
　　 山崖上有一片开阔地，一丛丛浓密的翠竹，吐露出无限的生机。竹林间隐隐露出一座茅屋。曾郝马上联想到“竹篱茅舍”，觉得极富有古典诗歌的意境。
　　 曾郝爱好写作。他曾有过作家梦，为了实现这梦想，他参加了好几期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函授，写了不少的作品，可都没能变成铅字。于是他拾掇起这梦想，把写作当作是自己的爱好，当作是提升自己的一条途径。他很欣赏五柳先生的写作态度，“常著文章以自乐”，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他便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曾郝把休息时间几乎都用在写作上了。有老师不理解他的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觉得像他这么生活太辛苦了，不值得。曾郝听了，总是抱以一笑。他并不觉得写作有什么辛苦的，相反，他倒觉得写作引领自己在自由的精神王国里纵横驰骋，让自己感受到来自精神世界的无比美好，这是任何物质都不能给予的。正是曾郝的这份热爱和执著，使得他的文章时不时见诸于报刊杂志。
　　 魏碑指着茅屋说：“曾老师，那就是邓兵的家。”
　　 曾郝暗自吃了一惊。他从眼前的茅屋，大致明白了邓兵辍学的原因。他不由自责起来，自己只知道关心邓兵的学习，却忽略了他的生活。想到这里，曾郝觉得很愧疚。他想到了孙老师对自己的希望。
　　 曾郝初中毕业时，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母亲体弱多病，两个哥哥又都分了家，生活也很困顿，连父母都顾不上，他俩的不孝，客观上讲是生活所迫。母亲见幺儿成绩这么好，拉下自己这张老脸去求两个大儿子和媳妇，请他们把兄弟的书供出来，两个儿子没说什么，两个媳妇却打成一板腔，说那是父母的事，跟哥嫂没关系。曾郝听母亲说后，他不恨哥嫂，他谁也不恨，他觉得这也许就是村子里的人所说的“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当然，曾郝并不想屈服于命运，眼下虽说自己读书之路已经断绝了，但人生之路千万条，凭自己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定能开创出生活的新天地。
　　 让曾郝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班主任孙老师来家访了。孙老师在得知他的家庭情况后，叫曾郝只管去读书，其他不用考虑，都由他负责。曾郝觉得这样太拖累孙老师了。孙老师解释说，这怎么会拖累我呢？像你这种情况，学校会减免学费，而且还有困难补助，另外，你成绩优秀，学校也有奖学金，这不把学杂费解决了么？至于生活方面，你住在学校的时候，就在我家吃饭，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多添只碗，多添双筷子而已，哪算得上拖累的呢？曾郝当然明白，孙老师说不拖累，其实还就是拖累。曾郝见孙老师一心一意地帮自己，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感激，他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报答孙老师的深恩。
　　 曾郝师范毕业，走上了教学岗位。曾郝之所以要读师范，自然是受孙老师的影响，因为正是孙老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当曾郝去拜访孙老师时，提到当年孙老师对自己的恩情，说自己这辈子都难以报答的。孙老师听了，便跟他说了上面那句话。曾郝把这句话铭刻肺腑。
　　 曾郝叫魏碑回去。魏碑想到难得有机会为老师做事，坚持要把老师带到邓兵家里去，曾郝也就由着他。
　　 邓兵家是两间低矮的土屋，有了明显的破败倾圮的迹象。屋上的茅草松松散散的，像抱鸡婆的毛。土墙已裂开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缝，像一道道如沟壑般的皱纹，土墙有些地方被从瓦缝中筛下来的雨水冲刷掉了不少的泥土，好像是被生生地揭了一层皮，有些触目惊心的。此情此景，让曾郝想起五柳先生那屋子：“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魏碑向土屋里大声喊道：“邓兵，曾老师来了！”
　　 不久，土屋的门口露出了一张苍老的脸。曾郝以为是邓兵的奶奶，刚想打招呼。魏碑却先喊道：“袁孃孃，这是我们的班主作曾老师。”
　　 被魏碑叫袁孃孃的女人从屋里摇了出来，热情地向曾郝喊道：“噢，曾老师来啦！快请屋里头坐！”
　　 曾郝这时才看清楚，眼前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给人极为鲜明的印象是她的头，很是吃力地向右歪着，几乎要歪到右边肩膀上了，就像有人强按着似的。这也使得她走起路来，身子往右边倾斜，她便有意识地让身子往左倾斜，整个姿势也就一下右一下左，好像在巨浪中摇摆的船，颠簸得很是厉害，令人提心吊胆的。曾郝想，这应该是邓兵的母亲袁素芳了。于是，曾郝回道：“好好，谢谢大姐！”
　　 土屋的门较为低矮狭窄。曾郝只能低着头走进去，不然就会撞着门楣。当他走进屋时，眼前一暗，屋里黑黢黢的，像傍晚时分，屋里的什物都朦朦胧的，看不大分明。过了会儿，那些什物才慢慢地恢复原貌。
　　 袁素芳抽来一根高板凳。柏木的，不过早已失去了柏木的本色，变成乌黑乌黑的了。板凳朴拙，木钝，一眼就能看出是村子里土木匠做的。这板凳最大的优点是经久耐用，不易摔坏。这也表明农人们最注重的就是个实在。
　　 袁素芳知道老师都爱卫生，不像她们农村人，走到哪里，拿起个屁股坐就下去了。她撩起衣袖用力地擦了擦凳面，可擦来擦去，那板凳还是那色道，没什么变化。曾郝见了，走过去接过板凳。袁素芳不好意思地说：“曾老师，真是怠慢你了！连一根干净点的板凳都找不到。”曾郝回答道：“不用讲究的，我也是农村的，这样就挺好。”
　　 曾郝刚坐下，从里屋传来了咳嗽声。曾郝朝里屋望去，见门口站着一个人，佝偻着身子，一只手扶着门框，好像是走了远路，直喘着气。
　　 “曾老师，您……您来啦！”刚打完招呼，这人就“吭、吭、吭”的一阵猛咳。
　　 袁素芳对曾郝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废人，说不上两句话，就咳得不得了。今天也是曾老师您来了，他才下床来跟您打招呼，要是其他人，他是不会下床的。”
　　 原来这是邓兵的父亲邓平安。他这是得的什么病，连走两步路都这样，整个人瘦骨嶙峋，干枯得像一根藤藤。曾郝的眼睛有些涩涩的，他知道自己这是同情。曾郝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就是在电视里见到那些不幸的人或是比较伤感的场景，他都会流眼泪。他马上站起来，说道，大哥，你身体不好，不要下床，还是回床上躺着休息吧！说着就想去搀扶邓平安。
　　 袁素芳拦住了他，请他快坐，别管他。然后抽了根矮板凳放在邓平安身边，叫他坐在那里。
　　 想不到邓兵的家庭情况跟我那时差不多，我俩算得上是一个版本的了。我也要像孙老师一样，为邓兵解决一切困难，让他回到教室。曾郝想。
　　 邓兵怎么不读书了呢？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帮你们解决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让孩子去读书啊！曾郝开门见山地说道。
　　 “曾老师，你来得正好，这个娃儿，他只听你们当老师的话，我们当老人的话他不会听。你帮我们好好劝劝他吧！”袁素芳说道。
　　 曾郝一听，心想，袁大姐叫我劝邓兵，是叫我劝他听父母话，不去读书吧！于是他问道：“大姐，你的意思是要我……”
　　 袁素芳看出曾老师是误会了，便接过话来说：“曾老师，你也以为是我们大人不要他读书么？我们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认为的。其实是大娃儿他自己不读，我们怎么喊他，求他，他就是不读。这个娃儿啥子都好，就是个牛脾气，犟拐拐，真拿他没办法的。”袁素芳说完，深深的叹了口气。
　　 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另一个问题又在曾郝脑子浮现出来，邓兵怎么会不读书呢？
　　 所有教过邓兵的老师都说邓兵是个不可多得的学习苗子，他不但脑瓜子灵活，而且还特别的用功，有一股子不怕吃苦的劲头。这正是时下学生所缺少的。也正因为这样，邓兵的成绩稳稳地居全校乃至全镇第一名。像这么优秀的一个学生，他怎么会不读书呢？
　　 “都是因为我……我……我……”邓平安因又气又急，一句话没说完，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使得他说不下去了。
　　 袁素芳便跟曾郝拉起了家常。
　　 他们一家共有五口人。小的三个中邓兵是老大。在他三兄弟还没出世前，家里就穷得是叮当响。当初袁素芳与邓平安耍朋友，袁素芳的父亲袁华极力反对。只不过袁华在与袁素芳的母亲伍花离婚时，袁素芳是断给伍花的。伍花见袁华反对得那么激烈，也不知她是不是想用女儿的婚事来气袁华，她坚决支持女儿。袁华气得没法，与袁素芳断绝了父女关系，不准袁素芳踏他家门半步。后来袁素芳得知父亲患了肺癌，想去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可是袁华在这个时候仍不原谅她，把她拿的东西全扔到了屋外。袁素芳是一路伤伤心心地哭着回去的。
　　 袁华之所以这么坚决的反对，主要原因是邓平安家里太穷，又没啥本事，女儿嫁过去，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只有受穷的命。现在看来，倒应验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经历了家庭两次重大变故后，袁素芳似乎觉得，自己家变成这样，是因为自己结婚时，父亲不但没有祝福自己，反而还诅咒自己，似乎这诅咒就像孙悟空头上戴着紧箍咒，是无法取掉的。不过袁素芳并不怨怪自己的父亲，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去年栽红苕的天气，好不容易等到了一场大雨。下午，雨停了，袁素芳便到自家菜阳土里割了一大背篼苕藤，准备背到牛脑壳坡去栽。这一大背苕藤要说重并不重，也就百市来斤。当袁素芳把苕藤背起来时，有苕藤从袁素芳右肩头垮了下来，袁素芳把头往后一拗，想把这苕藤挡住，这时她听到颈子“咔”地响了一声，同进感觉到颈子有点痛。她没在意，以为这跟晚上睡觉睡落枕一样的。她忍着痛把苕藤背到牛脑壳坡，栽完了才回去。
　　 袁素芳回去没跟邓平安说。她觉得像这么一点点儿痛，忍一忍就过去了，她并不是一个娇里娇气的人。
　　 第二天，袁素芳感觉颈子比昨天痛得更厉害了，她起不了床。她想到可能是昨天栽红苕时，打湿了衣裳裤子，受了风寒才会这样的。便叫邓平安去大队医生那里开了两天感冒药回来。
　　 又过了一天，袁素芳的头无法动弹的了，哪怕稍稍动一下，颈子就痛得受不了。袁素芳跟邓平安一说，邓平安觉得事情严重了，直怪袁素芳怎么不早说。邓平安请来大队医生。大队医生看了看，直摇头，叫往区医院抬。区医院又叫往县医院送。县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是颈椎骨折断，需要动手术才行的，不然这人会有生命危险。只是这动手术得好几千，对他们家来说，就是把那土墙坨坨拿去卖了，也只能凑够手术费的零头。
　　 袁素芳知道邓平安哪怕是把腿跑断了，把整个中国都跑一遍，也凑不够这手术费的。她就跟邓平安说她要回去。邓平安不同意，说医生说的，不做手术，恐怕连命都保不住的。
　　 袁素芳当然不想死，就跟大家说的：“宁肯世上挨，不肯黄土埋。”可找不来钱，医院一颗药也不发，这么干拖着，还不如在家里。于是袁素芳第一次冲邓平安发了火。等发过火后，她又同情起丈夫来，丈夫这也是为自己好呢！她安慰丈夫说，一个人生死是有地头的，这要死的人，你再怎么医也医不好的。邓平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听妻子的。
　　 袁素芳回到家，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邓平安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等死，他又去把大队医生请来，说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大队医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实在没那个水平，他只能开点止痛消炎的药，尽尽人事罢了。
　　 说到这里，袁素芳有点说不下去了，但她还是硬起心肠往下说，“曾老师，你不晓得，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躺到床上，就跟那活死人样。其实我还不如那死人，死人他至少不会痛。我不但痛得不得了，连动也动不得，脑壳就这么往右边歪着，屙屎屙尿都要他来接。可他又要忙活，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把我睡的这张床抠了个洞，把尿桶放在洞的下面。医生开的那个止痛药，吃下去也就管那么一会儿，过后痛起来了就只有干痛。痛得受不了了，我就喊，把嗓子都喊哑了。村子里的人听到我这么喊，都可怜我，说我好‘遭孽’。我也不晓得自己前辈子做了哪些过余的事，这辈子才遭这个罪。我好几次都想死，可又丢不下这三个娃娃，再说自己想死也做不到。我那时躺在床上想，一个人要是像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算我命大，捡了条命，只是人却成了这个样子，看到都怪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