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抗日根据地早期领导 ——郭子化小传

摘要：郭子化，1896――1975，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创始人之一，江苏省邳县郭宋庄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底，郭子化来到枣庄，在老街西门外鸡市租了两间草棚开起药铺，后发展成“同春堂”药店。此后以行医为掩护，肩负起重建枣庄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1933年春，成立了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1935年成立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特委书记。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郭子化等同志，到抱犊崮山区开展农村工作，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36年冬，郭子化任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5、6月，郭子化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7月初由延安返回鲁南，郭子化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委员。1945年，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7月20日，在山东省参议会和省政府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省府秘书长。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郭子化任市长。1950年郭子化代理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调华东行政委员会，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是年冬，调任上海市民族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调中央卫生部任部长助理，1961年，任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中医工作，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唯心沥血地战斗在卫生战线上，为繁荣和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不懈努力，成为新中国中医工作的奠基人。十年动乱中，受“四人帮”迫害，不幸于1975年病逝。 我自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党活动后，常为隐蔽形迹而使用别名。如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夏，在江西庐山时，名葛法元。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年夏，在皖东北泗县时，名李念三，字省吾。一九三○年秋至一九三一年春，在苏北丰、沛等县时，名葛幼如。一九三一年夏至一九三二年秋，在河南永城县时，名郭省三。一九三二年十月由永城县到鲁南矿区时，名宠霖，字沛霜。一九三六年夏由枣庄转入鲁南山区临、费、滕、峄地区活动时，名周尚德。直到一九三七年年底，特委机关移驻徐州，为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个人争取公开活动，权以郭子化真名出现。
　　 我原籍江苏省邳县七山镇南乡下郭宋庄。生于一八九六年(丙申年)十月二十八日，为家中长子。父母皆是农民。家境贫寒。十八岁以前，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四年私塾和一年半的初级小学。十九岁时，由伯、叔两家资助，至离家二十五里的古邳镇峄阳高级小学读书。一九—八年夏，高小毕业后，得两位教师资助旅费，投考了江苏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第一年时，我还是个埋头书案读死书的学生。第二年转入本科一年级后，巧遇“五四”运动的波涛，把我冲洗一新，成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我的思想受到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等理论的影响，曾于假期内在家乡联合友人创办小学，成立识字班；在学习进入最后一年的时候(一九二二年秋)，联络本乡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同学，成立“平民植树公司”，兴办峄、黄两山森林。一九二三年夏毕业后，即开始筹集股金，兴办林业，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很快就在当地土豪劣绅的联合压迫下宣告失败。我也只好外出求学。
　　 一九二四年春，我由朋友介绍进了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级补习班，并由该校学生曹寅甫找到刘汉川，介绍我参加了秘密的国民党组织，担任宣传工作。不久，为了争取官费补助，又投考北京私立朝阳大学。同年九月，由顾作则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的组织，担任市党部宣传部干事。一九二六年春，我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教育，思想上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同年，我由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介绍给广州的于树德，到广州后由于树德介绍，去前线找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邓分配我做政治部社会股干事。工作不久，即调新四军二十四师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在这里，我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吴亚鲁和宣传干事马汝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我入党后，为了开辟江苏省的地下工作，遂联络总司令部的青年军官，创建了党政训练班。党政训练班筹备会成立后，我即请长假离开军队，赴汉口专做教育工作。
　　 当时国共合作，我们的党员多数是跨党的，训练班的名称亦冠上“江苏省国民党驻汉训练班”的字样。国民党左派江苏省党部委员张署时任校委会主任，我与陈亚峰，吴亚鲁等人为校委会委员，我兼教务主任。陈亚峰任党支委员书记，我任副书记。时沈雁冰在此教学，毛泽东主讲农民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前夕，汉口市委决定训练班结业，由我负责学生遣送回籍工作，并要我在训练班结束后随新四军(张发奎部)撤出武汉。但我结束校务时已到七月半后，武汉已极紊乱，我已找不到新四军。至八月初，始和学生王雪、滕幻山两人计划由九江去广州。及至九江，因南昌暴动，道路不通。我复折回汉口，试图由湖南去广州。但到长沙后，又值唐生智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青年学生。见湖南紊乱不堪，难以通过，不得已又转回九江，到庐山牯岭医院找到了原武汉党政训练班教员石侠生同志，隐蔽了大半年，在此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一九二八年初因反动分子齐公起等告密，便随李云樵、许海银来到了他们家乡泗县。不久与泗县特支接上关系，后参加县委担任组织工作，兼任马厂区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O年组织全面暴动时，县委、区委均改为行动委员会，我专任白庙区行委书记。
　　 此次暴动，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在敌强我弱，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进行的，自一九二九年冬开始准备，一九三○年夏先后在梁庄、白庄圩一带举行。不仅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暴露了力量，致使全县地下组织被敌破坏净尽。暴动失败后，我辗转至沛县，与沛县县委接上关系。即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泗县开辟微山湖边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组织上考虑我在沛县熟人较多，难以隐蔽，遂决定我到永城县工作，担任组织部长兼薛湖区书记。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九月间，永城县委组织农民反抗烟捐斗争，接着又组织了“韩庄暴动”和“火神店暴动”，拉起了六十多支枪的游击队，由特委派来的朱大同任队长。后因地主武装力量强大，队伍无法立足，这支队伍为土匪杨协月部吞并。暴动遂宣告失败，全县党组织亦被破坏。
　　 我回到徐州向特委作了汇报，第三天即被作为特委特派员派往鲁南枣庄矿区开辟工作。枣庄矿区工作早期有一定基础，原属山东省委领导，但由于一九三二年的大罢工所遭到的残酷镇压，党的组织未能恢复，工人情绪低落，资方防范甚严，长期处在戒严状态，所以特委曾二次派人皆因环境恶劣而撤回。
　　 我到矿区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矿区工作开展了；农村工作方面，也与滕、沛两县打通了旧有关系。一九三三年，徐、海、蚌特委所有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遭到敌人破坏，我自此与上级党失去联系。
　　 一九三四年夏，由我先后召集峄、滕、沛等县丛林、丛衍瑞(化名刘老二)、张光中、褚雅青等同志会商，组织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各县的工作，我被推为书记，丛衍瑞任组织，张光中任宣传，丛林任秘书。
　　 一九三六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我突然发现朱大同和另一个人进了我的药铺。我已知其叛变，遂虚与周旋，言称我早巳脱离组织，对革命丧失信心，今以卖药为生。朱大同信以为真，但仍要将我带往徐州特务机关，以解脱他的责任。当日，我即随其去徐州，临行时暗嘱店内王寿山等，要他们赶快通知其他同志转移，并使李韶九等同志为营救我作了及时的准备。
　　 到徐州后，我仍装做早已不做党的工作，麻痹敌人。第二日，李韶九及其他同志即赶到徐州，代表枣庄药业公会前来作保，进行营救。当晚，我回到枣庄，立即召集没有疏散的同志报告了被捕和释放经过，并提出紧急处理一切工作问题。随后召开特委会议，安排了枣庄矿区党组织的改组、药铺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端阳节后，我即和丛林同志离开枣庄，进入鲁南山区费、滕边境高桥镇。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由西安党的特别支部谢华同志介绍到，延安找到党中央，解决苏鲁边区特委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中央组织部派王观澜，齐华两同志询问了苏鲁边区党的工作情况，最后由朱理治同志传达了中央决定，批准了苏鲁边区特委并划归河南省委领导。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回到特委驻地高桥镇。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特委决定，首先利用临、郯、费、峄四县联庄会的基础，以临沂大炉的万春圃为中心，组织起抗日武装；以枣庄矿区李微冬为中心，开展矿区的抗日运动；在全边区各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九日，特委迁往徐州。我在徐州争取到公开身份后，以地方士绅名义，参加“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郭影秋同志任动委会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实际上组织工作全由他负责。因而我们争取在动委会组织部的领导下建立起青年救国团组织。特委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在鲁、苏边区公开地广泛地组织了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农民的抗日武装，发展了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包围徐州，特委于五月十七日夜突围，从微山湖上撤至鲁南山区滕、峄边界。六月份开始了反击土顽申宪武的战斗，七月初胜利结束。适在这时，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以四支队两个团为掩护，将省委迁移到滕、峄边界山区。由于省委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引起当地大地主、大士绅韩修彦等土顽武装的联合，配合被我打败的申宪武向我军进攻，造成这一地区形势紧张，难以存在、发展。只得通过特委原来的统战关系山东第三区专员张里元，将省委迁往张管辖地区鲁中沂水县境。省委书记郭洪涛在这次来滕时，通知我苏鲁边区特委原辖区改归山东省委领导。省委北撤不久，我也调省委任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长。
　　 一九三九年初，山东省委改为山东分局，我任统一战线部部长。同年九月，随山东代表一起赴延安。因湖西肃托问题该区原来的负责人不便做候选人了，山东分局决定我为党的七大湖西地方的代表候选人，但因湖西未能举行选举，以致未能确定我的正式代表资格。郭洪涛同志只告诉我，到延安后再定。
　　 一九四○年到延安后，我即到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九四一年夏，转到延安杨家岭高级学习组(组员都是代表)学习。同年冬，进高级党校学习。我的七大代表资格，是经整风学习和审查历史，特别是证明被捕保释的关键问题后，才由山东代表团通过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林彪叫我和程照轩同志负责组织山东在延安干部回山东工作，前后送走四批后，十月间我和程照轩同志带朱洪、黄海明、于汀子等同志回山东。一九四六年春，我们到达临沂后，得知中央已决定我为华东局委员。不久，华东局决定我兼山东省府秘书长。八月，国民党军队向山东重点进攻，山东省组织支援前线委员会，我兼任主任委员。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任华东局秘书长。
　　 约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间，组建山东分局，我任委员兼统战部长。三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四月省府进驻济南。一九五○年康生因病休养，我任山东省政府代理主席直至一九五二年三月。
　　 (摘自郭子化同志1956年写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