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的一点看法

我读新诗（五四到如今），辗转玩味之间，发现一个问题，从胡适，康白情，郭沫若等的筚蕗褴褛，新月派，早期象征派的头角峥嵘，再到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的它山之玉，你会发现不管是新诗的“文”还是“质”，都在古典承袭和外来诗艺的双重力量中慢慢蜕变，探索，成长。让人感到一种如凤凰涅槃一般郁然的生命力，新诗先驱不仅在实践上有所创获，更有理论上的擘画，虽然只是初露锋芒，但已隐有大气象蕴藉其中，胡适（《谈新诗音节》），饶孟侃（《论新诗的音节》），闻一多（《诗底格律》）等诗人分别有谈论新诗的理论文字，而其着力点首先在于新诗的音节，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出了“音尺”、“音步”的概念，试图在不蹈旧诗格律的基础上，保留中国诗歌的顿挫之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新月派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做了很多尝试，也不乏佳制，并且灵动活泼。
　　 然而这种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似乎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路子，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那种意识形态的喑哑之后，朦胧诗潮漫过，先锋诗涌来，佳作频出，然而诗歌似乎从神坛上被拽下来，小说摘得桂冠，民众会不由地感到对新诗的隔膜，各种新奇的诗风，晦涩的意象让新诗越来越渺茫，却总似天空中的游云一般，走不进人们心中。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我有时在想，诗歌该有自己发展的规律、线索，然而它一定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从生活中，从时代中，从历史中，从诗歌自身中获得生命力，而新月诗人的探索正是新旧诗青黄不接时，一批有识之士结合时代与文艺规律的极有益的探索，虽然不成熟，却是健旺的，向上的，而文革后的诗歌，固然佳作迭出，可却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令人措手不及，我想这是否是新诗寂寞的原因呢，我很迷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何不从新月诗人那条“断了的线”上续接起一条新的道路呢？对于新诗的百年道路我的了解还不全面，还在继续深入。不过我的这一设想未必是没有意义的，也许有人认为我在开历史倒车，不过钱穆先生也认为可以“从旧结构中开启新生命”，我想，任何本意是为了新诗更好的发展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还有它的一点价值吧。
　　 以此一得之愚，与大家商確讨论，如果有价值，我还会将这个探索继续进行下去。
　　 长安孟鑫2015年6月29日于陕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