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崔东壁遗书》

比较胡适和鲁迅向青年推荐的书目，《崔东壁遗书》走进我的视野。
　　
　　 崔东壁，清代考古辨伪学家，毕生致力于搜集整理上古三代以来的史料记载，析正辩误，存真去伪，写就《考信录》、《孔子传》、《三代正溯通考》、《古文尚书辨伪》等煌煌巨著，在我国典籍考证领域筑起一座丰碑。
　　
　　 《遗书》是崔东壁先生为典籍考证所写的随感，相当于他所有典籍注释的序言，加上书前又排印七位学者的序言、序言的序言，整部书都在围绕“考证”说事。所谓“考证”，打个比方，“人之初”，考证为“性本善”，再考证为“性本恶”，再考证仍为“性本善”，再考证为“性本真”，再考证为“性本无善无恶”。一代一代先贤学者就这样不厌其烦反刍咀嚼，毕生精力耗在故纸陈言堆里，锦瑟般年华在青灯黄卷中付之夕阳西下长江东流。看到《遗书》中密密匝匝的蝇头小楷，仰慕之至也禁不住扼腕长吁浩叹。
　　
　　 由此，想到18世纪德国“狂飙运动”思想领袖赫尔德尔在谈到“民族特性”时一句话：汉民族有个习性，喜欢围绕一个问题兜圈子。
　　
　　 横亘北国的万里长城，从秦朝开始夯土架构，修之摧之，摧之修之，补补缝缝绵延两千多年，成为世界所有文化遗产中唯一在建时间最长的建筑，较之希腊赫菲斯特神庙、较之罗马角斗士圆形剧场、较之英国圣保罗教堂、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新旧迭加，旧上翻新，新上复旧，堪称建筑一绝。伟大的曹雪芹一生都在修改《红楼梦》，何止十年增删五次。因为修改时间跨度过长，为了省抄工，就利用手头现有抄本，有时改几回，这几回流传到社会上，周转多年又回到作者手中，又改写一遍，结果作者也搞不清哪些部分改了几次，或者说《红楼梦》就没有一版本是系统修改的，这也是“红版本”扑朔迷离之所在。中国书法，一笔一划讲究入微，所有书法家们追求的艺术情趣，偏偏就在重复的笔画之中，在他们看来，上千遍上万遍的笔法抄写之后，展示的线条才最富魅力和神采。
　　
　　 这些说明，国人具有这一习性不是虚言。
　　
　　 “围绕一个问题兜圈子”，不属于优根性，也不属于劣根性，而属民族个性或癖好。本来，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气候生长不同的植物生物，这既是大自然随意安排，也是造物主有意为之，保持事物多样性，是上帝造福人类最显赫的功勋。这一习性固然培养、成就了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韧性和炉火纯青的技艺，但也要承认，多样性的丧失，给我们民族衍息生存带来不亚于失聪失肘般的伤害。
　　
　　 它使我们民族天文、兵法、建筑、诗歌、音乐、绘画，千百年来如出一辙，永远驯服于原创时、原生态的技俩和套数。正如有的学者分析孔子学说，历朝历代对之尊尊贬贬，对同一学说要么趋之若鹜要么避之不及，而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使得国人语言系统和生存模式，仿佛一直停留在民族的幼儿成长期，最终连民族产生第二个孔子可能性都没有。千篇一律、循规蹈矩般的艺术构造，很容易让人想起沙漠中深埋的木乃伊，尽管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而且用丝绸包裹，但是它已经没有呼吸，已经没有脉动。
　　
　　 它使我们民族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围绕一个问题兜圈子”，无疑聚集了历史，丰厚了底蕴，但过分悠长的背影，会让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视而蹒跚不前，对曾经拥有的沾沾自喜，平添了一份原本可以轻装上阵的阻力。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长得缓慢。无数文人精萃们奉三代古训为至尊，无数热血大丈夫楷模着经典人物视死如归，未必就是兴国兴家之道。
　　
　　 它使我们思维方式固化和迟缓。正如瓷器、丝绸、火药的发明和制造，虽领先于世人但从未得到过改进和完善。因为，旧物得心应手便也失去诸多麻烦，思维驾轻就熟确比标新立异省事很多。所以在国人的思维中，淡泊悠远的空间，不应有新的任何直立突兀的坐标，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和波澜不惊的海平面最令人心旷神怡；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有人认为，老态龙钟比商鞅车裂要好，哀而不伤比王安石免官要强，温情脉脉比谭嗣同砍头要美。于是，不狂暴、不玄想、不冒进，贵领悟、轻逻辑，重历史、轻未来，重现世安稳、轻人生波澜便成为人们生活的矢志追求，而那种凤凰涅槃、壮士断腕的超级新生模式，就这样静悄悄地与民族失之交臂、分道扬镳！
　　
　　 以上仅是我读《崔东壁遗书》的偶然所思。我没有也不敢对典籍存有任何不敬之意。书还是要读的，合上此卷，胡适和鲁迅向青年推荐的另一本书目《淮南鸿烈注释》又放到我的床头。